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清本溯源！掀开云浮程溪祖庙的历史真相系列文章

文章一：程溪祖庙始建年代比德庆悦城龙母祖庙早？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发源地？非也！

欣闻云浮洚水出土“程溪祖庙”门额，文物重现于世，应当可喜可贺。然而，当地以此碑为笔，再添以坊间传言“先有程溪，后有龙母”为墨，大作文章，说洚水才是程溪，称程溪祖庙始建先于悦城龙母祖庙，乃龙母祖庭。而悦城龙母祖庙是程溪祖庙的分灵。洚水才是龙母文化的发源地。甚至在没有任何有力依据情况下，直接说程溪祖庙始建于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

自去年九月出土“程溪祖庙”门额开始 ，当地网络媒体一系列关于“洚水是龙母发源地”的文章论点无外有三，一依据《旧唐书》、嘉靖《德庆州志》直指历史上的程溪就是洚水，程溪指悦城河乃清朝才有的说法；二、依据《东安县志》和所谓“孝通庙记”提出“迁庙”的说法；三、依据洚水当地相传“先有程溪，后有龙母”的俚语，断言程溪祖庙建于秦朝。当地网络媒体关于“洚水是龙母发源地”的系列文章皆出自一少年之手。但后来当地官方媒体亦声援此说，然所举证据皆有疑问。

一、谁才是历史上的“程溪”

既然说历史上的程溪，必须从正史着手。至于依据“木盘漂流”这种清朝才出现的龙母故事传说，想当然地认为木盆先漂到降水河口，被村民发现，然后龙母被救起“比较合理”，主观性很强，很不严谨。

据《旧唐书·志·卷二十一》记载的“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宋朝《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四》则说：“程溪水，在都城县东百步，亦名零溪。南越志云：………。”

《旧唐书》、《太平寰宇记》都认为在程溪在都城县治（郁南县都城镇）东边很近（距离百步左右）的地方。不可能是二十里之外的罗旁水（今建城河），亦不可能是当时康州州治端溪县附近的端溪,更不可能是远距都城二百里的洚水。而在都城东侧除了西江并没有其他河流，也就是说现实地理中找不到《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

《太平寰宇记》中关于程溪的记载

翻开比《旧唐书》早一百多年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程溪水，东去（悦城）县百步。”不禁恍然大悟，《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皆将悦城县之程溪误认为是在同属康州辖下的都城县。唐宋时期所指的程溪都是现在的悦城河。

唐《岭表录异》记载：“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织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人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日，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若说龙母初葬“东岸”青旗山，后“悉移于西岸”至今犹存的龙母墓的位置。明显，《岭表异录》所在的“江”是指当时的程溪，现在的悦城河。去过悦城龙母祖庙的人都知道，西江从洚水开始到是流向东北方向，过了悦城河口西江流向才折向东南，顺着龙母祖庙座向东望青旗山正好隔着悦城河，青旗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悦城河的东岸。

成书于元朝的《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孝通庙记》：“按唐李景休、赵令则碑：神为秦温氏之媪，渔于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龙，五雄二雌，从而豢之，鳞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候江次，龙辄荐嘉鱼于媪，若致养焉者。始皇帝闻之，召媪，媪行中流，龙挟舟而还。媪死，乡人葬之程之左澨绛水之滨。后有衰麻而杖哭诸墓，且恶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电，迁之高冈，乡人祠之始此。”乡人将龙母安葬程溪左岸，洚水河边上。古人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东西与左右常可互相替代。按照古人行文习惯，若程溪洚水是指同一条河流，那么直接写“程之左澨”或“绛水之滨”就可以了，无需赘言。显然这里的程溪与洚水是指不同河流。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成书《德庆州志·提封》则说：“（德庆州东）八十里曰灵溪水，一名程溪。其源出新兴县，北流百余里，经儒林、富禄二里入于江，水口有石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降，又名降水。古有温媪者居水口……一百里曰灵陵水，一名温水，其源出四会县，流一百余里，经悦城乡入江，可通舟楫。水口有孝通庙……”在这里灵溪、程溪指现在的洚水。而灵陵、温水则是悦城河。

《读史方舆纪要》（公元1692成书）载：“灵陵水在（德庆）州东九十里，自广宁界流入境，凡百余里，南入江，可通舟楫。一名程溪浦，出州东七十里，龙岩下有龙母墓，亦曰温水，亦曰灵溪。”在这里灵陵、灵溪、温水、程溪是同一条河流，指现在的悦城河。

《广东新语》载：“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灵溪与温水是同一条河流，指悦城河。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又名零溪，“灵溪”、“零溪”同音异字。而康熙《罗定州志》，乾隆与道光《东安县志》记载洚水时，却没提过“程溪”、“灵溪”之名。

