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共体育设施，与日本相比差太多太多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ID：tengxun_lishi），作者：谌旭彬。虎嗅网获授权转载。

1986年6月，记者袁晞在湖南永顺县王村采访。

这个湘西闭塞的山村，是电影《芙蓉镇》的外景地。袁晞在摄制组见到，黑板的一半写着拍摄计划，另一半写着足球世界杯冠军的竞猜表，表中还有谢晋、姜文的名字。决赛重播时，摄制组的电视机“只能看到黑白相间的足球忽大忽小，时起时落，比赛情况只能听解说员说，可观众中的叫好声、欢呼声却响彻河谷。”①

也是在这一年，爱好踢足球的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观看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我和同学们都特别崇拜马拉多纳，觉得他特有天赋。” ②

这一年，第十三届足球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央视录播/直播了全部52场比赛。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全程观看世界杯。

图：黑白电视时代，世界杯让中国人大开眼界

这种机会的得来，并不容易。

中国人通过视频影像接触世界杯，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

那年夏天，邓小平观看了一部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陈家亮回忆：

“我记得很清楚，放映是从早上9点开始的，一直持续到近中午1点，小平看得是目不转睛，太投入了！我跟你说一个细节，在放片的3个多小时中，他一直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的时候看到尽兴处就很简短地来个评论。”“《世界在你脚下》这片子好像七八十分钟就放完了！但是小平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③

1978年，还叫做“北京电视台”的央视，使用国际广播卫星的公共信号，派解说员宋世雄在香港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转播了第十一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和冠亚军决赛。

这是中国首次转播世界杯比赛。没有预告，没有宣传，有幸看到的球迷多属偶然。深圳作家张若雪回忆：

“在转播那届世界杯前，国内几乎未做任何宣传。……眼看到了六月下旬，世界杯已近尾声。我开始备战半个月后的高考。一天偶遇健子，他说昨夜电视转播了本届世界杯三、四名的比赛，巴西二比一胜了意大利。闻讯大悔，竟错过了如此精彩。随即又兴奋起来：那明天的决赛岂不是也会转播?……决赛时间大约是晚十点。我惶惶然，脑子里只有足球，早已装不进书。……时间已到。开机后，荧屏上却是一片雪花点，眼巴巴看着健子把天线扭来扭去，急得心都要跳出来。……突然传出一阵球场的欢呼声，似乎还夹杂着号角。健子扭了扭天线，壮观的河床体育场终于露出真容。我们这十几个幸运观众不禁也欢呼起来。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看世界杯决赛啊！激动的心情迟迟不能平复。” ④

图：1978年，阿根廷对阵荷兰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央视再次派人去了香港，在酒店根据西班牙传来的画面对比赛进行解说，然后再把录像带空运送回北京。也就是说，球迷看到节目时，比赛早已结束。直到西德与意大利决赛的前夕，央视才收到上级指示，临时租了卫星，在北京演播室对着画面做了一次同步直播。

这也是内地球迷看到的第一场世界杯现场直播。

1986年，央视终于派了记者前往现场录播/直播墨西哥世界杯。资深球迷邓小平看完了全部52场比赛，据警卫张宝忠回忆:

“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52场还是53场比赛我记不清了，他一场没落，全都看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⑤

图：1982年世界杯，宋世雄的“解说现场”

作为最早以影像形式被引入中国的竞技体育项目，世界杯让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再次找回了那久违的血脉贲张。

面对河床体育场的山呼海啸，和看台上漫天飞雪般的纸屑纸条，作家张若雪非常感慨地写道：

“中国人已经被种种政治运动训练得含蓄、克制，赛场上的狂热往往被视为缺少教养的表现；但在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阿根廷球迷，能够尽情地宣泄情感，释放爱憎，不也是一种幸福的原生态？”

