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将我们摁在了“奴隶”这一身份之中，剥夺了我们的尊严，强行抢走了我们的自尊，并且听任仇恨时刻绞缠着我们。
——南非纪实摄影先驱Ernest Cole
1948年到1994年间，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政府将全国居民分为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及印度人，这四类种族群体分别经由政府安排，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里。
摄于南非，建得一模一样的四居室房屋，全都坐落在丝毫不起眼的街道上，住在里面的人如果要进城工作，路上需要乘坐长达数小时的火车。
图片署名：Ernest Cole/Magnum Photos/东方IC
从1960年到1963年间，当局把高达350万名非白人的南非人从他们原本的家驱离出去，赶入附近被严格分隔的区域里，甚至计划要在完成这场规模浩大的人口迁移工作之后，将这些“隔离区”逐出南非、进行强制的分化和独立，即后来的“黑人家园”体系，一称“班图斯坦”。
摄于南非，四个孩子在刮一碗烹煮于前一天的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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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女孩入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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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教育、公共服务、就业机会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黑人都处于低下地位。更荒谬的是，1950年南非政府实行《背德法》和《人口登记法》，前者规定不同种族间的性行为属于刑事犯罪，后者则要求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必须进行种族登记，即明确推行种族分类正式化。换言之，生为黑人，即是原罪。
摄于南非，木头房子在冬天会冷得刺骨，到了夏天则热到让人几乎窒息。但对于生为黑人的师生们而言，这已经比没有校舍的困境好了无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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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一个黑人男孩正在拥挤的教室里努力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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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Ernest Cole，正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见证者与亲历者。他出生于1940年3月，是完全的黑人。1953年，南非当局实行《班图教育法》，将所有黑人学校归入政府管辖，终止教会学校的存在，Ernest Cole愤然中止学业，其后改为以函授方式取得了文凭。
摄于南非，图中这个孩子属于重度营养不良，在一岁生日前不幸夭折。他的父亲在铁路工作了19年，收入却极为微薄，甚至低于基本工资。在南非，营养不良在黑人儿童中极为常见，近半数黑人儿童在16岁前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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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摄于南非，这些黑人因为非法逗留在白人专属区域而遭到逮捕，被戴上了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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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赐予一个人苦难与愤怒，绝不是让他在低谷中耗尽热情与才华。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一名隶属于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将一部相机送给了Ernest Cole，他便抱着这台相机，穿行在南非的街巷城镇，拍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寻找着每一个触痛他、或是让他狂喜不已的瞬间。
摄于南非，只有最紧急的病况才会被医院接收治疗，即使这样，医院的病人也常常超出可接收容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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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一个年轻女孩正强忍着疼痛，在急诊室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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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好运气再次降临在Ernest Cole身上：他成功申请到了一份图片助理的工作。这份工作看似平淡，却是Ernest Cole一生中的第二个契机：他在工作中结识了众多富于才华与抱负的黑人，包括记者、摄影师、爵士音乐家甚至政治人物，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决意拍摄属于自己的南非故事：无关鸡零狗碎的琐事，不在于精致的构图与考究的用光——在一切的一切之中，惟一与永恒近至无间的，只有现实。
摄于南非，一个男孩对我说：“我们在哪都能睡觉，随便哪里。”他们就睡在排水管道、公园、垃圾场，随便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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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黑人们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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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人血泪难抑的现实，是白人至上血统优先的现实，是他愤恨不已的现实，更是当时社会病入膏肓的现实。由是，Ernest Cole由图片助理成为了纪实摄影师，成为了南非第一位黑人自由摄影师。
摄于南非，在当地的矿场，公共浴室里往往人满为患，有人在洗澡，也有人在那里接水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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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一位母亲背着孩子晾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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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根据规定，矿工们在轮班时，工头需要核对他们手环上的个人编号（矿工们都是黑人）。同样的，矿工们在下班时，也需要让工头核对他们手环上的个人编号，以此确认他们没有偷懒旷工。另外，如果井下发生了意外，工头会根据手环上的编号，来确认遇难者的身份。
图片署名：Ernest Cole/Magnum Photos/东方IC
为了离开南非，Ernest Cole将自己身份文件上关于种族的标记从“黑人”修改为“有色人种”，以此瞒过当局官员，避开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出行的限制。1966年，他启程前往纽约，临行时偷偷将自己关于南非社会现状的拍摄项目作品做成印样，藏进旅行箱里，带到美国去，展示给纪实摄影的“圣殿”玛格南图片社。这便是他的著名摄影集《House of Bondage》。
摄于南非，那些合同已经过期的矿工们排队站在右边，拿着劳动关系已告结束的相关文件，穿着“欧式”衣服，而新聘的矿工则排队站在左边，其中很多人身上裹着带有部落风格的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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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车厢里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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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他亲笔写下了诸如“在南非，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将我们摁在了‘奴隶’这一身份之中，剥夺了我们的尊严，强行抢走了我们的自尊，并且听任仇恨时刻绞缠着我们”这样的宣言。次年，这本书直接被南非当局封禁。
摄于南非，这个人数高达2000的黑人社区正在迁离，在新“城镇”建成之前，他们都住在帐里。
图片署名：Ernest Cole/Magnum Photos/东方IC
《House of Bondage》在当时并未为Ernest Cole带来盛名与财富。他后来移居瑞典，开始掌机拍电影，渐渐变成都市里的隐居人，躲进旧时石破天惊的佳作背后，归返至无垠的寂静。
摄于南非，小孩在跳绳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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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非，矿工们跳黑人的传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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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Ernest Cole在纽约辞世，时年49岁。他生前曾经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拿着这笔资金拍摄了南部乡下和城市贫民区里的黑人家庭生活实况，但这些作品在他生前从未出版面世。四年后，曼德拉带领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了民主选举的胜利，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正式结束。
摄于南非，一位黑人母亲和白人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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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再未能想象，Ernest Cole曾经何等愤怒，曾经面对过几多无奈与无助。他或是曾经举起拳头对着天空咆哮，将眼泪藏在取景器背后；又或是有过欢喜，在那段横跨大洋大洲的流亡路途上有过悲伤的叹息。他是太阳的子民，拥有黝黑的皮肤与坚忍的意志，只不过时代距离他太远，而逼仄的困境又压得太近，近得无从喘息。
摄于南非，小孩戏水。
图片署名：Ernest Cole/Magnum Photos/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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