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记：“不惑”之年应“不惑”——40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就业率之辨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8.08.07

　　摘要：在“双一流”建设展开之时，在高等法学教育恢复重建40年之际，我国法学专业就业率问题应重新审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除了为法律职业输入人才外，还承担为现代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功能。高等法学教育就业率应区分首次就业率和二次就业率，如果统计法学专业的二次就业率，既往评价便存在偏颇。高等法学教育亟待实现规范化，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要分两次进行，要做好学位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紧密衔接，最终使法学专业就业率处于国家的适度调控之中。

　　关键词：法学教育；就业率；法学教育现代化；教育大众化

一、问题的由来

　　1977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恢复招生，揭开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重建的序幕；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恢复招生，法学教育重建全面展开。自那时起的一段时期内，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供不应求，法学专业因此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备受社会青睐。这为法学专业发展创造了契机，各高校将增设法学专业作为工作“亮点”来抓，增设法学本科专业、申报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国家重点学科等工作依次展开。但自从1999年本科大量扩招开始，由于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也出现了整体过剩的现象。由于就业率数次倒数第一，教育部曾几次亮“红牌”示警，法学专业的地位一落千丈，各种诟病不绝于耳。而今恰逢“双一流”建设推进之时，又是高等法学教育恢复重建40年之际，法学教育就业率低的现象亟待分析缘由，明辨是非。本研究拟将就业率问题纳入到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现代化和内涵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对误解之处予以澄清，对不当之处予以剖析，并进一步提出若干解决方案。

二、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审视法学专业的就业率

　　高等法学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难解难分。首先，高等教育现代化乃大势所趋。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意义不容忽视，“因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培养少数具有特殊知识结构的精英，而是为现代人铺垫基本的素质，是现代主体摆脱自然的和经验的状态，进入理性和自觉的存在状态，‘长入’社会的一种越来越必要的准备”。其次，法治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法治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法律成为调整社会主体行为的主要手段，立法客观、科学、完美；二是法律职业工作者恪尽职守，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司法具有公信力。这两点都需要法学教育不断现代化，为法律职业领域培养合格人才。

　　考察西方两大法系各国情况可知，虽然他们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早已踏上“大众化”之路，但法学教育现代化却依旧遵循“精英化”取向。一方面，海洋法系国家中以美国为代表，法学院只接受本科毕业生且录取标准严格，入学后接受实务性课程和应用技能的培养，学业完成后经适度筛选，多数可以取得律师从业资格。另一方面，大陆法系各国尽管法学（本科）入学资格要求不及美国严格，但学生要按照法学家的标准接受规范的学术训练，要掌握法学原理、形成法律思维、养成职业伦理，始终遵循“宽进严出”的原则。以德国为例，法学专业学生本科阶段要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合格后若选择从事法律职业，则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职业培训，然后再参加通过率极低的第二次国家考试。大陆法系其他各国也“几乎都设计了阶段性考试，这样可以针对法律职业所要求的专业素养进行针对性测试，实行阶段淘汰制，做到优中选优，将优秀的法律人才选拔出来”。

　　恰恰是西方各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精英化取向，即便在法律人才培养中竞争残酷，但却因合理分流机制的存在，按最初入学人数统计出的就业率虽低，却并未引起各界的担忧。可见，两大法系各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在奉行精英教育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是与法治现代化、法律职业现代化、司法独立等在互为渗透、交互作用中完成的。反观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则是“伴随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展开，特别是与大众化教育的趋势同步”的，长期处于未完成状态。与之相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是与法治现代化、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同步，走在近期司法体制改革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之前，具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化取向。因此，虽然40年来我国法学教育成就显著，但就业率低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现代化中的伴生物，与成就遥相呼应，一体两面。说到底是因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除为法律职业输送人才外，还承担了为现代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重要表现是知悉并能够合法行使权利，这要靠法学教育的权利之维来促成，因为“法学是权利之学。立法是表达权利，执法是落实权利，守法是实现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法律的本位在于人的权利”。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我国社会法律传统薄弱，培养知法、信法、用法、护法的现代公民的任务迫切。只有在立法科学、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迅速培养大量能够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的年轻人，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际交往的利器，加快社会的法治化、现代化。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取得的公民培养的成就绝不能因低就业率而抹杀，这是评价就业率高低时必须着重考虑的因素。

