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蔡元培？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但始终不坠爱国之志，毕生追求民主与自由——这，就是蔡元培，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蔡元培的一生】

生平：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他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著作：《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中国伦理学史》、《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美术的起源：学术讲演录》、《孑民自述》等数十部著作。

师承：少年时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学习，成年之后远赴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莱普莱西的教导。

高徒：蒋梦麟、罗家伦

任职经历：1889年中举人，后又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在上海与章炳麟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应陈其美来电邀请，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担任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任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第一节　苦难的少年时期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拙。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杭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涣涣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歌曲，显成绩！

——1939年12月7日蔡元培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会歌作词《满江红》

蔡元培的伟大不言而喻，他既是独树一帜的教育家、学者，也是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与清廷斗过，对抗过袁世凯，对抗过北洋军阀，对抗过蒋介石，一生中多次被通缉，但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他最终毫无所惧，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追求自由、民主以及科学和教育事业上，他那种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和开拓创新的治学智慧，都值得后人去仰慕和学习。

但是，我们要想真正了解蔡元培，还要从他的家乡绍兴谈起，因为这片土地给了他一颗报效国家与民族的赤子之心。

绍兴，这是位于浙江东北部的一座城市，北边毗邻杭州的钱塘江，美丽的浙北平原就囊括其中。绍兴的西南边大多为丘陵地形，苍茫的会稽山横亘其中，层峦叠嶂，占去了绍兴的一半以上的面积。很多著名的山峰如香炉峰、秦望山就在会稽山的西面，其东北面被平原地势所覆盖，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因此，这里被人们赋予了“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独特的地势形成的美丽自然景观让不少学士文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书法家王羲之也曾经在这里写下了“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名句。

历史上，绍兴一直以“文物之邦”而著称于世，在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里，曾经出现过无数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如春秋后期的越王勾践，为了领导越国人而“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让自己转弱为强，终于得偿所愿，报仇雪耻，战胜了吴国，完成了复国大业。此外，绍兴更是文人墨客的聚会地，如东晋的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孔灵符、王羲之等都曾在这里生活。到了唐朝，绍兴还出现了著名诗人贺知章。宋代则出现了爱国诗人陆游。而到了明清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如著名诗人徐渭、散文家张岱、历史学家章学诚、医学家张景岳、书画家赵之谦、画家任伯年等，他们有的在这里出生，有的在这里生活。这些著名的先贤人物让绍兴这座古城拥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积淀。

可以说，绍兴是展示百年文化的一个古城，也是标记文化人宽阔胸襟的丰碑，而蔡元培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又有着厚重文化背景的古城中成长起来的。

1868年，蔡元培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出生。蔡元培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商人，他的几个叔叔也大多从商，除了蔡元培的六叔是个读书人，蔡家可谓是商人世家。

父亲去世时，蔡元培年仅11岁。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蔡家开始迅速衰败。蔡元培晚年曾经写书回忆道：“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们这房陷入困苦之中，此后几年，二叔父、五叔父和七叔父相继失业，一同住在亲戚家，也开始渐渐衰败。那时我的年纪虽小，但是听到母亲同各位长辈的谈话，也开始明白了家族由盛转衰的缘由，因而有些感慨，到现在仍然记忆深刻。”蔡元培的母亲周夫人虽然读书不多，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却勤劳贤惠。蔡元培的父亲生病去世后，家里的生活一直依靠周夫人打点，省吃俭用，把孩子抚养长大。

一些亲戚朋友看到蔡家孤儿寡母，无所依靠，便劝说周夫人接受募款的接济，但被周夫人婉言拒绝了。周夫人经常教育孩子要学会“自立”，对他们管教很严格，注重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一次，蔡元培做功课做到很晚，由于过于疲倦，打不开思路，周夫人便劝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清晨再起来思考功课。经过一晚的休息，蔡元培恢复了精力，思路清晰，很快完成了功课。此后，蔡元培便养成了早睡早起，从不熬夜的好习惯。

