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开呈现】关于儿童剧的主题立意和人物塑造（邱观潮）

□文/邱观潮

我想谈谈儿童戏剧中主题的单一性和复杂性的问题。这次会演中的好几个大戏（比如《珍奇的扣花》《闪烁吧，繁星》）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搞的《小红军与大俘虏》，在提炼生活和立意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也颇费了一番思考。

《小红军与大俘虏》一剧的主要素材来源于我们帮助老干部、当年红军电训班的学员整理的回忆录以及有关史料。这部由龚益三同志帮助袁以辉同志整理的十万字的回忆录的第一章《土包子入学记》（发表在《星火燎原》1981年第4辑），中心内容就是记载当年电训班学员如何克服文化低、学习条件差等困难，虚心向俘虏出身的教员学电台技术的事迹，其中误把a、b、f当作地雷、手榴弹、刺刀，都是这个老干部亲身经历的事情，对俘虏当教员闹别扭也实有其事。

面对这个材料，首先闯入我们脑子的主题就是“刻苦学习”。但后来我们深入调查了红军创建电台的历史，发现红军电台的创始人是敌师部的报务主任。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元旦前后），龙冈战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敌十八师自师长张辉瓒以下九千余人，活捉了敌师部报务主任和几个报务员、机务员，缴获了一部电台。但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不懂电台的用途，把发报机砸坏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为此专门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缴获一切不认识的东西不得破坏，一律清理，妥为上送，对于被红军俘虏的报务、医务等专业人才，要清查出来，给以优待，量才留用。

不几天，红军又在东韶大捷中完整无损地缴获了一部电台（电台人员逃跑了）。于是红军利用一部半电台办起了第一期电训班。教员就是俘虏的敌报务主任和几个报务、机务人员。当时红军对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委以重任（如不久就任命那报务主任为红军总部无线电通讯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在工作上大胆放手，在生活上特殊照顾（比如特别发技术津贴，朱德、毛泽东同志都同战士一样领一块钱饷，而给他们发三四十元；朱总宁肯自己抽烟丝，而把别人送他的高级香烟转送给俘虏），在共产党人宽广胸怀、远大志向的感召吸引下，在红军优良传统的熏陶下，他们很快转变了立场，后来大都成了红军中的骨干人才、领导干部。

后来还有更多的敌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的骨干人才，象侣朋同志提到的黄镇和傅连璋同志。但在开初，一些工农出身的战士（包括部分干部），对毛泽东、朱德同志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俘虏政策却很不理解，议论纷纷，在执行中打折扣。面对这些材料，我们心中又萌发出歌颂红军传统的知识分子政策、俘虏政策的思想。

怎样把“刻苦学习”“传统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两方面内容巧妙地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怎样提炼一个能包含这几方面内容的更深广的主题？后来我们虚构了小红军与大俘虏这一对相反相成的特殊矛盾：大俘虏当了教员，抓俘虏的反而成了学员，两人闹了不少波折。通过师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在最后都成长为红军骨干人才的过程描写，反映红军是可以锻炼人、改造人、培养人的革命大熔炉这一历史事实，歌颂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远大志向，歌颂红军的优良传统。

这个主题确是比较复杂、比较深广，它可以包含诸如“虚心向内行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政策、俘虏政策”这样一些副主题。但这个主题并不虚，它是通过小红军与大俘虏这对特殊矛盾、这条主线，在一小一大两个主角身上体现出来的。剧中的几条副线既为主线服务，又从某个侧面体现了某个副主题。这样提炼主题，我们是新尝试，由于剧本多次修改，走了一些弯路，可能体现得不清不楚，因此使同志们观看演出后产生了分歧的看法，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剧本本身存在很大缺陷引起的。

这次观摩了很多优秀的剧目，对我有很大启发。比如《闪烁吧，繁星》在这方面就处理得较好，它的矛盾线索很多，既有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又有家长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众多的矛盾，围绕如何对待李大为这么一个中心矛盾（或称之为主线），表现了“爱”的主题：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学生，爱你的家长和老师，爱你周围的一切同志（同学）。这个主题既深广又具体。

陈伯吹同志以及很多专家在发言中颇为赞赏这样处理，认为剧本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容量很大，不同的观众都能引起深思。在处理主题的深广复杂与单一的关系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认为，这正是这个剧作的最大特点、最大突破。如果把这个剧作的主题仅仅缩小为某一个单一的方面，如两种教育思想、家庭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某一个方面来表现，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将大受影响。当然，在这里我也并不反对那些主题单纯、集中的作品。