三、要按照法律职业内在规律全面评价就业率

（一）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就业率的影响

　　我国法律职业领域近20年改革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法院、检察院（今后还有监察委员会）等多以通过该考试为条件招录人员，从事律师工作亦然。现实中，很多家长和高考考生报考法学专业，就是想毕业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工作，而本科就业率统计也离不开法官、检察官等的招录人数。如果大四的法律专业学生上半年能通过此考试，下半年又顺利通过了法、检招考，便实现了就业。如果他们既未考取研究生，也未通过司法考试，或者虽然通过了司法考试却没能通过后续的入职考试，则可能无法就业。实际上，无论是否允许在校本科生报考，既往司法考试A证通过率长期被设定在10％左右。但因为司法考试报考者众多（既有有意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也有法检在职而未通过此考试的人员），即便在校本科生的通过率高于平均值（浮动于20%~40％之间），也远低于大众就业预期。

（二）各国司法入职程序差异对法学就业率的影响

　　如前所述，英美法系国家多在本科起点上招收毕业生报考法律专业，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次分流，也解决了法科学生社会阅历浅、其他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这些学生被按照“如何成为一名律师”的需要进行专业训练，经过刻苦学习，最终大多能从事法律职业。大陆法系各国一般在学生毕业前先进行一次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者被分流进入法官或律师学院，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培训，然后再经过残酷的第二次国家法律职业认定考试，通过后才可以成为法官或律师。这样的入职程序设计虽步步惊险，但学生自己每一步都知道该怎么走。也正是在有序分流的过程中，各法学院充分竞争，理性办学，能够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就我国而言，尽管法学本科教育的招生接受行政部门宏观指导，但招生数是由高校自主决定后上报获批，主动权在高校。因各院校间缺少沟通与协调，无法统筹兼顾，决策难免盲目，再加上对就业规律缺乏清醒认识，所以人才培养便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和有效指引。另外，很多培养单位对培养效果不清楚，教与学严重脱节，不重视司法考试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教学效果欠佳。很多学生功利性过强，在校期间不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只想尽快通过职业考试，反而两方面都不成功，只能“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反复参加司法考试以获得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资格”。这造成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大多“生意火爆，他们对统一司法考试题型、大纲等进行专门研读，讲授给学生，使学生感到考试辅导比正规教育有用”。但不管学生怎样准备，司法考试的高竞争性、低通过率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种入职程序设计是导致我国法学就业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合实际，综合考虑法学专业的刚性和弹性就业率

　　当前我国法学本科专业就业率统计由教育部统一指导，以毕业半年前后是否就业为准，就业数据由各办学单位统计后向教育部上报汇总，就业率排名随之出炉。这种统计只针对学生毕业后半年内就业情况，也是唯一的一次就业率统计。考虑前文所述种种限制，将法学专业与其他不需要通过类似入职考试的专业简单比较，就明显不够合理。因为法学本科就业时间节点多，就业过程弹性大，即使本科毕业前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也可以在毕业后继续参考，直至最终被法检等入职考试录用。因此，综合考虑法学专业的刚性就业率和弹性就业率十分必要。

　　所谓刚性就业率，是指在毕业后非常短的时间内，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占毕业人数的比例。因为时间节点的严格限定，本科专业毕业人数确定且就业有据可查，各学科间标准统一，所以刚性就业率易于操作。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主要是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对各学科自身就业规律考虑不全面，刻板运用会影响学科发展。一旦各学科混同在一起按照毕业半年的时间节点进行统计，便使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就业数被忽视，虽然就业统计时未就业者应当视为未就业，但不能说这些未就业者此后就一定不能就业。忽视对后期就业者的统计，简单地用刚性就业率来指导学科发展或者高考志愿填报，将会产生极大的误导。