综上可以看出，至少宋朝之前，程溪单指现在的悦城河。而到了明朝，才有部分文献将程溪与洚水联系在一起。

二、是否存在“迁庙悦城”？

首先，“移墓”不等于“迁庙”，这是不能混淆的。

有人断章取义，称据宋朝“邓桓显”《孝通庙记》载：“晋康郡悦城之龙母，闻于天下矣。自秦讫今，盖千数百年，其威神灵享如在，凡仕宦之南北，商旅之往来者，靡不乞灵于祠。桓显过之，因究修庙一事，两庑下石碑，岁久剥裂，无可读者，徒叹恨而去。今蒙恩守土，求之民间，得庙记二。观夫人之事，发迹于程溪，以圣母有鞠育之恩，而五龙有劬劳之孝报。视今迁奉之地，前后左右，山川气象雄伟，殆非人之能卜而有是也。以旱崴有数，乃以雨泽四方，故能历享圣朝封诰之典。今其族类繁衍，出入变化于万里之外，动关祸福，故多据形势以建其庙，则血食之奉，益广而无穷者，自兹庙始。然古今之记述，不可以无传。旧记文繁，因稍芟去，令工并郡之行宫，张君维所记并馋于石以垂悠久，使来者有考焉。”以文中“视今迁奉之地”来证“迁庙悦城”之说。邓桓显的《孝通庙记》，最早出现在康熙《德庆州志》中。查嘉靖《德庆州志·职官》，无邓桓显，只有邓桓，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任知康州军州事。而“孝通”又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所赐，邓桓元祐年间写的文章亦不可能名为“孝通庙记”。

邓桓这篇文章最早记载在嘉靖《德庆州志·秩祀》：“宋署知军州事邓桓记：晋康郡悦城之龙母，闻于天下久旧矣。自秦讫今，盖千数百年，其神灵享如在，凡仕宦之南北，商旅之往来者，靡不乞灵于祠。倾者过焉，因究修殿一事，西庑下石碑，岁久剥裂，无可读者，徒叹恨而去。今蒙恩守土，求之民间，得庙记二。皆非口（笔者不知何字）本而字多舛谬，因以意是正其不能辨者。因其旧本，观夫人之事，发迹于程溪，以圣母有鞠育之恩，而群龙有劬劳之孝报，视今迁墓之地，左右山川气象雄伟，逮非人之能卜而有是也。其旱崴有致雨以泽一方，故能享圣朝封号之典。今其族类繁衍，出入变化于四方万里之外，亦惊动祸福，故多据形胜以建其庙，则血食之奉，益广而无穷者，自兹而庙始。然古今之记述，不可以无传。旧记文繁，因稍芟去，命工并刻之行宫，张君维所记并馋于石以垂悠久，使来者有考焉。”对比可知，嘉靖志记载行文顺畅，亦更详细。“两庑下石碑”与“西庑下石碑”、“而五龙有劬劳之孝报”与“群龙有劬劳之孝报”等等皆有差异。其中“视今迁奉之地”与“视今迁墓之地，”一字只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嘉靖《德庆州志》

《永济行宫记》还记载：“夫人果以疾殒。既葬西源上，后大风雨，其墓忽移于江北，即今悦城也。阖境畜乘皆汗而疲困，昼夜号哭有声如人。远近神之，共立龙母庙于墓旁，祈祷应答如响。”说移墓西江北岸后，发生各种奇怪的现象，才在墓旁建龙母庙。《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孝通庙记》载：“（按唐李景休、赵令则碑）：后有衰麻而杖哭诸墓，且恶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电，迁之高冈，乡人祠之始此。”更直接说移墓后建的龙母庙是最早的龙母庙。在其他文献亦没发现在移墓前就建龙母庙的记载。

乾隆《东安县志·山川》记载：“青旗山，在城东北六十里，开展若旗，横连蔽日。楚怀王时，龙母寄寓程溪，即其地也。后迁庙悦城，以此为照镜山……”后来的道光《东安县志》关于青旗山的记载与此一模一样，持“迁庙悦城”说法。而稍早的康熙《罗定州志》关于青旗山记载并无“迁庙悦城”的讲述。

是否存在“迁庙悦城”，一目了然。

三、程溪祖庙与龙母祖庙谁先建？

众多史料相互印证，悦城龙母祖庙始建年代不会晚于唐朝。当代温爱民先生《广东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兴修年代初探》已有详述，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门额的出土证明洚水边确实存在程溪祖庙，而程溪祖庙（或说龙母初庙）倘若真是龙母祖庭，建庙千年！如此重要一座庙宇何若连乾隆、道光两版《东安县志》中都找不到丝毫踪迹？而出土“程溪祖庙”门额的下围村，建村于清朝。

将龙母传说故事本土化，并不单存在于洚水地区。在德庆百册山下的兰源村亦存在一座龙母庙，当地人家喻户晓流传着龙母与赖布衣两位神仙在百册山斗法，移百册山堵住西江的事故。百册山上有布衣洞一个，亦传说赖布衣曾在洞内休息。龙母的传说在口口相传中出现偏差而本土化或者衍生新的传说在所难免。洚水地区“先有程溪，后有龙母”或者说“先拜程溪，后拜龙母”的俚语亦不过龙母传说相传过程中衍生出来而已。

2018年4月15日

何阳福

于砚洲岛

文章二：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

云浮当地网络媒体宣传“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的发源地”，然笔者对该系列所举证据皆有疑问。作为“好事者”，本着实事求是，以免以讹传讹的原则，翻阅各类史料，笔者写下《程溪祖庙是龙母祖庭？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的发源地？非也》一文，以求正本溯源。自认为已经够浅显明白。然云浮周业锋先生一篇《再论龙母祖庭》，实在让人汗颜。

