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大会成了“奇葩大会”？扒一扒鄙视链底层的“民哲”

在互联网上的不少哲学论坛里，如果对于某个哲学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我们常常看到回帖者会甩出两个字：“民哲”，便至此不再回复争论。言下之意为，不过“民哲”而已，不值一辩。

过去的一周，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8月13日至8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哲学大会。世界哲学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其中一个成员单位共同举办。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哲学学术会议，世界哲学大会创办于118年前，这是历史上首次在中国举办。

本届哲学大会的主题为“学以成人”，有近百场分论坛，今日即将落幕。如果说这类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往往因高专业度、多学术黑话而与大众隔绝，那么围观这次微博、豆瓣、朋友圈里展现的世哲会，却如同进入一场槽点横生的“奇葩大会”。而这些吐槽，大多围绕着所谓民间哲学家或曰“民哲”。

民哲与民科，近些年常常不时引起舆论热议，在公众印象中，民哲是一群偏执狂热而专业学养欠缺的哲学爱好者。如同本届世哲会所提示的，“学以成人”，正是哲学的迷人之处。而思考与学习自当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与本能，为何相较于“科班出身”的学院哲学，民间哲学会如此被群嘲，甚至被鄙视呢？这一偏见又是从何而起的？固然，民哲本身有忽视哲学史、偏执而封闭的种种问题，而在哲学上下求索的路上，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民哲的问题，更应看到这些问题背后，是不易察觉的傲慢与文化资本的壁垒，只有穿透这些傲慢与壁垒，才有可能想象一种新的“大众哲学”。

撰文 | 董牧孜

“世界哲学大会给世界带来了惊奇”，朋友圈有人如是调侃。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民哲研究文稿。

我们来感受一下各路神仙画风清奇的学术成果：

第二十四届哲学大会中华哲学家对人类惊天贡献：完成‘先有鸡先有蛋’世界难题的解答”；

“我的哲学可以唤醒世界哲学”；

“圣人的标准，绝对真理的标准，哲学都是半伪命题”；

“通天哲学：一切事物的产生或消亡都是由阴阳变化开始的这种丰富神奇的通天大道”；

还有的参会者则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老子’”、“超时空哲学体系创立者”及“超时空催眠演说家”……

世界哲学大会是被“民间哲学”玩坏了吗？

带着读者的好奇心与猎奇心，新京报记者来到会议现场考证事实，却发现本次世哲会与那些大规模且严肃认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无二致。尽管这次世哲会向民间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开放，但学院派显然是绝对的主流，民哲无疑属于少数群体——他们的在场被社交媒体放大了。不过，据中国民间哲学论坛贴吧称，此次会议中，中国民哲人士的投稿论文超过千篇，除却英文来稿，民哲之作几乎占据中国论文投稿量的半壁江山——尽管最后的入选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对学院体制中求生存的职业哲学人而言，学术会议难免会被视作丰富简历的例行公事；但对于非专业的民哲人士而言，这种出于爱好而写作万字论文、甘愿远程自费来交流思想的选择或许更为纯粹，民间哲学家参与世哲盛会的热忱并未被学院的壁垒所阻挡。

不过，相比“民科”的话题热度（比如2016年“民科”郭英森的"引力波理论"引发的大量的网络支持与声讨），“民哲”这几年的发声反而低调且式微了。处在鄙视链末端的民间哲学家隐匿在他们博客、贴吧与论坛的小共同体之中，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外人看来不足为道——除非是作为嘲讽和猎奇的对象。

2016年，郭英森在一档电视求职节目中解释"引力波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书评周刊的评论文章《引力波为“诺贝尔哥”翻案了吗？| “民科人”群像》。

然而，该如何理解“民哲”现象呢？当人们取笑“民哲”“民科”时，如何理解他们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当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专业化、系统化、职业化的学问，“民间”与“学院”哲学共同体的分裂就在所难免。而考察中国民哲的谱系，不难发现欠缺文化资本、经济位阶不高的“民哲”，很大意义上是社会发展进程所造就的身份与话语产物，而不是天然存在的社会群体。

民哲肖像

“不幸生而为哲学家，是一种哀伤”

