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赵煦皇帝 一位少年时就让高太后都惧怕的皇帝

赵煦自小便聪明伶俐，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并且他胆识不凡，在他九岁那年，有一天，按照礼仪应由他接见契丹使者。蔡持正怕赵煦紧张，被辽人的服饰与相貌吓坏，有损国家的尊严。就先一日对赵煦重复讲了几十遍辽人的容貌与服装，赵煦等蔡持正讲完后，问道：“契丹使者是人吗？”蔡持正回答说：“当然是人。”赵煦听后说道，“既然是人，我怎么会怕他呢？”蔡持正听后，惶惶然退下。

也正是由于这样，高太后对少年老成的孙子十分惧怕。认为会夺其权利，甚至会对自己不利。事实果然如此，在赵煦上位后，诏令天下，称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宋哲宗赵煦生于熙宁九年，9岁时赵煦登基，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偏向于保守派，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就把王安石变法全部废止，不留一点余地，史称“元祐更化”。

说起司马光，他是一个与王安石一样拗的人。在王安石死后，他执意要完全废除新法，而苏轼认为新法有可取之处，对待新法要根据情况。司马光却不听从劝告，仍然完全废除新法，为此苏轼回家后，大骂好友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但司马光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只是碍于时代的局限性，认知社会角度不同而已。他死后，“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

对于司马光废除新法一事，赵煦深感不满。因赵煦自幼便想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施展抱负，有一番作为。所以对于古板老旧的司马光、高太后采取抗拒心理，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多表批判。但他尚无实权，只好把想法搁置。但在元祐八年，也就是十六年后，高太后病死，赵煦的机会来了。赵煦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人，为再次的变法扫清障碍。然后，他重用革新派的官吏，并且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并且减轻赋税，国势渐渐有所起色，并且停止与正在交战的西夏谈判。

在哲宗期间，党争频繁。或者说，党争在宋朝中后期历来频繁。例如庆历党争、熙丰党争、还有哲宗时期的元佑党争。在北宋，文人好兴“文字狱”以打压对手，例如“进奏院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等。党争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朋党论、君子小人之辩等，党争的主体性格则体现在“党同伐异”。总的来说，范仲淹是变法的开启者，王安石是变法的主体与发展者，而到了哲宗年间，发展成不可抑制的局面。

赵煦亲政，实行“绍述”，意为继承与恢复熙宁的法度。开始于绍圣元年，终止于徽宗宣和七年，达三十五年之久。在这个期间，实行了“党锢”政策。就是新党（变法党）对旧党和异己分子的打压与禁锢。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斗气一样，你打了我一拳，我现在要还你一脚。党政的重心渐渐变成了意气之争，而不是变法与否。这着实令人感觉到可笑，而且这段党争吹响了北宋灭亡的号角。因为赵煦一直生长在畸形的“党同伐异”环境中，所以他的性格充满仇恨，且带有强烈的主观与逆反。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浸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时又久已纳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犹未复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时时出御小御，及将大渐，谓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惧不能自还，为之奈何？”大臣同辞而奏：“愿供张大庆殿。”宣仁未及，上于帘内忽出圣语，曰：“自有故事。”大臣语塞，既趋下，退相视曰：“我辈其获罪乎？”翌日，自上命轴帘。出御前殿，召宰辅，谕太皇太后服药，宣赦天下。不数日，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殿肉。”

这段话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大臣奏事的时候，赵煦总是不说话，高太后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娘娘已经处理好了，我还说什么”。意为自己空成摆设，没有用处，讽刺之意甚是明显。

由于高太后对他的权利封锁，导致他亲政后，对权利的渴望极其强烈。所以新党打压旧党在他看来是维护统治的表现，是维护自己的有效做法。赵煦是极其感性的人，而不是想要理性的变革，他的做法与最初的本意逐渐背道而驰。

其实，在党争时，两派有和解的迹象。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他觉得新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其合理性是值得推行的。而变法派的领袖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而不是一味的追寻王安石的脚步。但是章惇也在党争中迷失了自我，他们与赵煦一样，对保守派的憎恨大过了对于变法的执着。他们的做法比当时保守派的做法还要过，当时保守派没有赶尽杀绝，主张“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的政治主张。而变法派则是把所有保守派分子全部处置，大兴文字狱，使得大多数保守派人流放到岭南之地，蔡京甚至向赵煦提议“尽杀流人”，如果不是太祖说过“不杀士大夫”之命令，恐怕他们早已身首异处。在元祐更化时期的大臣，只有苏颂幸免于难。原因是，在高太后执政期间，他对赵煦的态度与高太后一致，并无轻视之意，这让赵煦颇受感动，所以后来的党争之乱，并没有涉及到他。

但是变法派中也有清醒的人，李清臣就是其中一位。史书称他为“清臣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清臣所为文，简重宏放，自成一家。”而在变法派打压保守派时，他挺身而出，保护保守派。

范纯仁去位，清臣独颛中书，亟复青苗、免役法，除诸路提举官。觊为相，顾苏辙轧己，乃擿辙尝以汉武比先帝激上怒，辙罢。时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觊之。已而惇入相，复与为异。惇既逐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

初，蔡确子渭上书诉父冤，造奇谮以陷刘挚罪，清臣心知其诬，弗之省，坐夺学士。

变法派打压保守派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实行“排除异己，专横独断”的统治。但是变法派内部并非牢固，因为吕惠卿在王安石被罢相后，一度排挤过王安石，遭到变法派内部的挤压，为了报复变法派，他暗地里打压章淳的政策。而章淳为了稳固朝堂的统治，主张不要毁坏司马光等人的墓碑，而变法派曾布却暗地阻扰，上书诋毁章淳。为了使保守派永无翻身之地，变法派还主张追废高太后，赵煦也赞同此举，而向太后、朱太妃哭见赵煦，以求勿废高太后之名号、待遇，赵煦只好作罢。

这段统治，对北宋的发展极其不利。而后一位帝王，则是书画双绝，政治不通的角色。北宋丧钟，已经敲响。赵煦不知道的是，在他死的时候，是公元1110年，而这距离北宋灭亡，还有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