在《程溪祖庙是龙母祖庭？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的发源地？非也》一文中，笔者依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程溪水，东去（悦城）县一百步。”以及“百步”的距离结合现实地理位置，以证《旧唐书》、《太平寰宇记》之误。诚然当时笔者为了行文简洁，没有详细展开说明，让周叶峰先生望文生义，误会笔者这里的“百步”是步数的意思，在此表示抱歉。

为此特意展开说明：

步，古人以举足一次为跬, 举足两次为步（今以举足一次为步）。步亦是古人的计算距离的单位，距离不足一里（有说以三百步为一里）以步计算。周朝以八尺为步，秦朝以六尺为步。那么唐朝以多少尺为一步呢？既然周业锋先生手上有套《旧唐书》，那么笔者就在《旧唐书》里找。《旧唐书·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步二百四十为亩”是指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免周业锋先生再次望文生义，认为《旧唐书》记载的“步”是面积单位。

周业锋先生在文中说：“‘百步’不是准确数目，而是泛指一定长度，如古文中常有‘万丈’、‘千寻’、‘三思’等词语，都不是指某个准确数目；如好事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就一味极力推翻文献记载，那就是纯属幼稚了”。不好意思，又让周业锋先生误会了笔者连古人以数字指概数的常识都没有！周业锋先生，要知道你引用的《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中描述地理的文段，在这种语境下的“百步”会是泛指一定长度吗？再说，周业锋先生也知道当时的洚水属于悦城县，距离悦城县治更近，若真是说到洚水，何以当时的都城县治为地标描述呢？

而成书比《旧唐书》早一百多年的唐朝官方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亦写的明明白白。程溪就是今天的悦城河。

的确，嘉靖《德庆州志》载：“ 州东八十里曰灵溪水，一名程溪，源出新兴县，北流百余里，经儒林、富禄二里入于江。水口有石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降，又名降水”，且不论记载正误，暂时当这正确的，所以笔者在《程溪祖庙是龙母祖庭？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的发源地？非也》认为：“至少在宋朝之前，程溪是单纯指今天的悦城河，到了明朝才有程溪是洚水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名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会变化的。如同“云浮”之名，今天的云浮市与二十多年前的云浮县，所指地方有所不同。与唐朝的云浮郡更是不一样，因为唐朝的云浮郡治在现在的阳春，辖地大部分也在阳春。

至于“揭奚斯为了防止大家不知道程溪所在，就特地加上‘绛水之滨’一句”。

难道揭奚斯先生还有预知能力，知道数百年后会出现“程溪之争”？或者说当时的洚水名气比程溪还大？要以洚水之名确定程溪所在？

“‘后有衰麻而杖哭诸墓，且恶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电，迁之高冈，乡人祠之始此’一句则说明龙子厌恶乡人葬龙母的地方太低近江潮，就发雷电将龙母迁葬于更高的山冈上人们也由此开始建祠庙供奉龙母了；注意这里全文并无半点关于‘悦城’、‘迁墓江北’字样，这里指的‘高冈’就是今天洚水乡的青旗山，这里指的‘祠庙’就是后来洚水乡的程溪祖庙，天下诸多龙母道场无非从这里迁灵出去”。

又开始咬文嚼字断章取义了，周业锋先生是洚水人，可知道洚水故老所说的龙母坟在青旗山脚，公路之下，也不是所谓的“高冈”？结合宋朝张维的《永济行宫记》载：“夫人果以疾殒。既葬西源上，后大风雨，其墓忽移于江北，即今悦城也。阖境畜乘皆汗而疲困，昼夜号哭有声如人。远近神之，共立龙母庙于墓旁，祈祷应答如响。唐太和中，李景休、会昌赵令则刻文于碑，详矣。”亦说迁墓之后才建庙，也知道了揭奚斯先生所说的“乡人祠之始此”是指悦城龙母祖庙。至于周业锋先生认为程溪祖庙早已存在，为龙母祖庭，如此重要的庙宇，为何连乾隆、道光两版《东安县志》都没有丝毫记载？是否可以确定在《东安县志》的编者们看来，程溪祖庙并没有周业锋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只是普通行宫一座，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又或者当时洚水下围村还没有建程溪祖庙？

“之前我看到一个论调，说是洚水乡在‘抢’龙母文化，但是这个‘抢’字，就尽显无知、无礼、无实，这是一个极其低陋的观念。综合前面所列众多史载，证明龙母文化就诞生于降水河出水口，即古人说的‘程溪浦口’，难道洚水乡的龙母文化还要‘抢’过来吗？持此观念者应是德庆人，他还将洚水乡的龙母文化与广西的龙母文化相提并论，难道这有可比性吗？广西的龙母渊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宋朝，而洚水乡的渊源却是自古已有，而且德庆方面的造神运动不是历来就承认龙母是广西人吗？现在广西那边称龙母文化发源地，德庆人又似乎不悦，这只能说是他们咎由自取，与他人无关。”

