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歌舞伎町
东莞扫黄的消息既出，便有人发来私信询问“日本也扫黄吗？”，我回复道：“也扫，但扫的内容、对象、方法都太不一样了。”
我曾在《中日就业问题大不同》一文中指出，在考察中日两国情况时，做粗略的简单比较确实省时省力，但往往得出的结果极为粗糙且不科学，一些概念本身在中日两国语境下或许叫法相同，但其实内涵大不同。“扫黄”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日本新宿靖国大道北侧的歌舞伎町，是日本著名的欢乐街。成为境外游客们来东京必看的景点，这个仅有0.3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集中了超过5000多家的酒店以及各种娱乐场所。
卖春者应受保护还是受打击？
国内有很多人以日本为例，强力主张应实行“色情业合法化”。但是，日本色情业本身恐怕很难简单地用“合法”或“非法”来概括。
说到底，日本是一个做事追求细分的国家，细分化体现在社会方方面面，色情业也不例外。AV碟片是否合法，取决于其是否有马赛克、拍摄内容是否适宜；便利店等可销售色情杂志，但若摆放错误或卖给了未成年人，则可能遭受处分；风俗店可以合法经营，但同时需接受《风俗营业法》的制约，从业员、服务内容、服务时间等都有细分化的规定。
实际上，“依法打击卖淫嫖娼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力”这句官媒惯用语，也适用于日本，但与中国的人民警察相比，日本的警察显然“权力”范围要小得多，日本警察只能在色情业基本合法这一前提下去打击一些违规者，但中国人民警察却是在色情业原则上不合法的前提下去“全面”、“彻底”的打击。
事实上，“卖淫嫖娼”在日本也是违法的，日本《卖春防止法》第3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卖春，或成为卖春的对象(即买春)”。但与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很不同的是，日本《卖春防止法》第3条禁止买卖春的条款只是“训示规定”，并不伴随着惩罚措施，这意味着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并不强。
对此，极为熟悉风俗业法规的小西一郎律师解释称，“日本的法律之所以对卖春规定违法，却不实施处罚，是因为立足于一个基本的立法理念，即卖春本身有害人之尊严、违反性道德、扰乱社会良俗，但‘处于卖春状况的人本身是应该受保护的对象’。”
也就是说，基于人权和保护再生的考虑，日本法律在理念上将卖春者视为“应受保护的对象”，而中国的法律却将其视为“应受打击的对象”，这样的理念差异衍生出中日两国处理手法迥异。像中国那样将卖春小姐在电视上无码曝光的做法，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有过，但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
实拍日本红灯区歌舞伎町
日本“扫黄”实为“打非”
在将卖春者视为“应受保护对象”之后，日本“扫黄”的重点对象显然不再是卖淫嫖娼者，而是重点转向了“打非”。这些日本警方打击的“非”既可能藏在卖春行为背后，也可能内涵其中。
《卖春防止法》的第3条禁止卖春条款只是“训示规定”，但该法用了12个条文规定了9中卖春相关的罪名及其处罚，皆为“刑事处分”。这些“非”包括引诱卖春，斡旋卖春，以欺骗、胁迫或其它方式迫使他人卖春，收受卖春代价，以预支财务方式唆使他人卖春，订立卖春合同，为卖春提供场所，经营卖春业和为经营卖春业等行为提供资金等。
因此，日本的电视台即使偶尔报道违规的风俗事件，往往不会将卖春者本人摄入电视画面，而可能播放违法卖春场所、或背后的违规组织者等。如果买春者被电视台曝光，往往可能是因为向未成年买春。日本除了《卖春防止法》外，还有《儿童色情禁止法》等，向未成年人买春被严令禁止，这也成为日本警方打击“援助交际”的重要依据(“援助交际”的卖春者多为未成年人)。
当然，“扫黄打非”是名符其实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执行过程中，只要不是未成年人，背后没有恶劣的管理者、不是有组织的性金钱交易，日本警方基本上不会干预。即使在“扫黄”时遇到了问题，警方若不能举充足的证据，就难以将之科以刑罚。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百多年前称，艺妓服务对文明国来说是羞耻的，但从人之动物性考虑，对此又不能完全压制，一定程度的承认能防大害，所以艺妓是有必要存在的。
当前中国是否具备卖春合法化的条件，见仁见智，但在发动“彻底扫黄”之前，是否需要先对每次运动式的“彻底打击”、并将卖春者露脸曝光的做法，进行彻底的反省呢？那样做，撕裂的不仅仅是卖春者的面子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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