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热腔骂世与冷板敲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度态度之比较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兴于唐朝，这种选拔制度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界限，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通过努力读书步人上层的机遇，让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景，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然明清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程式拘于八股，科举的落后性的一面已经暴露无遗。

清代经典小说《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都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鞭挞，虽然《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儒林外史》是白话长篇小说，体制有别，深度有异，但是两部作品都对八股科举制度有深入的反思，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从此切入，笔者比较了两作对八股科举看法的异同，审视八股科举的毒氛及文人的逐步觉醒。大而言之，蒲松龄是以“个中人”的心态，控诉着八股科举的不公，热腔骂世，冀望改良；吴敬梓则以“过来人”的心态，暴露着八股科举的腐败，冷板敲人，与之决绝。

科举之弊与科举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一开始就相伴相生。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科举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业逐渐淡化，而其腐朽性则暴露得更加明显。

《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都揭示了八股科举造成的恶果。聂绀弩先生曾指出：“以致可以说，《聊斋》里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可以说，某些地方，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的痛切。”[1]

就两作对八股科举各方面危害的揭露而言，笔者同意这段话的前半句。《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危害的描述，《聊斋志异》都已基本触及(虽有深浅之别)，而这正是许多论者所忽视的。

科举在原则上为儒生们搭建了公平竞争的平台，而这一点在明清两朝也被破坏殆尽，因而造成大批士子才不获展、进身无门、赍志以没。对此，蒲松龄有切肤之痛，能明察秋毫。他描绘了因科举不公而造成的“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

《叶生》中，叶生“文章词赋，冠绝一时”，深受邑令丁乘鹤赏识，却屡困场屋，以至抑郁亡身。《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其后鬼使神差，以平日粗滥不堪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

其它如《三生》、《于去恶》、《司文郎》中无不反映了类似的事实。面对是非颠倒、朱紫莫辩的科场，蒲松龄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懑，矛头直指考官，痛斥考官或为不学无术的“师旷式”的盲试官，或为贪赃枉法的“和峤”式的钱财迷。他对前一类群体抨击尤力，可见，作者意识到这是普遍现象，认知颇具深度。

《儒林外史》对科举的不公亦有所涉及。如周进当了学道后，凭主观好恶，随意点黜，杂学旁搜的举子皆遭惩罚。审阅范进之文时，先觉不通之极，再读不过尔尔，三读竟觉得字字珠玑，根本无客观标准可言。周进为了一句戏言，让范进关照举子荀玫。范进做了考官，竟然不知苏轼是何人。

这些考官除了读几本八股选本，胸无点墨，他们衡文选拔人才，岂不荒唐？同写科举不公，吴敬梓多用曲笔，在情节的自然流动中显示态度，冷峻而客观。

八股科举造就儒生普遍空疏无学。八股文体制僵化，且要“代圣贤立言”，毫无个人见解可言，加上应运而生的“程墨”选本畅销，士子甚至不读《四书》亦能考中。蒲松龄对此痛心疾首。

《嘉平公子》通过人鬼相恋的故事，讥嘲“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读书人，使女鬼都深以为耻，长叹“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悄然离去。这是何等辛辣的嘲讽，何等切齿的热骂。

《苗生》中，从苗生的视角，描绘了一帮俗不可耐、互相吹捧的腐儒酸丁，他们互诵闱中之作，剌剌不休，苗生蔑称：“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剌剌可厌也！”苗生怒而化虎扑杀诸生，通过简单的情节，作者一吐胸中的深广忧愤。

《儒林外史》中，张静斋信口雌黄，把八股科举的制定者刘基说成洪武三年的进士，把赵匡胤雪夜访赵普之事附会到朱元璋和刘基身上，汤奉、范进不知就里，随声附和。号称选本行销华北五省的匡超人，竟然不知“先儒”是指已过世的儒者，受到质疑居然死不承认。

老选家马二先生没有一点审美能力，他游西湖全无会心，只说出：“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矣’！”这样的冬烘之语。他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是何人。这些儒生们知识贫乏得惊人，眼界狭窄得骇人。