周业锋先生所说的“综合前面所列众多史载，证明龙母文化就诞生于降水河出水口”是在程溪就是洚水的前提下推论的，可史书上程溪至少在宋朝之前是指悦城河，明朝才出现程溪是洚水的说法（笔者这个观点不论嘉靖《德庆州志》记载正误都是成立的），现在这个前提没有了。至于周业锋先生认为：“既然龙母归葬江南，那么其生活区域自然也在江南了”，那也是周业锋先生认为而已，“归葬江南”为何就不可以生活在仅一江之隔的西江北岸？

关于“在广西那边称龙母文化发源地，德庆人又似乎不悦”这句，周业锋先生可能不知，悦城与梧州的龙母文化只不过是掘尾龙（或说秃尾龙）传说文化的一种亚文化而已。掘尾龙的传说文化在全国各地皆有。而南宁的武鸣地区亦存在有关于不同于悦城、梧州龙母文化的另一种掘尾龙亚文化传说，与悦城、梧州龙母文化本无多大联系。可武鸣在2013年却妄称当地的罗波庙为“中华龙母第一庙”，珠江流域的龙母文化皆源于此。引起学术界反对，中山大学蒋明智教授也是持反对态度，具体可以上超星学术视频看蒋教授系列讲座《悦城龙母传说起源新探》。如今武鸣已不再宣称“珠江流域龙母庙起源于罗波庙”，当地罗波庙所祀奉的神，之前称“龙母”现在也改称为“祖母王”了。

龙母文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而关于龙母的传说不一定是真实的，随着时间推移，龙母传说的不断发展完善，偏离真实历史也就越来越大，以致到了清朝出现了龙母生于楚怀王辛未年这种历史上不存在的年份的传说。《东安县志》：“青旗山，在城东北六十里，开展若旗，横连蔽日。楚怀王时，龙母寄寓程溪，即其地也”，显然《东安县志》的记载受传说影响比较大，比《东安县志》成书稍早的康熙《罗定州志》关于青旗山的记载没有关于“迁庙”一说，《东安县志》受民间传说影响所记载的“迁庙”可信度不高。很可惜，周业锋先生不仅断章取义，还混淆了历史与传说的区别，硬将传说当作了真正的历史，成了“历史发明家”。

“悦城龙母庙的始建年代，是德庆人自己都弄不清楚的，时而云‘始建不晚于唐’，时而云‘始建无可考’，时而云‘始建于秦汉年间’”

若将关于龙母的传说当作史实来考证的话，亦可以说龙母祖庙始建于汉代。但并不是所有人像“历史发明家”周业锋先生一样将传说纳入考证史料，在根据排除了传说影响的史料的情况下，本着严谨的态度，只能得出龙母祖庙始建年代不晚于唐朝的结论。

“关于程溪祖庙始建于秦始皇三十六年的观点，完全是符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

说出这番话的周业锋先生推荐大家阅读《广州记》。好，那么我们就看《广州记》

东晋顾微的《广州记》原书早已失佚，不过我们可以在其他书籍找到引述这本书关于龙母事迹的记载。

宋代《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一·广州·程浦溪》：“顾微《广州记》曰：浦溪口，有龙母养龙，断裂其尾。因呼其溪焉龙窟。人时见之，土境大丰而利涉。”

唐代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浦》曰：“顾微《广州记》曰：浦溪口，有蒲母养龙，断裂其尾。人时见之，土境大丰而利涉也。”

隋朝秘书郎虞世南编撰类书《北堂书钞》，书中第一百五十六卷《岁时部四·丰稔篇二十七》载：“龙掘见境大丰。顾微《南海记》云：程溪蒲口，有蒲母养龙，斫断其尾。人时见之，土境大丰也。”

《北堂书钞·舟部下·舫七·龙引舫还》还有另外一篇记载：“《南海记》曰：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屈。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很明显，《艺文类聚》所引顾微《广州记》与《北堂书钞》所引顾微《南海记》是同一书，只是引述取舍有所不同而已。

《广州记》说龙母是东汉桓帝时期的人。看过《广州记》的周业锋先生为什么还要说程溪祖庙始建于秦朝。或者说周业锋先生看过哪本历史文献记载了程溪祖庙建于始皇三十六年？或是哪条传说到秦始皇时期就开始建程溪祖庙？又或是周叶峰先生过于自信，不屑与查对资料，想当然地认为程溪祖庙始建于秦朝？

周业锋先生在文中还说“古人所指的‘悦城’是指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而不是今天所指的一个乡镇而已，据《旧唐书》记载，古悦城县就是隋朝的乐成县，隋乐成县包括今天德庆、云安、云城与高要交界的大片地区，而且县治在今高要乐成镇，并不在德庆悦城镇，因此当时的‘悦城’也包括今天都杨的洚水乡，而非单指今天的悦城镇，一直到明朝万历初年，都杨才开始从高要管辖转为三罗管辖。”

周业锋先生所说隋朝的“乐成县”，应当是“乐城县”的笔误。至于说隋朝的乐城县治在现在的高要乐城镇，笔者不敢苟同。清代宣统《高要县志》载：“今府治西北八十里属漾源都，有乐城墟，相传为乐城县”。得出此结论的周业锋先生应该是根据清宣统年间成书的《高要县志》推论的。但是《高要县志》也只是说相传而已，并没有确定。

