《尴尬时代》：小说如何反映大时代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文：葛维屏

最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节点即将来到，文学圈也开始了对四十年来文学的回顾与溯源。

我也随着这个大潮荡涤着，回到了最初原点，重新尾随着四十年文学的潮汐与波痕，粗略地走了一遍，给人的感触是，这四十年的文学思潮是一浪赶着一浪，一波连着一波，眼花瞭乱，光怪陆离。

这种波涛汹涌的强烈感受，最强烈地云集在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不断要为自己贴上标签以证明自己是弄潮儿的时代。

一个刊物就可以发起一个文学运动，占山为王，封土为侯，但俱往矣，那些标签的存在，现在还留有多少？

四十年来的文学，最初被封为“新时期文学”，但是这个称号，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基本不再被提起。因为后来者，不会把自己困守在前人的“新”内，但又不能再加冕为“新”“新时期”吧。

那个标签到处乱贴的时代，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像狗皮膏药到处贴满电线杆的壮举，最初的“伤痕文学”，然后有了“反思文学”，之后再有“寻根文学”，还有现代主义，后来就出现了逆反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南京的刊物，发起的“新写实主义”，拉帮结派，最后也被滚滚浪潮淘汰在标签大泛滥的浪奔浪流之中，之后还有什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再之后，也就没有人关心这些潮流了。

四十年后，我们仿佛突然之间站在了裸泳的位置，洪水退去，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这时候，依然有一个问题困挠着我们，小说该如何写？

最近也有一些口号，如“底层文学”“民间立场”，但这些理论诉诸于文学现实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指导作用，用叶兆言的话来说，评论家基本上是书呆子，不懂文学，也不懂社会，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本来很简单的小说事实，非要上纲上线，本来没有关联的作家群落，非要拉扯上关系。

所以，文学的最后本质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来，既然如此，那么，文学始终逃脱不了两个关键的东西：一个是叙事，二是想反映的内容。

叙事是小说本身的功夫。什么是小说？名家说过：小说就是捡小处说说。所以，小说的语言是能小则小，能细则小，如果过于大而化之，那是大路货，与小说的精髓相距甚远。

小说反映的内容，那就是社会现实。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问题是小说的本身，与小说的内涵是两层皮，如何让两者连接贴合在一起？我想，这就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构思问题，技巧问题。

通常有一个说法，构建小说能够成立的体系，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因循着“所谓故事，就是事故”。

就是说，写小说，是写一个故事，但什么是故事，那就是“事故”，正所谓狗咬人不是故事，而人咬狗才是故事，因为人咬狗才是“事故”。它是逆向的。

因此，要找出小说里能够立起来的“事故”是颇为绞尽脑汁的，这也是欧亨利小说能够令人景仰的原因。

作家有各种让小说的“小”与内容的“大”联系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事故”，让小说的本体与时代的主题之间建立联系，找到小说赖以存在基础的入口与途径。

我想，这个模板可以在署名为“慢三”的短篇小说集《尴尬时代》里找到一个新的发现点与增长点，可以看出，作者颇为乐此不疲地沉湎在他的这种熟能生巧的小说模式的不断复制与壮大中。

实际上，我们在题材的选材上，总是回避那些迅猛发生且轰动口碑的大事件的主题，因为这些大事件，被群“口”粥粥地挂在嘴边，而失去了能够沉淀出意义的咀嚼价值，而《尴尬时代》却勇敢地挑战了这种陈见，在收入本书中的16篇短篇小说中，可以说百分之八十，都迅即地瞄准了刚刚发生过且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淡化的大事件。

我们不妨罗列一下：

《上班一条虫》中，背景是餐厅里的监控录像，掌握了商业秘密。《鸵鸟人生》中，背景是厌世者在公共场所引爆炸弹报复社会。《猴变》中，背景是孩子丢失，给家庭带来的一系列伤害。《苏州谍影》中，整天疑神疑鬼陷入间谍的圈套，结合最近的台湾间谍案，可以看出作者对时政的极度预见；《导演，我该躺哪儿》中的医闹悲剧；《袋鼠妈妈》中对幼儿园性侵的影射。可以说这些小说里的主题都是当今社会曾经的热点事件与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

