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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以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数次遣使赴日通好，并以入贡的倭扇赏赐群臣。此处的倭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阵中缴获的战利品，应是折扇中的军扇，也称“修罗扇”。
图1
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中枢院编过一本《朝鲜风俗资料集说》，作者是日本人今村鞆。在书中称：“日丸扇，扇面上画一日轮，多作军扇使用。”“武者扇，军士指挥等所用，多画一日轮。”“铁扇，扇骨用铁制成，从战国时代起，作武士护身之用，德川时代武艺者多用之。”实物可见这柄铁骨扇（图1），黑色扇面上绘一红色日轮。此为指挥蝴蝶阵所用和明军献给朱元璋的战利品，应是此类绘有日轮的军扇。
图2
日本军阵主帅还使用一种折扇式马标，如日本静冈县久能山东照宮博物馆藏一面长约2.2米的金扇马标，为德川家康指挥关原之战时所用。实战图证见于现藏大阪历史博物馆、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关原合战图屏风》上。这是一幅纪实性漆画作品，绘于战后当年的庆长五年（1600年），这幅漆画曾作过德川家康侄女松平满天姬的陪嫁。右侧第二块屏风下方，绘一高悬旗杆上的金地日轮折扇马标（图2），示意此处为主帅指挥之所。明人常有抗倭之役，对日本军扇较为熟悉。
在明初波动的中日关系中，日本折扇伴随其间。两国交恶时，它曾作为战利品被送到朱元璋面前；改善关系后，又成了入贡明廷的“方物”国礼。据大江匡房口述、藤原实兼笔录的《江谈抄》将纸折扇作为书画载体、赋予其艺术欣赏功能的记述，见于平安时代藤原道纲之母从天历八年（954年）起，用21年所写的《蜻蛉日记》中。
图3-1
图3-2
400多年以后，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一位深解纸扇妙趣的风雅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宣宗皇帝不仅重视纸折扇的实用功能，与一条天皇相比，他对扇画艺术倾注了更多心思。1949年10月，故宫养心殿南库发现一柄明宣宗御笔双面设色《高士图》纸折扇（图3），扇骨为梅鹿竹质地，是迄今已知传世品中的最大尺寸。骨长82厘米、扇面纵59.5厘米、横152厘米。大骨上宽0.8厘米、下宽1.4厘米。梅鹿竹属于斑竹的一种，斑竹并非品种名，而是细菌侵蚀竹身后，表面形成的菌斑竹纹。按形态分为凤眼、梅鹿和湘妃三种。
图4
宣宗皇帝是一位审美高妙的艺术品设计师，在宣宗引领下，此时无论书画还是其他宫廷艺术品的水平都达到高峰。朱瞻基看重纸扇的艺术承载功能，为充分使用扇面空间，授意内府制成这柄双面纸插骨扇。改造后的纸折扇承重增大一倍，扇骨数量也随之增加一倍。此扇大骨2根，中骨13根，共15根，数量是蝙蝠扇的两倍多。这是一种从日本蝙蝠扇向中国书画折扇过渡的形制，清以后为美观起见，压大骨的扇边往往贴宋锦、云锦、绫、缂丝或包边（图4），不使纸面外露。
图5
宣宗皇帝对书画折扇的审美定位，不但影响到晚明乃至后世书画扇的艺术风格，还对日本室町时代（1336年至1573年）仿华“唐扇”产生影响。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松下人物图》泥金扇（图5），就是中日折扇技艺互学的产物。该扇与宣宗御笔大扇形制相同，题材接近。而泥金是日本工艺，先将金箔剪碎，反复揉成泥状，与骨胶按一定比例调和成颜料。泥金面泛金属光泽，能呈现出明快华丽的质感，这种技法很快被苏扇吸收。
图6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一个挂有“重金雅扇”招幌的作坊式商铺（图6），这类店铺由匠人开设，自产自销。后方货架顶层都是浆糊未干，正在晾晒的新裱扇面。从门口竖挂的“重金雅扇”招幌来看，他家善治金扇。然而中国文人喜爱的是清雅的竹质骨扇，认为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怀袖雅物”。即使是金扇，也贵骨不贵金，这是当时中日两国在折扇审美价值观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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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刘明杉
原文来源：《中国收藏》2018年6月刊《外番巧艺夺天工 笔底丹青智莫穷——明人眼中的日本纸折扇》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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