查宋《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八》：“废悦城县，在（康）州东八十里，本隋乐城县，属端州，唐武德五年改属康州，改为悦城县，今为悦城镇。”

五代《旧唐书·地理志》：“悦城，隋乐城县。武德五年，属端州。又属康州，改为悦城。”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悦城县，下。西至（康）州八十里，本汉端溪县地，宋于此置乐城县，属端州。武德五年，改属康州，天宝元年改名悦城。郁水，一名西江水，经县南，去县十步。程溪水，东去县一百步。”很明显，无论是隋朝的乐城县，还是在初唐的乐城县，抑或改名后的悦城县，县治都是现在的悦城圩。

其实，悦城之名始于刘宋大明年间的设立悦城县（县治有说是在今德庆县播植镇沙村），悦城之建制始于同时期设立的乐城县（县治就在今天的悦城圩）。隋开皇十二年，撤销悦城县，并入乐城县。天宝元年乐城县改名悦城县。赵宋开宝五年，悦城县并入端溪县，改为悦城镇。

此外说些题外话。

周业锋先生在《两广仙踪，岭南道源——洚水乡的程溪龙母文化》文中说：“说到端溪县，虽然当时其治在德庆，但却是以云浮的南江命名的。道光知县汪兆柯的《禀覆陈抚宪到任询访地方利弊事宜疏》中提到：‘（东安）县城东北一隅，滨临西江大河。东汇端江，南绕庐溪。’按照这个记载，端江实际上就是南江，也即端溪，后来设端溪县即是以此溪为名，所以说，德庆除了是端溪县治所在之外，实则与端溪无太大关联。”端溪是不是南江，暂且不论，以后撰文再议。但周业锋先生以汪知县这篇文章就确定端溪是南江就不仅仅是断章取义了，而是一窍不通，却不懂装懂。这里的端江既不是端溪也不是南江，而是之当时高要县段的西江。至于为什么，还请周业锋先生提升自己古文阅读能力再查阅资料吧。

周业锋先生在诗赋方面有一定的水平，值得敬佩。但考究历史，不同于写诗作赋，不能天马行空，也不可断章取义。当然，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文章千古事，不能等闲视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不懂装懂，这是文风不正的表现。而某些自媒体将错误的言论传播出去，误导他人，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何阳福

于鼎湖山下

2018年5月1日

文章三：清本溯源，以正视听，揭穿“龙母文化发源于云浮洚水”的伪论

关于云浮周业锋先生宣传所谓“龙母文化起源于洚水”伪论，并断章取义，甚至转换概念列举一些所谓证据，笔者以撰文《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发源地？非也！》、《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两篇，将周业锋先生的举证逐个反驳，本就以求清本溯源，以正视听。周业锋先生大笔一挥，一篇《答人疑程溪》，似有想法。

笔者在《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中曾说出掘尾龙（或说秃尾龙）传说在中国普遍存在，而悦城、梧州的龙母传说是掘尾龙传说（北方称为秃尾巴龙传说）的衍生传说。被周业锋先生笑笔者“天下竟有如此自愚之人，为他人作嫁衣裳。”（自愚之人应为至愚之人的笔误）。周业锋先生竟然连流传掘尾龙（或说秃尾巴龙）传说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就谈谈周业锋先生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才会将笔者客观描绘的历史事实的行为称之“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一、周业锋先生认为“为他人作嫁衣裳”是“至愚”的，不管笔者是否客观讲述事实。

第二、既然周业锋先生能将笔者客观讲述事实的行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是“至愚之人”。那么聪明的周业锋先生肯定不管文献记载是否属实都不会“为他人作嫁衣裳”。

该是怎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才会让周业锋先生说出这句话？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当然，笔者实事求是只是为了清本溯源，以正视听，并没有为谁“作嫁衣裳”。相反，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放任何“添加剂”的周业锋先生为了自己的伪论“作嫁衣裳”。不惜转换概念，捕风捉影甚至歪曲文献记载。

关于历史上的程溪，笔者在《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说明得清清楚楚。唐制，五尺为步。而且洚水当时属于悦城县，距离悦城县治更近，若《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真是说到洚水，只会以悦城县治为坐标描述洚水。笔者《云浮洚水是龙母文化发源地？非也！》中根据唐代官方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程溪水，东去（悦城）县百步。”以及现时地理环境论述《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将悦城县之程溪误认为是在同属康州辖下的都城县。

然而周业锋先生依然执迷不悟，甚至说“《旧唐书》及《太平寰宇记》则是在继承《南越志》史料的情况下，更加向前推进一步，指出《广州记》所述的程溪河即于都城之东，即今降水河，这不能说当时降水河近悦城治而推翻两条重要史料，这样记述更有利于人们熟悉程溪河的地理位置；如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青旗山时，就称‘德庆青旗山’，但这时青旗山实际上属三罗建制，与德庆无关，作者这样写无非是想突出青旗山在悦城龙母庙造神传说中的地位，后人是可以理解的，不应以青旗山属三罗管辖而推翻《广东新语》的记载，否则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正史那就毫无意义了。如《元和郡县图志》中提到为秦始皇修陵者是‘七十万’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泛指数量，不是特定的，《史记》对修建秦始皇陵人数的记载也是不统一的，但今人不能以此来推翻秦始皇陵的存在。这些本来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有些人不知是出于装疯扮傻，抑或是真的智商低，断章取义，曲解语句，庸人自扰，着实堪忧。”

