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用官职奖励天下孝子,结果却令人唏嘘

平民皇帝朱元璋以布衣之身取得了天下，对于治国，他很有信心。

他的治国理念并不复杂：以民为本，大力打击贪官污吏，严惩官僚腐败，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安定社会，巩固统治。

一句话，民安则天下安。

为此，他将“以孝治天下”作为基本国策，以之为纲来施行教化。

朱元璋说了：“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一家治矣。家既治， 达之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

朱元璋所说，其实也是儒家“家齐而后国治”的主导思想。

朱元璋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只要每个家庭治理好了，社会安定，国家就能稳固。

因此，围绕着“孝”字，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不孝”被列为“十恶”大罪，要处以最重的刑罚，不在常赦之列。

《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也要受到杖一百的刑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丈夫、弟妹对兄姊进行骂詈或殴打，要处以凌迟、斩、绞或其他刑罚。百官不得擅离职守，但闻父母丧，不待报许即可离职奔丧。至于遇到父母丧，匿不举哀，冒哀出仕，居丧嫁娶，或弃亲之任等违背孝道的行为，都在禁止之列。

补一笔，万历年间的牛人张居正“夺情”之举之所以为时人所深诟，就是“冒哀出仕”，与《大明律》条文相违。

除对违背孝道的行为严加惩处外，朱元璋还大力旌表践行孝道的行为，甚至将孝悌力田者提拔上来做官。

易州涞水县农民李德成幼年丧父，元末跟随母亲逃难，到了黄河边上，在元兵的追逼之下，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母亲悲愤投河而死。

二十多年后，即洪武十九年(1386年)冬天，李德成思念母亲，冒着严寒，与妻子跣足步行三百里，来到当年母亲投河的地方，卧冰七日，求神灵交还母尸。

不用说，李德成的跪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因此出了名，成为时人所称道的孝子。

朱元璋知道后，将他擢为光禄寺丞，后迁尚宝司丞。洪武二十七年，又旌表其为孝子。永乐初年更擢升其任陕西布政使。

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自宋代以来，“代以一人主家政”，累世聚族同居。龙凤四年(1358 年)，李文忠下浦江，特旌之为“义门”，严禁军士不得侵犯。

明初，郑家族长郑濂入京受到朱元璋的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曾想给他官做，他以老辞。

后来，发生胡惟庸谋反案，有人告发郑家“勾结”胡惟庸，官吏到郑家逮人，郑家兄弟六人争着承担罪责。

郑濂弟郑湜径自前往京师，准备入狱受审。

正在京师的郑濂迎接他，说：“吾居长，当任罪。”

郑湜说：“兄年老，吾自往辩。”两人争着入狱。

此情此景，和东汉末年孔融一家争死的情形相当。

朱元璋知道了此事，慨然叹道：“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下令召见他们，不仅免于问罪，还提拔郑湜为左参议。

洪武二十六年，又擢郑濂弟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

后来，又征召郑濂弟郑沂为礼部尚书。

郑氏一家，不用参加科举，直接进入仕途当官者多人。

浦江人王澄认为家中子弟读书难有功名，以郑家为榜样，处处向郑家学习，令子孙聚族同居。

这一学习，效果马上出来了，他的孙子王应被朱元璋擢为参议，另一个孙子王勤被擢为左春坊左庶子。

因为孝顺，有人有官当；因为孝顺，有人犯了法也得到了从轻发落。

比如说，洪武八年，淮安府山阳县有人犯法当受杖刑，此人的儿子不忍老父受刑，主动代刑。朱元璋对刑部大臣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明太祖实录》卷九六)下令释放了父子两人。

浙江新昌人胡刚的父亲因罪罚至泗上做苦役，逃亡后被捕，依律当死。朱元璋敕命驸马都尉梅殷监斩。胡刚从新昌到泗上探视父亲，到了河边，这才知道父亲将要被斩，不由分说，马上脱下衣服，泅水过河，赶往刑场，哀号泣代。梅殷被他的赤子之情所动，飞速禀报皇上。朱元璋当即“诏宥其父，并宥同罪八十二人”(《明史》卷二九六)

可以说，胡刚的孝心不仅救了父亲，还救下了同罪的八十二人。

既然孝心这么管用，明初民众家家遵“孝”、崇“孝”，民心向善，社会风气淳朴。

江宁人周琬年方十六岁，他的父亲担任滁州牧，因为依法腐败，坐罪论死。

周琬很懂事，哭着喊着，口口声声要代父受死。

朱元璋疑心他是受人指使、想玩投机取巧，成全他，同意他代父受死。

哪料，周琬身赴刑场，面对屠刀面不改色。

“孝子，这是真孝子！”朱元璋大喜，下令赦免了周琬父子，并在在屏风上写下“孝子周琬”四个字，不久授予兵科给事中之职。

胶水人侯庸的父亲于明洪武初年犯法被充军福建，侯庸家境清苦，发愤苦读，洪武十八年中第二十二名进士，被选授为吏科给事中。侯庸给朱元璋上了道折子：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父亲赎罪。

朱元璋对侯庸的孝举大为赞叹，立即赦侯庸之父，命侯庸亲往福建迎父。皇太子朱标又特命侯庸乘坐沿途驿站供应车马的前往。

此事轰动一时，有名望的人纷纷写诗赞颂“皇帝圣明，孝子可敬”，当时的吏部郎中郑礼辑成一部《迎养诗集》。

以上的种种孝举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但是，有人却把“孝经”念歪了。

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县平民江伯儿，他的母亲久病不起，他听说古代孝感天地的故事里有“割股疗亲”、“郭巨埋儿”之类“至孝”的行为，便决心学习，一方面可以救母亲，一方面可以扬名立万。于是，他忍住巨痛，从自己胁下割下了一块肉，煮熟了喂给母亲。但母亲吃了仍未康复。他又到泰山的岱狱祠求神，许愿如果神灵能保佑母亲病愈，他将杀子以祀神。

江伯儿母亲所患，并非不治之症，久病自愈。

母亲病愈了，江伯儿高声狞笑，捉到自己三岁的儿子，犹如杀鸡一样，割颈放血，隆重祭神。

地方官又惊又喜，当作地方民治的突出政绩，飞报朝廷，满以为自己和江伯儿都会得到嘉奖和旌表。

哪料，朱元璋并没有象地方官那样昏了头，他读了奏章，气塞于胸，血管爆裂，勃然大怒，一拍龙案，怒斥道：“父子， 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下令遭捕江伯儿，杖一百，適戍海南。并命礼部定议旌表事例，规定今后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