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弃正团级军衔当棒棒，拍出豆瓣9.7分神片，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一根竹棒、两条麻绳，作为山城的特殊“名片”，挑夫在重庆有着一个再直接不过的名字——棒棒。它既代表这群劳动者用来挣钱的工具，又是他们自身职业的代名词。需要时只消喊一声“棒棒”，他们闻之即来，抬起东西就走。在机械无法发挥作用的楼梯和坡地，棒棒们依靠体力支撑起这座城市最基础的人工运输网络。

人们大概想不出，一位正团级军官会和棒棒产生什么关联。但当了20年兵的何苦，愣是让这两个原本挨不着边的职业先后成为他的身份标签。

2014年1月19日，38岁的何苦按照退役前定好的计划，准时出现在距离解放碑不到300米的自力巷53号。军官身份已经成为过去，何苦拜了一位有22年“工龄”的棒棒为师，从此住进月租200元、随时可能被拆迁的老房子。那一天正巧是大寒，这名退役军官在春节到来之前正式成为重庆“棒棒军”的一员。

何苦

从大寒到隔年立春，何苦的棒棒职业维持了整整13个月。他和低价雇来的婚庆摄影师记录下棒棒师傅们生活的一切，并最终呈现在13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2016年，这部片子赢得首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纪录片奖”，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7分。

2018年8月17日，电影版《最后的棒棒》全国公映，这位军官出身、真的当了一年棒棒的导演名扬全国。电影上映期间，《环球人物》记者来到影片的拍摄地重庆，追寻何苦与山城棒棒军之间的故事。

脱下军装，当上棒棒

自力巷53号，是何苦棒棒生涯开始的地方。如今这个地址在地图软件上已经无法搜索到，纪录片中出现的老房子也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街直入云霄的几栋高楼。而在电影《最后的棒棒》中，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有幸被记录下来，这源于何苦在4年前做的一个决定。

2014年，在重庆警备区政治部担任正团级军职的何长林（何苦）向组织递交了转业申请。离开部队前，这位中校军官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他如实交代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那个全村‘景仰’的何主任又变成了20年前的‘大莽子’，明天就去解放碑自力巷53号报到，人生新的征程我准备从棒棒起步……”

写下这封信的前一个月，何苦在电话里向父母透露过他转业的想法。老两口连夜从奉节赶来，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冲动”。待父母返回老家，何苦又以写信的方式向他们作了解释 ：“一个没啥文化的人老在那儿赖着，就要拖部队建设的后腿，就会阻挡年轻人的成长空间。”当兵第二十个年头，何苦觉得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军官转业本可以接受计划安置，何苦却选择自主择业。在他看来，既然是主动从部队“撤退”下来的，也就不必再给地方政府“添累赘”。深思熟虑之后，那个久积心底的职业设想被他重新提到人生规划中。

小时候的何苦不爱上学，一次因为连续旷课被学校处罚后，母亲厉声训斥他：“你再不攒劲儿读书，长大就去重庆当棒棒。”虽说母亲说的是气话，但总向往着城市生活的何苦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条出路 ：能去重庆，当棒棒也不错。日后到部队时，一部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更是让他对这份职业多了几分喜爱。看着棒棒们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背影，何苦总觉得那力量也转移到自己身上。只要一想到棒棒，他就干劲十足。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任何瞧不起，反而充满期待。

自主择业做棒棒，并非只为解决就业问题，何苦是想“回到劳动人民中间，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他希望能把山城棒棒军的故事写出来，或是拍成一部纪录片，让人们记住这群人。何苦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走进这个底层行业，“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去追踪一群背影，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种人生”。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其他棒棒在街头等待雇主。

看上去颇具理想主义，但何苦并非那种头脑一发热就只顾自己往前冲的人。作为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他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日常开支必须得到保证，于是他把工资卡留给了妻子。走进自力巷时，何苦兜里只有1300元生活费，连摄影师每月2100元的工资，都是朋友主动帮忙解决的。

记录最真实的底层生活

上街第一天，扛着棒棒却等不来活儿的何苦备受煎熬，纪录片中有句话描述了他和师傅老黄当时的状态 ：“我们就像两个称职的边防战士，一遍又一遍地在解放碑商圈例行巡逻，苦苦期待着挣钱的机会，却一直没有开张。”

何苦与老黄等活儿。

下午1点钟，师徒俩终于等来雇主召唤。3件货物100斤出头，要走两公里路才能送到目的地，工钱却只有10块钱。挑了不到500米，何苦肩部的肌肉就已经由酸麻变为刺痛。他总算弄清楚一件事 ：原来低头快走并非棒棒们不觉得累，而是肩上的压力一重，脚步自然就会加快。

之后的时间里，两人又接连完成了挑腊肉和挑饮料瓶的活儿，每次都有上百斤重。半天下来，何苦累得够呛。干完活儿他算了算，两个人一天的收入只有67元，其中20元还是师傅徒手从厕所里掏狗勺得到的报酬。何苦慢慢明白，对于棒棒来说，这些钱并不算少，有活可干总归是件幸事，哪怕顾不上太多尊严。