相比之下，蒲松龄痛感斯文之扫地，儒生之俗烂，热嘲之意显见。他往往抑制不住情绪，跳出来发言，或借人物之口表态，如狂涛之怒卷。吴敬梓则见惯不惊，冷讽之意时出，在精采纷呈、纡徐舒缓的叙述中寓机锋，如潜流之暗涌。

八股科举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毒化社会，腐化吏制等等，然而最让人痛心的是它对士子心灵的戕害、精神的扭曲和人格的践踏。蒲松龄对此亲历亲闻，感受非常痛切。

《王子安》中，主人公久困场屋，困顿异常，一日醉后，竟因郁结而产生迷幻，梦见自己点了翰林，“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便大呼长班。其精神的变态、人格的贬损可笑复可悲，可怜复可憎。

《叶生》中，叶生赍志而没后，竟代魂从知己，倾囊传授丁公子制艺之术，使其连战连捷，以证明自己半生沦落是命薄而非战之罪，博得阿Q式的自慰，这种死而不已的科举情结，可敬耶?可悲耶?

《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中举前受尽了社会的冷落和亲人的白眼，长期隐忍着欺凌侮辱、愚昧麻木，将全部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维系在科举之上。

长久难释的郁结形成严重的心理病症，以至演出了周进头撞贡院号板，范进闻喜报而发疯的悲喜剧。这种心理不健康的失态凝聚着多少青春的浪费和心灵的荼毒啊!

不仅如此，八股余炽还祸及妇孺，鲁小姐是精通八股的另类才女，其梳妆台上都摆着八股文章，她的丈夫蘧公孙对八股文不甚在行，她就寄希望于儿子，每天拘着四岁的儿子熬夜读八股。

匡超人在参加八股科举之前非常纯朴善良，孝顺父母，在马二先生指引下，读八股考功名，进入名士圈，转变成厚颜无耻、忘恩负义的骗子，背叛了自己的两个恩人——马二和潘三。

由此可知，八股科举对正常的人情人性、良知良心的凋残、摧挫达到何等程度，吴敬梓对八股余毒危害的揭示令人扼腕叹息，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让人警醒，这正是吴敬梓比蒲松龄深刻的地方。

综上可见，《儒林外史》中对八股科举危害的暴露，在《聊斋志异》中基本上都涉及了，由此说《聊斋》里有一部《儒林外史》很有见地。但若说《儒林外史》不及《聊斋》痛切，则不敢苟同。

两作的重大分野在于对八股科举制度本身的看法。如果说蒲松龄对八股科举制度毫无保留地赞同，有些厚诬前贤。

《贾奉雉》中，贾生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容，作者借郎生之口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冯镇峦认为《叶生》是“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2]叶生以“文章词赋”著称，其他一些困于场屋的才子形象基本也是擅长诗词歌赋的，这应该一种有意的安排。蒲松龄本人除制艺之外亦博闻强记，致力于诗词、俚曲等文体的创作。

因此，笔者认为，蒲松龄隐约朦胧地意识到以八股取士束缚士子才情，不能全面考察人才。但也只是到此为止，理性自觉的开拓尚未真正展开。蒲松龄在反映八股科举的流弊时，融入自己的闻见感受，字字血泪，写来感人至深。

然而他关注的焦点在于科场的不公正上，因此批判科举制度只定位在具体的操作者上，即考官的无能和贪赃。他对八股科举的认识尚未超越感性的层面，换言之，即还未上升到对制度本身的批判。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说，如果我们把失败归因于不稳定因素，那么期望不会因失败而变化，我们会再试一次希望成功[3]。蒲松龄即是如此，他将考生的失败归因于试官及命运等不稳定因素，所以对瞎眼考官的抨击尤其激切、猛烈。

如《司文郎》中的盲僧对王生落榜而余杭生高中的现实，大发感慨：“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衡文的考官不但眼睛瞎鼻子也瞎，这是何等入骨的谩骂。由于蒲松龄身历其中，体会深刻，语语击中要害，酣畅动人。