本次世哲会自然不是“民哲”在公共视野中的第一次亮相，事实上，“民哲”的形象，早在新世纪以来周国平的散文《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阿乙的小说《先知》之中已有甚为细致的刻画。石勇在《我所认识的“民哲”》一文中描述了“民哲”形形色色的社会身份：有国企工人、中小学教师、自由职业者，也有农民、农民工、公务员、医生……就阶层而言，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

在温州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哲学家梁天傲（笔名），便是周国平和阿乙笔下的人物原型，他曾向陈嘉映、赵汀阳、周国平等知名哲学家发出数封言辞激烈而热切的邀请与战书。在给周国平的信中，他写道：“我要你帮我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比我的命还重要。如果文章不能发表，我真的会发疯。在中国，能帮我发表这种思想的人，也只有你了。”为了复印和邮寄给哲学家们的信件，他花费数千元，一贫如洗，常因此被老婆责骂——显然，这是一个悲剧式的陷于精神省思的人物。

周国平摘节了这位民间哲学家信中一些“悲壮的自许和自怜”的言语——“有幸生而为人，却不幸生而为哲学家，是一种哀伤。”“我自认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现实中我却如此落魄。”“忧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负有限的责任。我觉得世人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导师和权威。”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世哲会上的民哲研究成果。

这些言辞“出自一个长年累月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的农民的笔”，在周国平看来不乏真知，“准确地表达了一个沉浸于精神性思考的人的体悟”；然而当中也体现出精神病的症候，周认为这种“偏执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没上过大学，无法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因此在周看来，知识视野的拓宽可能会治愈“民哲”的症候。这一叙述，意味着民哲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阶级属性的精神困境：“在社会底层生活着一些执著于精神事物的青年，他们在其生活的环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会有责任为他们开辟获得理解的渠道”。

阿乙的小说《先知》，恰恰是以“民哲”之口回应周国平的论述，亦是寄托他自身作为“野生”作家的哀伤：“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便会触目惊心、五味杂陈。”《先知》的主人公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工厂青年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了，于是“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这当中足见缺少文凭和文化资本而独行求索知识的过程，对今天社会处境下的严肃创作者所造成的忧虑与压抑。

阿乙对于世人区分“不自知”的“民哲”与真正的“哲学家”的判断充满质疑，“同样的事业在您那里称其为神圣，在我这里却变成别人嘲讽的玩意”；“真理和学历有关系吗？一个人心灵深处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学历有关系吗？”在这里，阿乙所不满的是“哲学”的职业化，哲学的专业化和内向封闭的共同体对普通人关上了大门，而关于职业分工的社会成见则浇灭了底层爱好者心里的那一把火。

“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的分野从何而来？

尽管上述刻画“民哲”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呈现出一种偏执、迷恋的精神症候，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民哲人士并非总是如此“悲壮”，他们的诉求和境遇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那么，我们要如何定义“民哲”呢？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理解成学院派才玩的东西，从而有了“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的分野？

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于死亡的冥想与准备”，蒙田的论文则指出“哲学是学习如何死亡”。就此而言，哲学是一种精神生活。如同石勇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哲学家一开始其实都是“民哲”：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便到了近代，学术体制已经成熟，像笛卡尔、休谟这样的大哲学家，在身份上仍然是“民哲”，比如休谟，他绞尽脑汁也没弄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著名英国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包括《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等。

哲学作为一种学科而被纳入学术体制的一部分，就世界而言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历史过程。伴随专业和非专业的明确分化与对立，哲学逐渐成了少数学者的事情，专业哲学亦收窄为一小撮学院精英的对话与交流。学院哲学基于创造哲学体系之人（比如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所搭就的框架，进而在内部庞大的知识体系之中，处理文本的诠释与传承。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哲学退回到学院”的问题：内行人的学术知识生产，往往不再面向普通大众去对话。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豆瓣的“民哲”争论中留言质问：“凭啥民哲就得去建设新农村，那学院哲就能安心做那写谁也看不懂的论文呢。”

延伸阅读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作者：Jacques Rancière

版本：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4年4月

不过，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也曾有过平等公开的对话。2012年3月下旬，28位“民哲”向著名哲学家赵汀阳、陈嘉映发出邀请，举办了首届民间哲学对话会。“前者高踞庙堂，后者蛰伏草莽；前者讲求规范性的学术传承，后者拥有无规则的奇思异想。差异性、距离感注定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碰撞”。

