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炒米视角
其实明清以降的吏治腐败，和地方各种利益链条，权力寻租。朱元璋同志本人要负一定责任的。
这个跟朱元璋同志革命时的切身感受是有很大关系的。
元朝的灭亡，除了中央权力较弱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吏治的腐败，各种利益链条的丛生，虽然元政府的课税很低，但导致了基层对底层社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就差没有征收呼吸税了。
所以朱元璋同志对官吏有与生俱来的痛恨。他当了皇帝之后，他和官吏的关系，拿仇人来比喻也是不为过的。明初三大案中，动不动就杀几万官员。
朱元璋同志不按照经济规律，给官员极低的薪资待遇。
还要官员清廉。其实这实在太难了，因为让几个官吏过成海瑞那样还可以，让天下所有官吏都如此，那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明初天下”百废待兴”么，所以很多工资形势不是以钱结算的，而是以实物结算的。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这是一品官的待遇，正常的七品县令的待遇只有七7石5斗，合算下来年薪大概2.9万元。这样的待遇怕养活自己尚属勉强。而一个县令又要自己做官服，又要请师爷，又要请衙役，还有家人。就算白给一个县令给你来做，每年还得贴补一堆银子，才能保证明朝基层政府运转。更何况这些人为了当县令，几十年寒窗苦读，还要挤独木桥。做生意还要收回成本呢。所以不贪，不截流，不搞权力寻租，自己都没法活。
但是朱元璋同志非常教条，并且非常认真。他时要杀人的，他规定，凡是贪污60两银子，就要杀头了。
他的惩罚措施也非常直观，他在很多县衙都修了”皮脏庙”，剥皮实草。继任者看着前任的皮去办公，这绝对有警戒意义。但是朱元璋一个人管不过来啊，所以他发动普通老百姓一起来监督，但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以文盲居多。不识字啊。所以朱元璋发明的普法方法就特别有创意。他把大明的刑律，通过具体的案件，做成了厚厚一大本《大诰》，犯了罪的有这本《大诰》的可以减刑，没有的罪加一等。
可以说朱元璋同志反腐是认真的，但结果肯定是跑偏的。所以明初的官场，可谓“官不聊生”。往往是前任戴着刑具办案，继任者过不多久，又戴上刑具，处理上任官员。
朱元璋同志很辛苦，而整个官场的贪腐越禁越蔓延，无法禁绝。朱元璋同志最后也死不瞑目，他想要的那种吏治清明，最终也没有实现。
之后整个明朝官场形成了一种体制外补偿模式。并且之后一直影响着明清两朝的官场。
那就是基层摊牌截留，比如“淋尖踢斛”、“火耗银子”，然后形成“冰敬、碳敬、节敬”等”三敬”不成文制度向上输送，将利益在整个官场体系中进行一个工资外补偿。
这个形式造就了依附于公职体系外的另一种权力和利益循环体系。他一方面的确维持了明朝政府的运行正常。但是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不完全服从皇权的另一个利益体。
明朝的文官集团之所以能够游离于皇权控制，甚至形成对抗。这种利益共同机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个一直到了清朝雍正年间，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才彻底将文官集团打散。
但话说回来了，即便雍正撤销了“火耗归公”，给了“养廉银”。把这部分流传到官僚手里的额外银子全纳入了国库。贪污腐败现象仍未禁绝。
所以可能就像那句，”人类社会不灭，贪污腐败不绝。”
文/炒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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