心生相似感受的，还有当时年仅10岁的黄健翔：

“一下就从此把一个人给抓住的就是决赛。阿根廷出场前，河床体育场那个看台上，扔那个蓝白纸片像雪花一样那个镜头。那一下，哎哟，这个足球怎么这么了不起呀！能够让这么多人为它疯狂，那一下就抓住了。” ⑥

1985年5月19日，国足在北京工体输球，无缘次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比赛结束瞬间工体就像一个死人的墓地”，随后“中国队，××！”“曾雪麟，××！”的咒骂声铺天盖地而起，北冰洋玻璃瓶、木头椅子飞向空中……

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球迷闹事，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事件最终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超过一百人被拘捕，18人被处以刑事拘留、劳役和判处有期徒刑。但法新社却将其视为“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性事件，理由是“5·19”意味着“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球迷”。⑦

法新社做出这种评价并不意外。毕竟，中国人已经很久没有这般汹涌澎湃地依据个人情感快意爱憎了。

也是因为世界杯，人们觉察到了从“自由地看球”到“自由地踢球”，还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体育人口不足”与“公共体育设施缺乏”，在1986年世界杯之后，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

作家尹卫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与李存葆、莫言等人是同学。他们这群“自命不凡又确实有实力的青年作家们”，平日里上课铃声再三催促也未必能催得动，但“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那些个晚上，每天凌晨三点钟就会有人自发地拉响走廊里的电铃，这时候，大家都披着大衣走进阶梯教室，去看足球大赛。”

1987年初，尹卫星写成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感慨当年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饱了世界杯的眼福之后，却受限于体育设施匮乏未能成为真正的“体育人口”。书中披露：

“中国的体育科研人员曾用两年的时间，对14个大中城市每日居民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城市体育人口（每周锻炼超过三次，每次在30分钟以上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9.23％，而农村体育人口仅为2.7％。”（上述统计不包括在校学生）

作者指出，并不是中国人不爱体育运动，而是他们没有可供运动的公共体育设施：

“不要说在偏远的山区和落后的农村。就是跑遍首都北京，你就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中学没有运动场，全市基本上很难找到群众运动场，而业余体校的运动馆场并不对‘业余者’开放，人们有幸走迸辉煌的体育大厅只是去观看别人比赛，哪里有城市公众的或商业化的运动场、游泳池、健身房?”

“在北京，人们要想得到一张游泳馆(池)的游泳证，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拥挤到‘八一湖’，像下水饺一样在混浊的、漂浮着各种杂物和昆虫的水里做垂直运动……北京护城河河道的小桥上，常有一些年轻人从桥上往下做跳水运动，桥有五六米高，水则极浅，其景致十分悲壮，过路人无不围观，犹如观赏悬崖跳水一般，场面十分热闹，偶有跳水者受伤送往医院，而跳水者和围观者不见减少，大有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之势，此乃北京夏天一景。北京的业余体校和一些专用体育场，通常是在下班后就严禁入门的，有‘业余者’擅自闯入或越墙而入，轻者被训斥喝退，重者被罚款扣留，唯独不售门票……”⑧

以上描述，并无丝毫夸张。

图：2017年7月，山东临沂“暴走团”违规占用机动车道进行晨练。

“公共体育设施”是一个舶来概念。50年代“体育大跃进”时期，曾按照“在5年内每乡要有2个体育场、1个体育馆和1个游泳池的标准”，修建了许多质量甚差的公共体育设施。80年代开始重视公共体育设施的质量，但当时制定的人均标准很低。1980年颁布的《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仅如此要求：

“公共建筑用地定额中包括0.6平方米/人～0.9平方米/人的体育运动用地，其中市级、居住区级和小区级的体育运动用地分别为0.2平方米/人～0.3平方米/人。”

这个《暂行规定》沿用多年。2005年颁布了新的《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关于公共体育设施的标准仍然非常低：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可根据需要设置在室内或室外，室外用地面积与室内建筑面积控制指标应满足以下要求：人均室外用地面积0.30平方米/人~0.65平方米,人均室内建筑面积0.10平方米/人~0.26平方米。”⑨