周业锋先生在偷换概念

第一、青旗山与德庆不过一江之隔，历史上的确归德庆州管辖，而且屈大均时距离青旗山划出德庆的年代不过数十年，就如同今天依然有钦廉地区的人仍称自己为广东人一样。而唐朝的都城县未曾管辖过洚水地区，唐朝的地理书若真说到洚水是不会以都城县为坐标描述的。

第二、《元和郡县图志》是描述程溪河是说当时实实在在的地理环境，而《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时间距离修秦皇陵墓晚了一千年了，“七十万”是沿袭历代史书的说法且不是单位。这里的概念一样吗？有可比性吗？

第三，修建秦皇陵的人数多少对秦皇陵是否存在并没有影响，因为记载秦皇陵史书数不胜数，且其陵墓存于世。

再次强调一下，古人所说的距离单位“步”，且不论“五尺为步”还是“八尺为步”，均表示不足一里距离。若“百步”的距离真像周业锋先生说有洚水距离都城的那么远，那么《孙膑兵法》记载“（擘张弩）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弓弩堪比导弹哦！

周业锋为了给自己“洚水是龙母文化发源地”的伪论“作嫁衣裳”，无视唐朝官方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为了证明《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就是洚水不惜转换概念硬是将古代准确的地理单位“步”说成泛指一定长度的距离，那么《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关于程溪的记载就翻译成：“洚水，在都城县治东边一定距离的地方”。至于说这样记载记述更有利于人们熟悉程溪河的地理位置。试问周业锋先生，假如现在有一本地理书描述说：“新兴江在郁南县东边一定距离的地方。”这样记载是否更利于你熟悉新兴江的地理位置？

其实《元和郡县志图志》、《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就是今天的悦城河，只不过《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将悦城县之程溪误认为是在同属康州辖下的都城县。

周业锋先生引用嘉靖《德庆州志》，并且以嘉靖《德庆州志》的编者陆舜臣先生（周业锋先生称之为作者）是德庆州官身份论证来说明这记载肯定是正确的。周业锋先生用编者身份来论证书籍记载是否正误这种用法，好比因为《史记》是司马迁先生编撰的，所以《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论述，很能令人信服。请问周业锋先生，大部分地方志都是署地方长官的名字，那么这部分地方志中的记载一定正确吗？

确实，在嘉靖德庆州志中灵溪、程溪指现在的洚水。而灵陵、温水则是悦城河。

但是《读史方舆纪要》则载：“灵陵水在（德庆）州东九十里，自广宁界流入境，凡百余里，南入江，可通舟楫。一名程溪浦，出州东七十里，龙岩下有龙母墓，亦曰温水，亦曰灵溪。”在这里灵陵、灵溪、温水、程溪是同一条河流，指现在的悦城河。而且程溪浦与顾微《广州记》云：“程溪蒲口，有蒲母养龙，斫断其尾。人时见之，土境大丰也。”的程溪蒲同音。（《广州记》成书时，今悦城属于广州苍梧郡。）

而周业锋常常引用的《广东新语》载：“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灵溪与温水亦是同一条河流，指悦城河。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又名零溪，“灵溪”、“零溪”同音异字。那么灵溪、程溪、灵陵、温水到底是指一条河流还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呢？这是值得考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明朝之前，程溪就是悦城河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明朝出现了程溪即洚水的说法，但更多的文献记载程溪是悦城河，程溪即洚水的说法并没有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不足为信。

周业锋先生还说“几乎与陆舜臣同时代的硕儒陈献章就曾经到过洚水乡，在这里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渡程溪》一诗，也是充分证实程溪在洚水乡而不在悦城，侧面为程溪祖庙的历史及地位提供依据。”

周业锋先生所说的《渡程溪》一诗文应是：“山作旌幢拥，江絣镜面平。舟航乘晓（有作晚）发，云物入冬晴。鼓到江心绝，槎冲石角横。经过悦城曲，无语笑浮（有作平）生。”这首诗在《德庆州志》中名为《渡灵陵水口》，而在《白沙子全集》中名为《悦城》。在这首诗文中既没有充分证实程溪在洚水乡而不在悦城，更没有侧面为程溪祖庙的历史及地位提供依据。相反，首句“山作旌幢拥，江絣镜面平”中却是描述青旗山，黄旗山“两座旗山夹江相拥”的情形，更符合悦城河口的地理环境。不知道周业锋先生诗文阅读能力不到家，还是为了自己“洚水是龙母文化发源地”的伪论“作嫁衣”，故意歪曲陈白沙先生的诗文，根据这首诗就得出程溪就是洚水，还为“程溪祖庙”的历史及地位提供依据的“结论”。

至于说到“程溪祖庙”，虽然周业锋号称“程溪祖庙”始建于始皇帝三十六年，为“千年古庙”，但没有碑记和史料为他这种说法提供佐证。笔者也在《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质问周业锋先生道：“至于周业锋先生认为程溪祖庙早已存在，为龙母祖庭，如此重要的庙宇，为何连乾隆、道光两版《东安县志》都没有丝毫记载？是否可以确定在《东安县志》的编者们看来，程溪祖庙并没有周业锋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只是普通行宫一座，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又或者当时洚水下围村还没有建程溪祖庙？”但周业锋先生逃避了这个问题。