　　因此，需要引入弹性就业率，即从毕业时起到较长的一个时间节点为止，就业人数占毕业生数的比例。相比而言，弹性就业率强调将就业时间节点的确定与各专业自身的就业规律相结合，反映特定学科在就业上的特殊性。弹性就业率的优点在于就业率统计的灵活性，能够客观地体现各学科的就业规律，使就业率评价理性、客观，对社会和学科发展能真正发挥作用。但不足的是，这种就业率统计要求对各学科的就业规律把握到位，对就业率统计的时间节点确定精准，即便做到尽善尽美，也难免各学科间就业率统计时间段的差异化，不方便对各学科就业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难以总结就业规律及排名。

　　弹性就业率中，有一个节点的就业率与刚性就业率重合，那就是严格限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节点内统计出的就业率，也可以说是首次就业率。这里的“首次”强调的是统计上的首次，与之对应就应该有二次就业率，即在第一次统计之后，隔一定时间段再统计一次，揭示当时没有就业的人数中又有多少人实现就业。无论是弹性就业率，还是弹性就业率中的二次就业率，就是想针对法学等学科对入职条件和就业时间节点的特殊性，将尽管相对迟延但还是实现就业的数据统计出来，揭示法学等学科在就业前景上的优势。刚性就业率和弹性就业率的区分，是针对是否追求就业率统计的一锤定音而言的，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从统计时间节点看，弹性就业率包括首次就业率和二次就业率，首次就业率恰恰就是刚性就业率，二者存在包含关系。

　　法学学科首次就业率虽然不高，但一旦适度延长就业统计时间节点，二次就业率就会明显上升。现在的问题不是法学就业率低，而是法学的二次就业率被忽视。一旦将二次就业率统计出来，再与首次就业率高、二次就业率低或者首次、二次就业率均低的专业比较，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就业率便很有可能不再“垫底”。这就使法学教育默默承担的、为培养合格公民所作的大量基础性工作得到了体现，因为这些未就业的合格公民在毕业后一定时段内还有很大几率成为法律职业工作者。

四、要通过规范法学教育调控法学专业就业率

　　统计方法只是修正就业率高低的技术性操作，继续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改革，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才是解决就业率问题的核心所在。

　　1. 突出法学学位教育重点。当下的高等法学教育分本科教育、硕士教育、法学博士三个层次，各个层次的学位教育要突出重点。其一，法学本科四年教育应该定位为大陆法系式的培养模式，侧重于对法律专业知识的理论学习。通过对核心课程中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解和掌握，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能利用法律概念进行法律推理，养成法律思维方式，最终使他们能够像法学家那样思考。一旦本科生源打牢基础，后续的硕士、博士教育便有了可靠生源。

　　其二，法律硕士（非法学）教育在坚持既往培养目标和整体方案的前提下，可授权有资质的培养单位适度突破联考，进行招考推免试点工作。推免的生源要立足本校（时机成熟时可向校外拓展），“985工程”高校或各政法大学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社会服务指向性突出的强势专业，地方高校则要聚焦于服务本地区的强势专业。推免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进行，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第三学年的4、5月份启动报名，生源必须确保品学兼优，第四学年要通过对中外法律史、中外伦理学史等课程的学习来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凭成绩按比例择优录取为研究生，无论被录取与否均要按照报考者原本科专业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入学后的三年进行法律专业课程学习，与全国法硕（非法学）联考统招的学生一并培养，推免录取将意味着过去4+3培养模式转变为3+1+3的培养模式，可以提高复合型人才培养中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质量，满足未来实践需要。