如何让“小说”这种视角极小的叙事工具，切入到这些“大事件”中，这里作者采取的手法，就是动用了文学的各种可能，各种“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变形、魔幻、颠覆等手法，来实现小说基本架构与大事接的互联与联通。

在作者小说里的叙事主体，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一下这些人的平庸的人生，他们本来应该在南方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一个区域里生存，后来加入了北漂大军，意图在北京混出一个人样来，当过以拉广告为主业的编辑，干过北京外来户干过的各种杂活，这个主体，都带有一点文学青年的基本底质，这样的质素，在当今这个文化已经被唾弃的时代，显然是难以活得滋润自在了，总之，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又有一点文学青年的多愁善感，作者这样的定位，无疑拉近了这个小人物与普通读者的心理对位，同时，这样的性格定性，又使他加入到大事件带来的事故中能够给他的心灵产生足够的达到小说花言巧语所需要的心理反映。这样，作者成功地借助于这样的人物设定，而使得这个小人物与大事件挂上钩来。

而作者采取小人物与大事件的挂钩办法，实际上就是蛮横的让小人物硬插进大事件中。比如，《上班一条虫》里，直接把小说里的主人公设定成一个餐厅里上班的服务员，直接参与了发生在餐厅里的监控设备的安装及视频的传播，从而经识了卷入黑手争夺而导致的追杀危机；《鸵鸟人生》里主人公又设定成了出租车司机，从而载运着一个恐怖分子，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种设定，带有魔幻色彩，而作者的文字抒写中，也直接给文字加入了诸多变形、变异的魔幻手段，如《鸵鸟人生》里直接将人按照动物的属性予以呈现，从而给一个缺乏起伏的文字带来叙事空间上的弹性。除了这种变形之外，作者还虚化叙述的确定性，不断变更文本本身的多重现实时空，如《鸵鸟人生》里，写到自己成功地控制了恐怖分子的炸弹引爆，随即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又颠覆了这种叙事，直陈主人公被炸死。这种手法，你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说它是后现代笔法，都无并紧要，因为作者在写作时，脑海里是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主义的，太多的主义，会把小说创作死搅蛮缠成一团乱麻，而作者这样的设定，完全是妙手天成，只是完成了作者将小人物插入大事件之后，必须兼顾到的生活逻辑本身，因为在《鸵鸟人生》这样一篇小说中，一个出租车司机想逆转一件爆炸，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作者必须给予生活更为残酷的真相呈现，这样就自然地设置出小说里的另一个更为残酷但更切近生活的结尾。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书中还有一些小说，作者并没有对它进行魔幻式的加工，包括人格变形，人物变异，如《袋鼠妈妈》这一篇，小说完全是如实叙写一个小区里的年轻母亲，结识了一群妈妈朋友圈好友，但是，最后揭开的事实却是圈子中另一个女骗子，冒充成母亲，如何一步步地通过朋友圈骗取了信任，直到拐走了孩子。这个故事，作者没有对情节与人物进行任何的变形，这是因为这篇小说本身就具有了“事故”的性质，天生地具备了故事的优良秉性，所以，作者没有对它采取“先锋派”的手术刀的加工与修整。

至于作者通过他的这一套神奇的变形术，而赋予“故事”以起承转合的“事故”动力，究竟表达了什么主题？我想，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而最外在的内涵，就是作者借此思考着人生的意义何在，应对灾难来临时的人性困挠，以及庸常生活里的欲望秘境，作者巧妙地通过大事件，通过借鉴先锋派的一些技巧，来完成了任何一部小说都必须具有的对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刻画，对生存的映射。显然，作者是一个智者，找到了他的“这一个”独特的解剖刀，寻觅到了能够下手够狠够猛的切入点，完成了这部小说里的实在而又陌生的文本冲击力。这是一个好小说的标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