周业锋先生没有想到，有人才能建庙宇。悦城早在刘宋时期就已经是县治，而形成聚落的时间肯定更早，有建庙宇的条件。反观洚水，在罗旁战事之前，廖无人烟。而程溪祖庙所在的下围村，建村始于清朝。

关于“迁庙”一说。笔者《再论龙母文化发源地，答云浮周业锋先生书》说到：龙母文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而关于龙母的传说不一定是真实的，随着时间推移，龙母传说的不断发展完善，偏离真实历史也就越来越大，以致到了清朝出现了龙母生于楚怀王辛未年这种历史上不存在的年份的传说。《东安县志》载：“青旗山，在城东北六十里，开展若旗，横连蔽日。楚怀王时，龙母寄寓程溪，即其地也”。显然《东安县志》的记载受传说影响比较大，比《东安县志》成书稍早的康熙《罗定州志》关于青旗山的记载没有关于“迁庙”一说，《东安县志》受民间传说影响所记载的“迁庙”可信度不高。

但周业锋先生却没有放过这唯一记载过“迁庙”的文献，必须大书特书，引为圣典，好为自己伪论“做嫁衣”。可笑的是，周业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悦城方面的‘虚假’宣传”，质疑“龙母桂中人”、龙母父亲名字是汉化之名，甚至以此来非议龙母祖庙的历史地位。却不知道龙母生于楚怀王年间，龙母是广西藤县人，龙母父亲名字这些说法都出自康熙年间卢崇兴的《悦城龙母庙碑记》。周业锋先生一边依据受此严重影响所记载的文献提出“迁庙”一说，来达到巩固自己伪论目的的同时却说这些传说存在“虚假宣传”，质疑龙母祖庙的历史地位。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放任何“添加剂”的周业锋先生不但将传说当成历史，还区别对待，根据是否符合自己利益而有所取舍。笔者就不多言了，因为没有人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周业锋先生的伪论无非三个论点

一、程溪即洚水；

二、程溪祖庙始建年代比龙母祖庙早；

三、曾存在迁庙（注意：移墓不等于迁庙）。

但这三个论点都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已被一一击破。另外，提出“迁庙”一说的周业锋先生却在质疑“移墓”的真实性，周业锋先生可知宋廷“诏以‘孝通’为额，盖取其卜地移坟意也”？

周业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所谓的“造神”运动横加指责，是盲目的。须知神话传说的“发展”是不定向，神话传说只有通过人们不断完善，注入新鲜血液，才有活力流传至今。林氏女的传说，经过湄洲人们的发展完善，历经千年历史的沉淀，发展成妈祖神话传说体系，才得以形成影响海内外的妈祖文化。而掘尾龙传说，要是没有人们的代代相传，这个神话传说也如同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神话一样，湮没于历史尘烟当中，更不会形成今天独特的龙母信仰。相反，正因传说的不断发展，不断神化，龙母由最初的人变成了独立于佛、道体系之外的岭南女神，才有了龙母信仰，发展成为今天的龙母文化。

稍有留心于历代记载龙母传说的文献都可以发现，龙母神话传说是一直“发展”，不断完善的，而且有差异甚大的不同版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龙母神话传说，这有什么杜撰不杜撰？如果没有“发展”，这个神话早已化为历史的尘烟。没有不断将龙母神化的神话传说，就不会形成龙母信仰，也就没有独树一帜的龙母文化。正因为的千年的传承的龙母信仰、独特的龙母文化加上龙母祖庙本身的建筑艺术价值，悦城龙母祖庙庙会才会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若有人真是将神话传说当作历史来考究，以此质疑龙母祖庙的历史地位。好比依据《隋唐演义》非议苏定方的历史功绩、根据《薛仁贵传奇》抨击李道宗一样，是不理智，不负责任的。

笔者看不惯偷龙转凤，转换概念，歪曲历史的做法。才得以奋笔疾书，引经据典，实事求是揭穿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

就此搁笔。

何阳福

于

肇庆图书馆

2018年5月19日

文章四：历史上的程溪

宋代《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一·广州·程浦溪》：“顾微《广州记》曰：浦溪口，有龙母养龙，断裂其尾。因呼其溪焉龙窟。人时见之，土境大丰而利涉。”

唐代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浦》曰：“顾微《广州记》曰：浦溪口，有蒲母养龙，断裂其尾。人时见之，土境大丰而利涉也。”

隋朝秘书郎虞世南编撰类书《北堂书钞》，书中第一百五十六卷《岁时部四·丰稔篇二十七》载：“龙掘见境大丰。顾微《南海记》云：程溪蒲口，有蒲母养龙，斫断其尾。人时见之，土境大丰也。”

《北堂书钞·舟部下·舫七·龙引舫还》还有另一侧记载：“《南海记》曰：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屈。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