这个非常低的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1996年“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结论是：

截至1995年末，全国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5个，人均拥有体育场地面积0.65平方米。可供足球训练比赛的室外足球场仅2630个，仅占到场地总数的0.43%。就分布而言，教育系统拥有67.17%的体育场地，占据绝对优势。再加上农业系统、工矿系统、体委系统、武警系统、军队系统、铁路系统，七大系统共拥有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6%。⑩

换句话说，在1995年，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公共体育设施，几近于无。

图：2017年5月，河南王城公园发生了广场舞大爷大妈与年轻人抢夺篮球场的闹剧。

2014年，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布。其结论是：

截至2013年12月，全国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2.45个，人均体育场面积1.46平方米。这个数据，较之1995年末增长了一倍有余。但主要增长部分并不在公共体育设施。就数量而言，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占比达到了55.3%，其中事业单位占比高达41.81%。就面积而言，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占比达到了84.26%，其中事业单位占比高达58.75%。

这些体育设施，大部分仍不对普通民众开放，“公共性”相当有限。

可供对比的是：1995年时，平均每400个日本人使用一处体育设施，平均每3350人使用一个游泳池。同期的中国，平均每350万人使用一处体育设施（指开放的公共体育设施），平均每40万人使用一个游泳池。2010年，日本人均拥有体育场地面积为19平方米，中国在2013年人均体育场面积仍只有1.46平方米。

下表是2010年日本全国体育场地的统计表（因进入高龄少子社会，部分体育场馆被废弃，其总数较1995年减少了6000个）。

注：表格引自陈周业《日本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由表中不难看出，学校和公共，是日本体育场地的主要部分，约占到了90%。而截至2008年，日本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率已达到了98%。也就是说，上表中绝大部分的体育设施，是对全民开放的。

这一点，与中国的现状截然不同。

下表是2010年日本全国主要大型体育场地数量统计表。

注：表格引自陈周业《日本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由表中可以看出，日本公共体育设施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大型体育场地非常多，占到了总场地数的（169813/222533）3/4。

这一点，也与中国的状况截然不同——1996年“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投资少、占地小、设备简单的篮球、排球、门球场地共计616451个，占到了总数的83.88%。2014年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仅篮球一项，即占到了民用体育总场地数量的59.64%。

图：日漫《网球王子》。公共体育设施丰足，是日本体育类漫画长期流行的重要原因。

差距若此。2014年10月，中国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其目标是：

“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显著增强，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明显提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体育公共服务基本覆盖全民。”

无疑，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务实的未来。

图：因为足球公共设施缺乏，中国足球人口（每周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足球运动）总数虽众，但占总人口比例，则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不如印度。表格引自《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100问（2016-2050年）》

注释

①袁晞，《世界杯属于你属于我》，《人民日报》2002年5月24日。

②俞炯，《莫言：最爱巴西，看好阿根廷夺冠》，《新闻晨报》2014年7月13日。

③董振瑞，《邓小平的足球情怀》，《党史文汇》2008年第4期。

④张若雪，《我的世界杯》，收录于氏著《五零后》，现代出版社，2011，第236~240。

⑤董振瑞，《邓小平的足球情怀》，《党史文汇》2008年第4期。

⑥黄健翔等著，《足球聊斋：大话世界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9页。

⑦冉雄飞：《多少人梦回5.19 逃离工体逃不脱惩罚》，《体坛周报》2005年5月18日。

⑧尹卫星,《中国体育界》,花城出版社,1988,第89~92页。

⑨郭敏等，《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⑩国家统计局编，《'97中国社会与科技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第53页。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中国体育报》2014 年12 月26 日。

陈周业，《日本公共体育服务研究》，收录于：《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报告 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ID：tengxun_lishi），作者：谌旭彬。虎嗅网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