周夫人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蔡元培也深爱着他的母亲。不幸的是，周夫人在蔡元培只有15岁的时候病逝了，这个打击让蔡元培悲痛欲绝，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平静。蔡元培在晚年旅居香港时就改变了姓氏，从母姓，把名字改成了周子余，以表达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蔡元培的家庭虽是商人世家，但并非富商巨贾，实际是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的一般的商人之家。蔡元培身上毫无暴戾世故之气，表现出安详方正、平易近人的性格，应该说，这一点多少与他的母亲有关。

在明清时期的绍兴商人世家中流行着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凡是家中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族，往往一个从商，一个送去读书，以期望有人在仕途上能够光耀门楣，让家族有一个政治上的靠山。在蔡元培父亲在世时，选择让蔡元培去读书，在其6岁时请了一个姓周的老师到家里教他读书。

蔡元培小时候的教育完全由私塾周先生负责，因此完全是传统的教育，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周先生并没有多做讲解，而是让蔡元培熟读熟记。因此，蔡元培对这些书籍内容也大多一知半解。后来，蔡元培对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蔡父过世后，蔡元培的读书生涯并未结束，而是寄居到姨母家里读了一年书，随后在一位姓李的私塾老师那里又读了两年。这期间，他还得到了六叔的悉心教导，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对经学和理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蔡元培在17岁时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开始自己设立私塾，正式从事教育工作，并且此后一直没有离开教育行业。

清末时，绍兴首富徐树兰建造了古越藏书楼，这个藏书楼的建成和开放被认定为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年轻时的蔡元培就曾经进入古越藏书楼校勘徐氏兄弟所创作的《绍兴先正遗书》。他当时的主要职责就是充当伴读，并且为徐氏校对书籍。在藏书楼工作时期，蔡元培几乎读遍了楼里的万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都经过他亲笔批注。蔡元培的女儿就曾经见过蔡元培在古越藏书楼批注的一部《管子》和《墨子》，在书籍上或用红笔，或用墨笔，在书页上写得密密麻麻，毫无空隙，而这样的书还有很多。据说，蔡元培还曾为古越藏书楼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这幅对联曾经悬挂在藏书楼的门厅里。

第二节　甲午之后留学德意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考中进士，并被清廷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民族危机让蔡元培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学的流入，蔡元培开始广泛涉猎外文书报和刊物，并积极留意外国的新兴学说。在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四年时间里，蔡元培不再对仕途感兴趣，甚至放弃了从政的的念头，他在自己的书斋中写了十个字表明自己的态度：“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感到十分愤怒，同时也看清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真实嘴脸。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分析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缺乏革新人才。于是，蔡元培毅然决定离开北京，继续投身教育，希望启发民智，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蔡元培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绍兴，担任中西学堂的校长。蔡元培刚一上任就进行了改革，按照受教育程度把学生分成三个等级，也就是现在的小学、初中、高中。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来到剡山书院担任院长。在剡山书院，蔡元培宣传科学的重要性，并且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的科目学习，但是由于学校经费有限，书院改革并没有顺利实施。一年后，蔡元培再次选择离开。此后也有不少书院想要聘请蔡元培任职，但蔡元培都拒绝了。

1901年，蔡元培经过深思熟虑，来到了上海南洋工学，担任经济特科班总教习的职务。蔡元培到任后便开始筹备建立爱国学社。在爱国学社成立初期，资金严重缺乏，蔡元培和章炳麟等人为了宣传革命，轮流撰写文章发表在《苏报》上，而《苏报》则每个月向爱国学社支付100银元。蔡元培曾说，《苏报》在那个时候几乎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除了进行教育的宣传，蔡元培还积极在校园开展演说会，倡导革命，并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也是蔡元培开始教育革命的开端。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暴动或暗杀。所以，他还积极让学生研究毒药、炸弹，想要暗中成立学生暗杀团。