棒棒们挣钱不易，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地节省，经常一顿稀饭就能打发肚子。由于卫生状况堪忧，住进自力巷的第一个月，何苦从未在房间里做过饭。在元宵节的那个夜晚，他最终放弃了心里的卫生底线，不再考虑做的饭干不干净，接连吃掉两碗肉，喝光了三碗汤。吃完喉咙里不停地往上冒油，他却并不反胃，反而觉得“这种感觉真好”。

正是这些细节，使得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实现了对真实的无限接近。然而一开始，何苦并不被信任。纪录片播出后，二房东大石在一次交流会上吐露，为了验证何苦是否真的是来做棒棒，他曾在好几个夜晚偷偷来到屋里，结果发现何苦一直都在。师傅老黄最初同样对他的目的抱有怀疑，何苦只能苦笑着问他 ：“如果真是为了钱，有哪个骗子愿意吃这么大的苦来做棒棒？”

何苦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受的苦，最终被观众的一句句好评转化成了甜。看完纪录片，有网友在弹幕中写道 ：“许多底层人物的写照真实感人，虽然片中讲述的是重庆棒棒故事，却也是全天下许多小人物的状态。”有人一口气看完13集，在夜里擦掉眼泪，写下反思生活的话语。更多人联想到的，是默默无言、辛苦劳作的父母。

在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之后，重庆的棒棒们又一次受到关注。有位家长带孩子看完电影，在街上正好碰见两位棒棒师傅，5岁多的小孩马上就说 ：“妈妈快看，那不是棒棒叔叔吗？他们好热哦，我们去给他们买瓶水吧。”还没走到商店，孩子又说 ：“妈妈，干脆买我最喜欢喝的草莓味牛奶吧……”

透过这些一线观众的反馈，何苦更清楚地看到影片的社会意义。不光棒棒群体受到更多的关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从电影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涤荡。

山城的“名片”，时代的底片

4年前，何苦称他们为“最后的棒棒”。4年后的今天，重庆的棒棒师傅是否已经消失殆尽呢？当《环球人物》记者到达重庆后，发现棒棒的数量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从各大菜市场到解放碑商圈、朝天门码头，总能看到棒棒的身影。他们要么在等活儿，要么正在干活儿，大部分人的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

何苦曾说，“随便找一位棒棒，身上都会有足够多的故事”，记者在实地接触后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贺东伟是记者遇到的第一位棒棒，如果不是身边的朋友喊他“大学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棒棒是自考本科毕业。十几年前，贺东伟白天当棒棒挣钱，晚上看书学习，靠自学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但为了省下课程费，他几乎不去教室听课，依然边当棒棒边自学。最终除英语外，其他学科都在4年内修满学分，顺利拿到毕业证。

贺东伟，西南政法大学自考本科毕业，尝试了几份工如今依然做棒棒。

毕业后，贺东伟却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重新拿起棒棒。46岁的他至今没有结婚，与别人合租在一栋老楼里。他睡的那张床就摆在客厅，房租每月仅150元。住什么地方不挑剔，干什么活儿他也从来不挑。总重近百斤的两担菜，来回路程要半个小时，工钱却只有5块钱。这种别人不接的小活儿，他一点不嫌弃。

重庆街头，经历传奇的棒棒不止一个，只要聊下去就能发现故事。在电影《最后的棒棒》中，何苦的师傅老黄占了很大戏份，他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65岁仍坚持做棒棒。而这样的人，棒棒群体中还有很多。在朝天门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记者迎面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棒棒，一问才知道老人今年已经78岁，在棒棒行业摸爬滚打了40年。

记者在重庆朝天门附近遇见一位78岁的老人，他已经在这里当了40年棒棒。

老人至今身体健康，背100斤的东西仍不在话下，只是看起来有些驼背，嘴里的牙掉得只剩下5颗。40年的时间里，他用坏了3根棒棒，为了不给儿女添负担，他给自己攒下一大笔钱，打算干到80岁再回家养老。

同命运抗争的场景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天亮之前，倘若来到这条街上，你会亲眼看见《最后的棒棒》里追车的场景——一群光膀子的男人追着载货的汽车狂奔，只为能抢到活儿干。这个时候，那根棒棒不再派上用场，他们会把麻袋扛在背上，或是用自制的手推车来推货。实际上，从前一天晚上11点开始，批发市场所在的街道就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满载着衣服的货车一辆辆驶来，棒棒们忙着追车扛货，整条街节奏如战场。

在服装批发市场等地，棒棒的身影随处可见。

何苦也经历过这些，他比别人更清楚棒棒们对于金钱的渴求与珍惜。《最后的棒棒》上映后，何苦来到重庆万州的一座“棒棒公寓”免费放映电影。他知道大家不会花钱走进电影院，即使是一部和他们有关的影片。

除了棒棒外，何苦还想到了偏远山区的老人和小孩，他们同样没有机会走进影院。何苦推掉了发行方为他安排的二十几座城市的路演计划，租来一辆二手面包车，天天往四川和贵州的大山里钻，只为带去免费电影。

军人、棒棒，从何苦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有着太多相同点。“爬坡上坎、负重前行”，这群生活的勇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祖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