　　其三，无论是法律硕士（非法学）还是法学本科学生，都要认识到“法学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也是一种培养模式。学生应把品德素质放在首位，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专业素质为主干，强调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品德素质，特别是司法伦理和职业道德在法学教育中具有重大意义。法学院等要培养学生具有忠于祖国、忠于法律、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品德；要使他们具有法律信仰，把握法的精神”。这就要求有计划地强化培育法律职业伦理，在各层次教育的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日常管理中，做到全方位开拓进取，常常穿插着对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的学习，使学生对伦理要求感同身受，常常伴随着对反面人物和骇人事例的反思，使学生对丧失伦理的危害刻骨铭心，课内课外要创设出职业情境使学生移情化我，最终使他们做到将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在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优化教学环节，改进原有考试模式。既然我国本科教育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培养模式，就应该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第一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整体考试设计见下文），要减少对法律条文的考察，侧重于对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的考察，侧重于对各法律部门中法律精神的考察。这意味着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法的应然性，学生教材用书要加大深度，辅助用书要改变编写思路。授课教师在讲授专业必修课时，要适度引导学生阅读辅助用书的内容，激发出他们拓展阅读的兴趣，学生一旦付诸行动便会加深对理论、原理、原则的理解，这会促使教学相长。如果教师没有对所讲授学科的深入钻研，便不能把握学科内容的精髓，便不能轻车熟路地驾驭教材和对教材内容巧妙延伸，学生一旦学习不投入便意味着自毁前程。教师精力投入的增加和考试难度的上升，最终会促使法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全方位提升，使未来法律人素质随之提升。竞争激烈而能胜出会增强他们的成就感，感同身受的职业熏陶会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3. 强化法学的职业教育并创设新的考试。法学学位教育优化的同时，职业技能也要得到强化。如前所述，法学本科教育应趋向于大陆法系德国等的做法，加强理论素养的培养，但是既有的诊所教育、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旁听审判、辩论赛等形式的实践课程仍要强化，要以深化对理论课知识的理解为准则。对于各类法律硕士研究生，在传授法学基本理论的同时侧重于应用技能培养，对于基本理论的学习，也要做到对各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具体制度的准确理解。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培养应该侧重于引导学生解决实践中涉及与法律问题对应的其他领域的技术性、专业性难题；法律硕士（法学）在深化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侧重于培养学生对国情、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的理解，在立足应用技能培养的同时，侧重于使他们未来面对与国情、民意相关的法律难题时能做到能动性司法。两类法律硕士的培养中已经推行的双导师制度要固守和强化，真正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使理论素养和应用技能均获提升。对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再侧重于各专业学术训练同时适度贴近于法律硕士（法学）培养中的能动性司法，做到既可为实践输送人才也可为对应专业的法学博士教育储备生源；法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则要侧重于为将来的高校提供优质师资和为理论研究机构输送新鲜血液。

　　在职业培养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在按照职业资格考试分两步走的前提下，所有的高等法学教育涉及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都要通过理论知识为主的初次考试。为保障培养质量，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就读者至少要在研二下学期才能报名。考试时间还是每年9月中旬的双休日，法学本科学生要大三下学期才可报名。初次考试合格后，侧重实践应用技能的二次考试由国家法律职业培训学院来承担。通过初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要申请进入法律职业培训学院进行为期1年半的培训学习，从（本科大四下学期）6月份开始报名（这一培训资格因读研、出国学习等可以保留），9月份开学，经过3个学期学习，参加法律职业认证的第二次考试。考试通过者可以按照其报名时的志愿颁发职业认证证书，从事对应的工作，未通过者发给国家法律培训结业证书，可以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法律服务工作。这一考试通过率要有一定的比例限制，学习的费用要由国家财政进行适度补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法学教育在就业上的最后一次分流。

　　法律职业培训学院的创建，应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这既与司法改革中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策相呼应，也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对应，如最近推行的监察体制改革乃至今后监察人员选拔等，也要奉行职业化道路，但既往的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负责培训既解决不了监察人员的培训，也不能对未来律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因此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组建国家法律职业培训学院。培训学院的师资由监察委员会、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律协分别选任。这一机构应下设办公室、考试中心和按职业区分的业务科室等，学院主要领导可由政法委的领导兼任，管理和服务人员可拥有国家事业编制。

　　一旦高等法学教育本科侧重于基础理论学习的法学家取向培养，学校教育与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初次考试内在勾连的加强，必然要求学校要配备高水平的师资。同时，法律职业伦理培育契合的职业情境创设等也要求学校加大办学投入，这就会使一些办学条件不优越，尤其是办学资金紧张的办学单位知难而退——缩减乃至退出招生，使高等法学教育本科的招生数减少，再加上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也使理论上的现代公民去从事其他职业或自主创业成为可能，最终使法学专业就业率低在现实上变得可接受，使法学专业的就业率真正处于国家的适度调控之中。

　　孙记，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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