1904年，光复会成立后，由蔡元培担任会长。接着第二年，蔡元培又加入了同盟会，担任上海支部部长。不久后，蔡元培得知清政府打算从翰林院里选派优秀人才去国外留学，于是回到北京报名。

1907年，蔡元培在北京等待被派遣留学，但由于政府经费不足，加上留学欧洲的人很少，蔡元培留学德国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当年7月，恰逢顺天府尹孙宝奇出任德国公使，蔡元培便托朋友向其转达了自己想要在使馆出任一职的意愿，孙宝奇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每月给他30两白银作为贴补。最后，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终于得以前往德国，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艰苦留学生涯。因为不是公费留学，蔡元培必须自己支付不菲的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除了每月在使馆兼职得到的30两白银，他还担任了唐绍仪侄子的家庭教师，每月可获得100马克的收入，这些钱除了留够生活费之外，剩下的全部都用于维持他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其实，为了能够留学德国，蔡元培放弃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他坚持自己的梦想，他的“教育救国”理念让他坚定而执着地选择了德国。按照他的计划，他准备用最少五年的时间留学德国，研究教育原理。留学的第二年，蔡元培想要申请去柏林大学留学，但是因为无法提供中学毕业证而没法注册，最后在汉学家孔好古的帮助下，得以在莱比锡大学注册。虽然没能进入最负盛名的柏林大学，但是莱比锡大学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当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时，正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学生的人数达到了1万2千之多，在当时实属罕见。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奋发努力，潜心求学。蔡元培在三年的时间里总共选修了40余门的课程，内容涉及到心理学、哲学史、艺术、德国文化史等，他还帮助孔好古整理了从甘肃楼兰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献。对于自己在德国的学习，蔡元培这样说：“我一直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之后，发现哲学涉猎的范围太广，就想把范围缩小一些，专门研究实验心理学。我看了一些德国人写的美学书，非常喜欢，因此我决定研究美学。”后来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业余活动也大多跟美术艺术有关，他喜欢去美术馆，喜欢看画家们画画。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读书之余，也十分关注德国的大学教育。他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特色》的文章，发表在1910年的《教育杂志》上。这篇文章也是著名的哲学家包尔森的著作《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在文章中对比了德国与英国和法国的大学的特点。后来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他的改革的思路和教育理念，基本上也是来自他在莱比锡大学的观察和思考。

1911年年底，蔡元培从德国返回中国。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授意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上任后，他以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身份致力教育改革，废除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捍卫共和，拒绝袁世凯

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教育总长之后，决定不拘一格，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招纳贤才。当时只有23岁的广东青年王云五在得知蔡元培担任了教育总长后，主动写信给蔡元培，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对教育改革的积极想法，并表达了自己投身教育的愿望。蔡元培却对王云武颇为欣赏，不仅因为他信中的诚恳态度，更因为他的中肯建议。于是，蔡元培邀请王云五到教育部做自己的助理。

当时，国民党极力反对共和党人参与教育，但是蔡元培仍然坚持聘请共和党人范静生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蔡元培的器重令范静生十分感动，也看到了蔡元培重视教育的坚定信念，于是不顾重重阻挠，毅然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两人都把国家教育至于党派的利益之上。

范静生认为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说：“如果连小学都办不好，怎么能办好中学呢？中学都办不好，怎么能办好大学？所以当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好小学。”而蔡元培与他的观点相反，蔡元培认为：“没有好的大学，良好的中学师资从何而来？没有好中学，良好的小学师资从何而来？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整顿大学。”两人意见统一起来，刚好是从上而下统一并整顿了中国的教育。他们两人合作亲密无间，知无不言，因此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蔡元培一生都倡导节俭。在教育部门成立的初期，蔡元培去总统处领取印章时，只是乘坐人力车往返于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