顺带谈谈儿童戏剧的人物塑造问题。文革前的一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小兵张嘎》《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枪》，这些三十年来得奖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把小主人公处理成缺点较多的新战士，作为转变式、成长中的人物，而与小主角发生直接关系的大人主角却往往是完美无缺的先进人物、领导者形象，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非常严格。

我们搞《小红军与大俘虏》，有意冒了个风险，把大、小主人公都处理成有缺陷、在成长的人，小主角不是新战士，反而是老红军，他身上有很大长处又有短处，一开初立了个大功又犯了个大错误；大俘虏有长处但存在更多短处。大小主角之间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各自克服自身的不足，共同进步，双双成长。甚至领导人肖干事（电影剧本是通讯参谋）也不是处处料事如神，有时还蒙在鼓里，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现话剧把这个情节改掉了）。充分地展示人物的复杂性。

当然，这是从这个特定生活素材的特点出发加以提炼的，这种尝试是否妥当，有待大家讨论。当然，我并不反对过去那种老的写法。比如最近北京儿影正在拍摄的《扶我上战马的人》，就是运用《枪》《小兵张嘎》的写法，集中歌颂的彭德怀司令员是高大光辉的领袖形象，彭总关怀教育的“八大金钢”（八个顽童）是成长中的小主人公，这个剧本有可能拍成继《小兵张嘎》后又一部优秀儿童故事片，在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故事片中有新的突破。可以说，根据不同的题材，为了表达不同的主题，对人物关系的设置、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能简单、划一。

还有一个成人形象塑造的问题。《扶我上战马的人》主人公无疑是彭德怀司令员，但处处注意从儿童（即剧中“八大金刚”）的角度来写彭总，所以它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我国电影《苗苗》、日本电影《我的老师》，主角都是老师，仍是儿童电影。对这个问题据说有分歧。《苗苗》剧本发表，电影放映开初，在教育界、电影界包括一些专家的评论中都不太承认它是儿童电影，理由是它的主角不是儿童而是大人。但后来在印度国际儿童影片评比中，特邀的十五个儿童评论员一致投它的票，而大人评论员却提名苏联和意大利的另外两部影片，最后评委会多数服从少数，尊重儿童评论员的意见，还是把《苗苗》评为最佳儿童影片。现在国内才听不见否认它是儿童片的意见。

所以衡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在乎大人戏多不多，或者是不是以大人为主角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是否站在儿童的角度来写。如果不是从儿童角度来写，即使主角是儿童，也不一定是儿童文学作品。朝鲜故事片《我的儿子》，写继母如何对待前母的子女，三个小孩子无疑是主角，但它不是儿童电影，它是从大人的角度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主要教育大人的。还有《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以及一群丫环，开初都才十二、三岁，但没有谁把它当作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处理小红军与大俘虏这两主角的关系，主观上是想站在小红军的角度来写这两个主角的，即凡是小红军所见所闻所想的实写，凡小红军不可能看到听到的虚写，但有时也会偏离这个原则。这个关系如何处理得更好，希望大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探讨。

最后简单谈谈儿童情趣的问题。我很赞成五十年代末陈伯吹同志在一部专著《儿童文学简论》中提出的论点：儿童情趣不能和插科打诨相提并论，也不能看作是一种逗笑的手段，它是儿童思想、感情和想象，还有兴趣凝聚成的结晶体。因此，我们不能光追求形式上的、外在的所谓儿童“情趣”，如“娃娃腔”呀，打打闹闹呀，这些虽然也表现一定的儿童特点，但毕竟比较表面，千遍一律地这样表现令人生厌。我们要着力刻划儿童的性格，如果把儿童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个性特征（包括兴趣爱好）非常逼真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儿童情趣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人物的性格不会雷同，透过人物性格表现出来的儿童情趣也不会雷同。如这次会演剧目中，《集邮迷的故事》中“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谈判“，《小侦察》中那段借用柯岩同志著名儿童诗《帽子的秘密》情节的战斗游戏，《闪烁吧，繁星》中争强好胜的庄毅第一次进教室以及娇生惯养的胡金花的一系列言行，都包含着很浓郁的儿童情趣，这些儿童情趣与人物性格刻划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是人物塑造的一部分。

（本文为1982年全国儿童戏剧创作讨论会书面发言稿，写于1982年10月9日，南昌）

本期图片为在2017年（广州）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上，本文作者受邀参加由龚益三和其合著的《小红军与大教官》（南方传媒集团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新书发布会。

▲本文作者与夫人在2017年（广州）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上

邱观潮，笔名荒潮、邱欢潮。1940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龙坑。儿童文学作家，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员，致力于儿童文学写作60余载，近80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大型儿童话剧《小红军与大俘虏》（与龚益三合作）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剧本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小红军与大教官》图书入选广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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