蒲松龄痴迷科举，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甚至年逾花甲尚“白头见猎犹心喜”。他之所以九死未悔地追求科场得意，是因为坚信自己的落拓不遇由眼鼻俱盲的考官酿成，而与制度本身无关。失志落魄时，他带着切肤之痛，怀着满腔悲愤控诉着八股科举。被推上受审席的是具体的考官，真正的罪魁祸首——八股制却逍遥法外。

他站在科举迷的立场看，是局内人，虽然“到底意难平”，却相信这只是“美中不足”。于是，在《考城隍》中，作者幻设出阴间有个公平的八股科场，人尽其才，以满足自己的“白日梦”。在《叶生》中，藉叶生死后再战夺魁，以恢复屡试不售造成的心理失衡，确证自己的八股实力。在《新郑讼》中，更公然为八股文辩护“谁谓文章无经济哉?”

可以设想，在蒲松龄心中，只要八股科举遵从公平竞争的原则，只要考官有能力且公正，这种制度仍然是无可厚非的。

不难发现，《聊斋志异》许多篇章里的才子科场失意均被归因于命运不济。蒲松龄终身沉迷科场，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他载着微茫难求的信念，坚韧地一次次尝试，渴望遇到伯乐式的主考。可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希望一次次被粉碎。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八股文化熏染下普遍的社会悲剧。

蒲松龄对八股制是基本认同的、亲和的，吴敬梓则是彻底否定的、反叛的。吴敬梓是理性气质很浓的文学家，在充满血泪的事实教训下，三十六岁就勘破科场的污浊和八股制的不合理，绝意仕进，笑傲泉林。他经历了看重科举，看轻科举到与之绝裂的人生三部曲，他将考生失败归因于八股制这一稳定的因素，因而不再困惑，不再迷茫。

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4]对于具体作品，亦当作如是观，由范进到杜少卿，由灵魂的拷问到彻底的清醒是吴敬梓的心路历程。

因此，他才尖锐地质问：“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5]他才在小说开篇伊始就否定八股科举制，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6]，可见吴氏认识到八股制是罪恶的渊蔽，他秉持公心，不仅批判科举不公、考官无能，而且深入到对制度不满的层面。

小说开头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批判的锋芒所向，是“法”即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与腐朽，而不是具体操作者的无能。吴氏的机锋所指是八股的内容狭窄、程式僵化对人才的毁灭，及其引起的“一代文人有厄”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制度下，只会生长出像张静斋、严贡生、匡超人这样的“恶之花”。这种制度下遴选造就的人才，只能是不明本朝历史，不识苏轼何人，不知“先儒”何义的低能、愚蠢之辈，只能是大堂上响着“板子声、算盘声、戥子声”的凶狠贪婪之徒，只能是作诗都用“且夫”、“尝谓”等八股字眼的浅陋、粗疏之流。

此外，吴敬梓钦慕魏晋名士的放任达观、愤世嫉俗，敬仰阮籍以身对抗名教的风范，加之颜李思想的濡染。这一切，使吴氏能跳出牢笼之外，保持适度的距离看清八股科举，揭批自觉、深人，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科举制度的腐烂与霉变，成为高举反八股科举大旗的斗士。

两相比较，蒲松龄不识八股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是入而未能出，对科举制度本身的看法是肤浅的、皮相的；吴敬梓则在局外冷眼观，故看得真切，是入而能出，因此对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本质的。

两作创作方法与笔法的差异造成了“骂世”与“醒世”两种大相径庭的接受效果。

《聊斋志异》主要采用浪漫夸饰的创作方法，真幻相生，迷离恍惚，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变形来突出事物的本质，给读者留下深镌难磨的印象。

在《司文郎》中，盲僧以鼻嗅文辨优劣的构思，想落天外，神思飞越，妙不可言。作者往往在作意好奇，幻设无端中，鞭辟入里地嘲讽无能的考官。

在《三生》中，因考官目中无珠而落第，愤懑而卒的士子，在阴间告状，要挖掉考官的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将对盲考官的义愤发泄无余。《叶生》中，叶生死后仍然能入场屋，一举高中，尽抒士子们落拓不遇的遗恨，精妙入神。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自云：“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7]他正是怀着这种“狂”与“痴”，讲述着诸多儒生在科场挣扎呻吟，惊心触目的人间悲剧。