1912年的7月10日，第一届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蔡元培担任主持人，并在会议上致词。四天之后，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蔡元培因为不满袁世凯独揽大权，拒绝同袁世凯为伍，主动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务。

虽然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是依然对全国的教育革新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在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凭借着他丰富的教育经验以及为人称道的民主作风，打破了党派门户之见，不拘一格，广泛招揽各类的人才，组建起一支廉洁高效的中央教育行政组织，同时，他也在封建旧教育的革新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封建传统教育开始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化，他一方面下令废除了清朝末年“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思想，同时下令废止了清末学部的旧教科书，中小学读经也被废弃。与此同时，蔡元培还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民国的教育方针，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法规。此外，他还多次主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在会议上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新学制，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领导下的教育部受到舆论的广泛肯定和赞扬，媒体称“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俨然一片建设气象。”

蔡元培在辞去职位后，在欧洲长期旅居，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翻译写书的工作。

第四节　踏进燕园，成为北大校长

1916年，黎元洪担任总统，在名界名流的推荐下，蔡元培被总统电召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建立之后，几任校长十分努力，但因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建设仍然没能达到一流。黎元洪担任总统后，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正为北大校长的人选发愁，这时有人提议把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请回来出任北大校长，于是他就接到了总统的邀请电报。

蔡元培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了上海。在上海，很多朋友都劝蔡元培不要接手北京大学。因为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晦雾时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校园里封建官僚习气依旧浓重，腐败生活作风如前。劝蔡元培不要接手的人认为，如果不能整顿好北大就会破坏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声誉。但同时也有人表示支持蔡元培，说既然北大腐败盛行，就应该有人站出来加以整顿，即使最后没能成功，也算是尽力了。蔡元培自己则认为应该去。他认为校长并不是做官，再加上之前他就提出了在中国要重视大学教育的发展，所以他决定接受这一职位。

蔡元培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北大学生的求学观念。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对学生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求——“抱定宗旨”。蔡元培在演讲中说：“我来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希望学生不要再有读书做官的思想，而是树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信念。二是想仿效世界各大学通例，追寻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今天我在这里，是真心来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把北大这所最高学府，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认为，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的广大。我以为首先应该有思想自由、学术至上的学术气度。我们的北大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蔡元培的观点体现了办学宗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北京大学的学生大多对研究学问没有太大的兴趣。大多数学生都把学校看作一个跳板，读书只是为了一个文凭。当时的北大，如果一个老师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追捧，也许不是因为其学问的高深，而是因为其官阶的高低。鉴于此，蔡元培要求学生们要认清学习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升官发财。

在北大，蔡元培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作为办学思想。在这个政策下，蔡元培心中的理想是把北大改造成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蔡元培提倡的“解放思想”、“追寻自由”让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从孔子到尼采，从保守封建的文化到最先进的西方学说，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北大校园内相互激荡、碰撞，产生了耀眼的火花。蔡元培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北大，就要彻底地开放思想，兼容并包，具有创新思想学说的同时还要有宽广的胸膛，能够包容一切的不和谐，容纳所有不完美的地方。蔡元培正是拥有这种宽容的胸怀教育家，他的唯才是举、吸纳贤才，让北大极大限度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优秀的人才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刘半农等新派的人物的同时，他还保留了一些顽固守旧但是却学有专长的人士，如辜鸿铭和刘师培等人。

1918年，北京大学的教员达到了200多人，教授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当时的陈独秀不到40岁，徐家黄25岁，朱家骅26岁，胡适28岁，梁漱溟24岁，刘文典28岁……正是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让北大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

蔡元培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北大学校里守旧派的抵触。比如守旧派的辜鸿铭和刘师培。