在参会者智者说的会议笔录当中，我们看到民哲对于自身兼具肯定性和反思性的判断：“有的人沉醉在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结里，有的人身陷在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语境之中，对于他人的东西不去下功夫理解”。如同学院哲学那样，“民哲”也有自身常被诟病的问题，比如热衷建构宏大体系，但缺乏系统和严谨；一方面体现出对知识的向往，一方面体现出对前人的遗产和成就的不屑——正如署名为兔主席的文章《民哲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对“哲学史”的无视》所说。

在这次世哲大会入选的民间论文当中，那些被取笑的文章大多具有这些特征。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可以想象一种新的“大众哲学”吗？

尽管野生“哲学家”忽略哲学史的做法存在问题，然而他们却也在资源匮乏、未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困境下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锻造和求索，其真诚而执着的智慧之爱值得尊重。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我们要跳出既有的“鄙视食物链”逻辑来看待“民哲”现象，重新理解哲学与大众的关系。哲学应如何定位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以免于成为象牙塔的内部言语？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出发学，批判我们对于哲学的既有认识。他提出，哲学家将自己视为知识的承载者是有问题的，相反他们才是需要为自己的角色而辩护的人——因为这些知识将普通人隔绝在教学情境之外。和葛兰西一样，朗西埃认为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来阐述思想和社会生活，那些自我教育的学生和无产者也是如此，他们正是朗西埃在《劳工的夜晚》和《无知的教师》两本书中的主角。朗西埃发现，那些通常被认为因工作束缚而没有能力思考、言说和写作的人，也能插手那些通常被认为只是有闲阶级才能从事的智识工作。《哲学家及其穷人》一书所强调的便是，哲学应回到智力和身体上的平等。

延伸阅读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作者: [法] 雅克·朗西埃

译者: 蒋海燕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1950年代展开的“全民学哲学”运动，或许能为今天精英与民间的对立状态带来新的想象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哲”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在这场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中，哲学不分“民间”与“学院”，人人都可谈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教学改革报告中写下：“哲学从虚无缥缈的幻境落到了人间”。终日劳动耕作的工农分子，要向知识进军；而只有书本知识的知识分子，也投身到生产劳动的实践之中。毛在这场运动中号召“为革命学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正是参照了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尽管全民学哲学运动中的“哲学”所指多是较为碎片化的马哲和毛语录，存在将哲学庸俗化和工具化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毕竟尝试推动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智识上的平等。

50年代招贴画。

“学哲学讲用会”招贴画，号召要将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70年代，当全民哲学逐渐消退之后，我们又在80年代的“哲学热”与启蒙回潮之中重新认识哲学，人们拥抱尼采、萨特等西方哲学家为精神导师，接受新的哲学洗礼。在今天，那些以“哲学”为名的畅销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日益面对世界范围内哲学被纳入体制化的学术分工体系，“哲学”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知识训练、以及文化资本的彰显。

活跃在今天的“民哲”群体，大概或多或少继承了社会主义全民哲学和80年代哲学热的历史遗产与问题，这体现在他们对于知识平民化的信念和认同，也体现在他们对于独树一帜的症候性渴望，以及寻求社会承认的焦虑。那些热爱哲学的城市新中产阶级，我们很少会将其视为“民哲”——因为他们追求的更多是一种知识消遣或着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某种孤注一掷的执着，时而卑微又时而不卑不亢的激情，又带点爱国主义特色的新哲学宣言。同样，我似乎也很难想象80、90后的网生代青年会自称“民间哲学家”，因为被这个时代喂养的青年在意逼格——将表征阳春白雪“哲学”与“民间”连接在一起似乎low了一些。今天我们提到的“民哲”群体，大多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存在深深嵌入于其所生长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状况之中，他们的精神状态或多或少沾染了文化运动、城乡区隔、以及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后果，或许他们也将成为最后一代“民哲人”。

世界哲学大会即将落幕，“民哲”的上下求索还将继续。面对不论是作为知识权力的哲学，还是作为知识商品而被庸俗化的哲学，在今天我们仍愿做一个“爱智慧”的人。然而，如何寻求智识的平等，或许才是“民哲”现象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董牧孜；编辑：走走。题图为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海报。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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