就现存的文献记载而论，《广州记》这些记述既是程溪的最早记载，也是龙母神话传说的源头。但《广州记》并没有记载程溪的地理位置。

最早描述程溪地理位置的是唐朝官方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郁水，一名西江水，经（悦城）县南，去县十步；程溪水，东去（悦城）县一百步。”简单明了，直接点明程溪是现在的悦城河。

（元和郡县图志关于程溪的记载）

然而，《旧唐书·志·卷二十一》记载的“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宋朝《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八·康州》亦沿用其误，说：“程溪水，在都城县东百步，亦名零溪。南越志云：………。”

（《旧唐书》关于程溪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关于程溪的记载）

现在有人为了证明《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程溪是远在都城二百里之外的云浮洚水，将古籍地理志中的“百步”等同于诗文的“千仞”“万丈”，泛指一定的长度，称洚水在都城以东的地方，牵强解释说《旧唐书》、《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程溪”就是洚水。犯这种低级错误原因乃是阅读古籍能力不够，想当然地认为，主观意识影响较大；又或者是故意歪曲史料记载来达到证明自己歪论的目的。无论是哪种原因，皆是文风不正，不负责任的表现。

《旧唐书·地理志·关内道》：“京师　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京师西有大明、兴庆二宫，谓之三内。有东西两市。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余步。”

《旧唐书·地理志·河南道》：“东都　周之王城，平王东迁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内东北隅，自赧王已后及东汉、魏文、晋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纵横三百步，开东西二门。宫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

《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也记载：“番山，在（广）州东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

在《旧唐书》这三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的距离单位步是里下一级的单位，不足一里以步计算。而长安城里每个“坊”长宽也有“三百步”。“番山，在（广）州东三百步”可知“百步”的距离不远。也绝不是所谓泛指一定长度。

同时《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西江水，经（端溪）县南，去县五十二步。”而《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八·封州》记载：“西江水，在（封川）县西一百三十步”，结合当今地理环境，可知唐朝的百步的距离绝对不远。

（《舆地纪胜》关于程溪的记载）

《舆地纪胜·广南东路·德庆府》有两条关于程溪的记载。

第一、“程溪水，《晏公类要》：在废悦城县东南”；根据晏殊的《元献公类要》说程溪在原来的悦城县治东南。记载的程溪亦符合现在的悦城河。

到了明朝中期嘉靖年间成书的《德庆州志·提封》则说：“（德庆州东）八十里曰灵溪水，一名程溪。其源出新兴县，北流百余里，经儒林、富禄二里入于江，水口有石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降，又名降水。古有温媪者居水口……一百里曰灵陵水，一名温水，其源出四会县，流一百余里，经悦城乡入江，可通舟楫。水口有孝通庙……”在这里灵溪、程溪指现在的洚水。而灵陵、温水则是悦城河。

万历版《广东通志·肇庆府·山川》：“（德庆州东）一百里曰灵溪，一名温水”。康熙版《广东通志·山川下》亦有同样的记载，说灵溪是指悦城河。。

《读史方舆纪要》载：“灵陵水在（德庆）州东九十里，自广宁界流入境，凡百余里，南入江，可通舟楫。一名程溪浦，出州东七十里，龙岩下有龙母墓，亦曰温水，亦曰灵溪。”在这里灵陵、灵溪、温水、程溪是同一条河流，指现在的悦城河。

《广东新语》载：“然其（指龙母）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灵溪与温水是同一条河流，指悦城河。

《明史·志第二十一 ·地理六》：“（德庆州 ）东有悦城乡巡检司，治悦城故县，后迁灵溪水口。”说悦城巡检司原来驻在悦城故县（刘宋时期的悦城县治在今播植沙村），后来迁到灵溪水口（即现在的悦城圩）。可知《明史》里的灵溪指悦城河。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又名零溪，“灵溪”、“零溪”同音异字。而康熙《罗定州志》，乾隆与道光《东安县志》记载南山河（即洚水）时，却没提过“程溪”、“灵溪”之名。

（《罗定州志》关于南山河的记载）

由此可知，宋朝及之前，程溪就是悦城河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明朝才出现了程溪即洚水的说法，但更多的文献记载程溪是悦城河，程溪即洚水的说法并没有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所谓“孤证不立”，不足为信。

另外，现在当地有人称洚水旁曾存在的程溪祖庙始建于秦朝，是“千年古庙”，号称“龙母祖庭”。很可惜，没有一本文献有关于疑似程溪祖庙的记载，就连留洞龙母庙都记录在册的乾隆《东安县志》与道光《东安县志》中竟也没有找到程溪祖庙或者疑似程溪祖庙的庙宇丝毫痕迹。造成这样的结果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程溪祖庙并不是“龙母祖庭”，规模少，影响力，地位比不上留洞龙母庙这样的普通龙母行宫，没有引起乾隆《东安县志》与道光《东安县志》的编者注意，或者当时的编者认为没有必要浪费笔墨记载程溪祖庙；

第二、程溪祖庙并不是所谓的“千年古庙”，道光年间编撰《东安县志》时程溪祖庙还未建，自然不会记录这座庙宇。

考究历史，提出观点，必须有所依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须综合各类要素相互印证，不可断章取义。文章千古事，不能等闲视之。谈谈历史上的程溪，权作抛砖引玉，文中有错漏之处，万望赐教。

何阳福

于鼎湖山下

2018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