辜鸿铭是一个前清遗老，彻底的守旧派。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灰色发辫，讲课时总是讽刺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论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影响，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辜鸿铭。除了汉语，他还精通马来语、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和希腊文、拉丁文，甚至比当时有些在北京的洋人教员还优秀。有一次，他故意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周围的英国人大笑不止。这时辜鸿铭把报纸一放，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说：“英语实在太简单了，不倒着看还真没有什么意思。”一下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辜鸿铭不仅外语很好，而且还很擅长儒学，用多种语方把《论语》、《中庸》等书推广到海外，其撰写的《中国文化之精神》等书，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蔡元培对辜鸿铭反对白话文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作为北大校长，却从来没有为难过他。蔡元培说过：“在中国这种羸弱的时代里，国人大都没有个性、没有脾气、也没有创新，像一只绵羊一样温顺。与其这样，我倒是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狂妄的辜鸿铭，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

刘师培也是旧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自小生在书香世家，20岁就被人称为“神童”，因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民约精义》而名噪一时，年纪轻轻就与章太炎齐名，跻身国学大师的行列。然而后来，他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投奔了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这位昔日的国学大师因此而身败名裂，被世人所鄙视。但是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他，他看到了刘师培的高深才华，不顾众人的劝阻而聘请他成为北大教授。

蔡元培并不在意辜鸿铭的恃才傲物和因循守旧的性格，也不计较刘师培向权贵求荣的不堪过往，他欣赏和重视的是两人的才华，因此给了他们重新展示自己的机会。北大的兼容并蓄，新派和旧派之间展开的良性竞争，从此北大校园的学术氛围变得异常活跃。

蔡元培在改革中一直把自己看成平民，用平民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作为一位平民的代表，蔡元培进入北大后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就是要使得北大朝着平民化方向发展。蔡元培在推进北大的平民化的同时，也是在推广他的平民式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并且在让一所沉沦的大学脱胎换骨，他的平民化思想和改革功不可没。

蔡元培一直都主张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不管穷富都有进入校门求学的机会。为了让平民拥有进入北大最高学府的机会，蔡元培采取各种办法。他在招收新生时只问他们的学历，不问家庭背景和资历，考试严格把控，限制那些纨绔子弟依靠关系和金钱混入学校。此外，他还扩大旁听生的招生人数，让原来根本不可能进入北大的年轻人来校旁听。蔡元培在北大设立的夜校，为整个学校的工友都提供了平等自由的学习机会，这也是中国开创夜校的先河。同时，蔡元培摒弃男女分校，主张男女同校。

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开班，一共有男女350名学生。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认为这一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来的第一天”。此前，北京大学前挂着“学堂重地，闲人免入”的牌子，因为这里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只有大学生和教员才能够进去，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但是现在这块牌子已经没有了，很多旁听生挺着胸膛走入北大课堂听课。北大校园开始呈现出一派自由、开放和谐的现代大学景象。

然而，受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蔡元培也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很难实现了，现在的中国，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容不下。正像鲁迅所说的，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靠学术、靠教育已经都不能将中国这个病入膏肓之人彻底解救。1926年7月8日，他留下一封词句晦涩的信，悄然离开了他深深挚爱着的北京大学。

第五节　忧国忧民，病逝香港

蔡元培的一生可谓位高权重，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之时，也与政治结缘，但是他在晚年却明显疏离了政治，对各种政治活动也不再热衷。随着年龄的渐渐增大，身体也日渐衰弱，蔡元培试着从繁琐的事务牵绊中脱离出来，有了想要静下心来做自己事情的打算。为此，他辞去了二十几个兼职，并且亲自写了一则辞职启示，以表明自己脱离政治烦扰的决心。

辞去职务的蔡元培一身轻松，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对于辛苦了几十年的蔡元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1936年1月11日是蔡元培的70岁生日，这天家里人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寿宴。室外刮着凛冽的寒风，雪花飘飘洒洒，但是室内却一片温暖，气氛热烈。蔡元培引用孔子的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人生在世，120岁以上称为上寿，100岁称为中寿，而80岁以下称为下寿。只有社会的寿命最长，可以叫万岁了。”蔡元培用“80岁为下寿”借以勉励自己，对人生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幽默中不失文人的豁达和洒脱。