凡此种种，尚不足泄蒲氏之“孤愤”，他还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反复阐释其主旨，骂尽考官，希望彰显天道公理于天下。作者以被誉为“鬼之董狐”的干宝自比，用异史氏曰卒章显志，规摹史家笔法的意图显而易见。

故何彤文说：“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8]而且小说基本都用直笔、显笔，来传达作者的愤激和牢骚。

然而从接受角度而言，尽管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尽管情节离奇、曲折，但过多运用直笔、显笔，几乎没有“空白”和“未定点”。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判断的权利，留下的回味、思索的空间相当有限，也影响了读者向纵深求索，这造成了力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接受效果，同时也是其主题不易误读的重要原因。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采用高度写实的创作方法。作品中许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是作者熟悉的，写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作者在原型的基础上集中提炼，使之成为典型，增强了作品的辐射力与穿透力。

通过周进、范进形象的塑造，写尽天下寒儒科场失利的辛酸和血泪。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变质，控诉了八股科举对士子灵魂的鲸吞蚕食。

在构思中，作者也不乏奇思妙想，但总能以深入本质的抽象和鲜活真实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无怪乎惺园退士说：“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9]

正是吴敬梓基于现实生活的高度写实和概括，才使沉迷科举之人产生“对号入座”的恐慌。这对他们的本质揭示得实在太深刻了，连仅剩的隐私和尊严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怪乎《儒林外史》获得“烛幽洞微，物无遁形”的赞赏。这一切也得力于作者对史家笔法的仿效。

书名为外史，实可谓明清时期读书人的正史、心史。他不同于《聊斋志异》对史迁笔法的规摹，而是对“春秋笔法”的效法。套用“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也可以说：“吴敬梓成《儒林外史》而八股科举迷惧”。

作者在小说中基本上以局外人的姿态，展示着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笑剧、闹剧，叙述的语调平缓而滞重。作者不急于表态，其言外之意只能在沉潜吟咏中体味，作者不急于介入，而是用曲笔、隐笔呈现出沉重、真实的生活剧，褒贬之意须于字里行间感悟。

如果说《聊斋志异》中作者是显在的、讲述的，他站在窗口，告诉你这世界发生了什么故事，那么《儒林外史》中作者就是隐含的、展示的，他领你到窗口，让你自己看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接受的角度来说，作者只是将八股科举的痈疽割开来展示给你看，而不加任何评判，爱憎好恶却尽寓其中，从而形成一种“召唤结构”，引导启发受众，使其在欣赏中有无穷无尽的回味、思索，调动其审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行二度创作。

如此看来，《儒林外史》可谓余味曲包，情韵绵邈了，这也是其主题至今聚讼纷争的症结所在。

笔者无意轩轻两作的艺术成就，也无意评判两作的优劣贤愚。蒲松龄、吴敬梓两人都看到、感受到八股科举的弊端，并把目光投射到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但在认知的深浅上却判然有别。

蒲松龄重点写了科举的不公和考官的无能，只批判了具体的人和事，怀着当局者的愤激、怨恨热腔骂世，因而是感性的皮相之论。而吴敬梓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透析，怀着痛定思痛的沉静，主要揭批腐朽的八股制度本身，这种理性的反思倍受后人击节赞叹。正如黄安谨所说：“其实作者之意为醒世，非为骂世也。”[10]

以人为喻，《聊斋志异》所表现的痛切，是皮外伤引起的苦楚，《儒林外史》所表现的冷隽，是机能坏死引发的无望。当然，认识的差异也与两人的身世际遇、气质风度、时代先后有关，兹不赘述。但是，我们可以说，若无蒲松龄奋进揭竿于前，可能就没有吴敬梓踵武超越于后。

注释：

[1]聂绀弩《〈聊斋志异〉三论》，《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2]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本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3]转引自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5]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杆〈文木山房诗集〉后》注引吴敬梓佚诗。

[6]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7]蒲松龄《聊斋自志》，引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何彤文《注聊斋志异序》，引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引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引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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