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从战前中日投资规模对比，来看甲午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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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早在战前就注定了。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几乎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同时上路的。当时日本主要是为了对付洋人——“攘夷”；中国除了应付外患，主要还是为了“安内”——剿灭太平军。

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仅仅30年时间里，中日两国的工业化投资规模却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差距。

1868年明治维新至甲午战前1894年的26年中，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量约8.1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额的25.8%，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特征明显。政府相关军事投资约占政府投资的39.8%、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0.3%。在1886年以后甲午战前的8年中，日本的工业化投资几乎呈几何增长。

相反，甲午战前中国的工业化总投资为：外商工业投资约2233万美元；官商军事工业投资3425万美元、官督商办企业投资723万美元（含对外借款）；民间投资1389万美元。以上，1840年至1894年间的中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计约7770万美元。

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量8.6亿美元是中国0.77亿美元的11倍。于是，日本的人均投资则是中国的至少110倍以上。

步履蹒跚的清末工业化投资

在制造业产值、铁路公里数、纺织业纱锭数、钢铁产量、电话机台数、电报发报份数、中小学生占人口比例等，几乎所有可有数据比较的项目上，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都在10倍左右。如甲午战前清国本土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只是日本同期修建铁路公里数3200公里的约十分之一；甲午战前的1894年，日本纺织业的纱锭数53万锭，是中国6.5万锭的8.1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绘制中国近代化的“富春江”图。

工业化投资规模，最终决定着基本国力，当然也就决定了军事工业和扩军备战的规模。日本甲午战前的《八年军备计划》，就是在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完成的。

相反，由于国库空虚，清廷从1888年以后，不得不将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至少消减了一半（200万两不过是财政岁出的约1%）。

另一细节可为旁证，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南洋大臣沈葆桢，主动向李鸿章提出：400万两分建北洋、南洋两军太少且过于分散，故愿将组建南洋水师的200万两，全数建北洋。这才有了后来规模的北洋水师。清廷在扩军备战时经费的严重紧缺可见一斑（200万两仅能购买售价360万两的“定远级”战舰半艘）。

甲午黄海战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于是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此前1年，李鸿章知道情况后“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没有爆炸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的中国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甲午战前1875年—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6万两（其中83.7%来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90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8亿两的5.2倍！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最终决定于国力——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因此，每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会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天花板。就是说，即便清廷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咬牙推行军备计划，也会因国库空虚而中止，因为政府没钱。

清廷：无奈的“超穷政府”

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在1795年还对工业革命中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不屑一顾，在贸易利益面前坚持“农为本、商为末”的大清帝国，工业化投资规模怎么会比日本差了这么多？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总税率（中央税+地方税）长期保持在30%以上，相反清廷自康熙大帝以来却一直强撑着5%的超低税率。这就决定了清廷的总体税率，与日本有着超过6倍巨大的差距。

超低税率直接导致中央财政的极度拮据，晚清政府也就没有力量拿出更多的钱推动早期工业投资和资本原始积累，当然也就没钱扩充军备、巩固国防。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投资于军工和官商企业的钱，主要是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西方银行的借款，靠政府财政拨款投资的凤毛麟角。清政府1894年以前军事工业投资的3425万美元，约为1868年—1894年26年间清廷财政收入总计约20亿美元的1.7%。

造成清末税收枯竭、官场腐败的另一重要根源，是清末官吏的“收礼合法化”。它意味着，只要纳税大户给地方官吏“送礼”的金额，超过这些官吏抽取国家税收25%的合法额外收入，就可能出现官吏和地主联手逃税。例如，只要某地主愿意用相当于国税额50%的“礼金”贿赂知县，就至少可以少缴50%的国税，而该知县的个人收入也会比原本相当于国税25%的水平增加一倍，而国家税收却要损失100%。

在近代工业化投资初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区别在于，日本是早早地就将经营状态半死不活的官营企业，转给了民营企业经营。而在清末，即便是那些敢于率先吃螃蟹的民间资本，也大多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官本位的晚清，离开官府的保护，投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灭顶之灾，即便投资成功的企业也会步履维艰。于是在官本位的中国，不是婆婆非要管着媳妇，而是媳妇打着灯笼非要找婆婆来管。

清军的战斗力，不论是北洋水师还是新式陆军，最终都与日常军费开支的规模紧密相关。虽然大清帝国当初也拼尽国力购买洋枪洋炮，凑齐了北洋水师和新式陆军，但最后还是会“买得起马，配不起鞍”。1888年以后，清政府对北洋水师的拨款骤减，让北洋水师连维持良好战备状态水平的钱都没有。实弹演习和远洋航行基本没有，以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

工业投资的绝对弱势，让中国的财富积累减速，国家财政收入随之枯萎，形成了工业化与税收的恶性循环。再加上国防和军队的怠慢，让清国在对外战争中一再战败、接二连三地赔款——晚清政权就这样跌入了“集权弱化”加剧的漩涡。

清廷为什么不能把税率提高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呢？

超低税率的纠结

清末的税率到底是低了还是高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5%的税率低了，怎么还会爆发太平天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农民暴动？如果高了，日本30%的税率之下老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实际上，清末5%的税率不仅低了，而且是超低！如果清政府的税率从5%提高到日本的30%，仅1893年一年税收就可以增加5000万两，不仅可以为慈禧太后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还可为北洋水师补充弹药、维修舰船、增设速射炮，剩下的钱还够再购建一支北洋水师。

为什么晚清政府不敢提高税率呢？因为在晚清的几乎所有最高统治者的脑子里，都会担心提高税率会进一步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官逼民反”。如此之低的税率还会爆发造成14年间7500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他们闻风丧胆。于是，清政府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无底黑洞：“超低税率—政府虚弱—对外战败—对内萎缩—税制改革停摆……”

其实，农民之所以舍命造反，并非国家的税率太高，而是被地主盘剥后，再低的税负也交不起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总体税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而明治早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人数不过5000人，区域仅限于一个县；这与跨越17个省、攻略600余城的太平军农民暴动相比，简直不足挂齿。这也许可以作为旁证，清末农民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税率过高。

但不得不说，超低税率酿成的悲剧，是造成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