蔡元培70岁生日的时候，著名画家刘海粟知道后，认为如果不大肆庆祝一番，就同蔡元培先生的社会地位不相符了。所以，刘海粟对此最为热心。早在1912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之时，蔡元培即担任了校董事会主席。此后，蔡元培从各方面支持刘海粟的艺术事业，并且帮助他出国考察游学。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也深受蔡元培的启示与影响。后来，刘海粟被日本画坛称誉为“东方艺坛之狮”，成为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奠基人。这位享负盛名的画家成名后对蔡元培始终敬重有加。因此，刘海粟热心发起庆祝蔡元培寿辰的活动，在上海外滩著名国际饭店为蔡元培举办了七旬寿辰的盛大活动，参加者多达数千人，沈钧儒、沈思孚、黄炎培、陈树人、于佑任、马寅初、许寿裳、梅兰芳、林语堂、林屺瞻、叶恭绰、张学良、顾维钧、王昆仑、李四光等都在被邀请的行列中。

蔡元培先生一向推崇恬淡雅静，不喜欢如此张扬，曾极力推辞，但又推不过众人的盛意，于是欣然到场。那天，他很激动地在寿宴上说道：“鄙人是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

在这盛大的寿宴后不久，蔡元培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所幸治疗及时，经过良好的调养，终于转危为安，但身体再不如以前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打响，身体孱弱的蔡元培除了用自己的名望积极呼吁抵御外侮之外，再也无力有其他的作为。于是蔡元培前往香港，一边避难，一边养病。而他内心的煎熬岂是躲避能够消减的呢？

初到香港的蔡元培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香港扯旗山、浅水湾等著名的胜地景点。蔡元培在宋王台遗址前凝神了很长时间，默默伫立。

南宋末年，都城临安被蒙古人攻陷，南宋呈现“山河破碎”的危难局面，数十万临安的老百姓不愿做亡国奴，于是他们在张世杰、陆秀夫的率领下，拥戴年仅9岁的赵昰为帝。陆秀夫带着年幼的皇帝逃亡到中国南部海滨。然而彪悍的蒙古军依然穷追不舍，一路上烧杀抢掠，把他们逼到珠江口。赵昰在颠沛流离中受到了惊吓，再加上年龄太小、体弱多病，很快病死在香港大屿山。随后，陆秀夫、张世杰拥立8岁的赵昺为帝。他们建造皇宫和军营，想要继续与蒙古军相抗。无奈天意难违，还没有来得及有效地组织反抗，蒙古军大将张弘范率领大军已攻破了宋军最后的防线。看到大势已去，为免被掳受辱，陆秀夫的妻子投海自尽。紧接着，陆秀夫向小皇帝叩首谢罪，然后自己背起年幼的主人赵昺纵身一跃，消失在苍茫的海天之间。剩下的大臣和妃嫔们在看到这悲壮的一幕之后，都悲愤难抑，于是也相继纵身扑向了茫茫大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王朝就此成为了史书中的一页。

蔡元培在回忆起这悲壮的历史时啼嘘不已，感慨万千。他想到如今日寇入侵，就好似历史重现，不由更加思念战火中的家乡，情不自禁地赋诗咏怀：

由来境异变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

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蔡元培在香港旅居三年，仅仅参加了一次演说，那是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贩会联合开展的美术展览会上的演讲。这天，蔡元培振作精神，在包括港督罗富国在内的众多来宾面前，他精神饱满地演讲道：

抗战时期需要人，人具有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论是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还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教难民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有了这种精神，便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从而在全民杭战中担当起一份任务。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拒绝了一切外务，只求静心养病和写作。当时他的写作计划就是写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书。此外，在胡适的多次建议下，他还开始为自己拟写自传。这些愿望已存在心中很多年了。他一生为国事奔走，投身文化教育工作，几乎很少有充裕的时间静心从事著述。然而，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特的见解在心中积储已久，不写出来实在遗憾。人到了晚年，大多喜欢回首往昔，感叹世事纷扰，以有生之年力求弥补年轻时的遗憾，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此后，生活在香港的蔡元培把精力大部分放在了写他的《自写年谱》上。这个年谱是从1936年的2月在大陆时就开始动笔撰述的，但由于蔡元培病卧床榻，身体不便，不得不停笔。因此这本年谱只有4万多字，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这本年谱用白话文的方式写作，文字简洁清丽，对蔡元培的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留学德国四年以及后来旅居法国的生活，都作了详实的记述。蔡元培人生成长的轨迹在这本书上一目了然地展现了出来。

蔡元培的一生虽参政较多，但他始终是一名学者，到了晚年，他仍一直保持着看书的习惯。据资料记载，他在这一时期读书的篇目有：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张元济《校史随笔》、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以及《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和《游志汇编》等。然而，在蔡元培看来，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远远不能满足他那博大的志愿。于是，他感叹着“岛居颇恨图书少”。读书之余，一些名人大家提出请蔡元培作序的请求，蔡元培也都欣然答应。《鲁迅全集》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都是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显然，蔡元培晚年所著述的文字并不多，而这些序跋也显得更加珍贵。

除了学术上略有遗憾，蔡元培的晚年算是十分幸福的。他的夫人周养浩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两人相互扶持，相濡以沫，感情融洽和谐，有时还一起作诗对诗，兴致盎然。1939年的3月31日是周夫人的50岁生日，蔡元培还专门为夫人作了一首诗《为夫人周养浩寿》，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

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

1940年3月3日的清晨，蔡元培在住所起床时，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失足倒地，接着就口吐鲜血。家人急召医生诊治。由于那天是星期天，医生到了中午才赶到，随后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前来会诊，怀疑是胃病，并建议住院治疗。第二天，在周夫人和医生的陪伴下，蔡元培进入香港养和医院进行救治。抵达医院后不久，蔡元培大量排血，再次陷入昏迷状态。虽然医师们进行了仔细耐心地救治，并采用了输血等措施，但蔡元培终因年高体弱，与世长辞，享年73岁。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的消息让国人感到深深的震惊和惋惜。3月7日，蔡元培遗体被送到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香港各界人士纷纷送上挽联。遗体告别仪式上有300多人出席。3月10日，这一天是蔡元培出殡的日子，自发悼念蔡元培的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人们为痛失这样一位爱国主义教育大家而泣不成声。

港台学者金耀基这样评价蔡元培：“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叶，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的例外。”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回忆蔡元培：“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雾月，如沐春风，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爱戴，完全是他的人格的感化。”

蔡元培的灵枢被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奠基人就此长眠于香江。蔡元培的墓碑刻有“蔡孑民先生之墓”，是由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写的。

蔡元培逝世后，全国各界举行了悼念蔡元培的活动，各大报刊登文歌颂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社会各界名人也都纷纷致电吊唁。毛泽东赞誉他为“人世楷模”。曾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在挽联中这样写道：

薄元首而不为亮节高风千秋曾有几辈；

容百家之并起宏模雅量当代祗见斯人。

中共中央周恩来送来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之所以赢得如此广泛的尊重和称赞，就是因为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曾经担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名士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这样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了几十年，身后却极为萧条，死后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寸土地，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无法付给，就连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捧着一颗鲜红的心来，不带半根稻草离去。”

可以说，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蔡元培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对于金钱和权利根本不为所动——他一生中最大的志向就是追求自由与民主，这一点也是他为后世所崇敬的最大原因，也让他成为了矗立在一个时代中的丰碑。

【他人评价】

傅斯年评价蔡元培：“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著名学者黄炎培评价蔡元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评论蔡元培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