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士丨同济大学刘笑：创新合作对高校科研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相关创新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高校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博士，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目前正值毕业季，一批新鲜博士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力军。为此，三思派特邀请技术创新、科学学、创新地理、科技史哲、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新毕业的博士，以刊发博士论文摘要的形式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本土的创新理论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时代的到来，使高校难以单枪匹马应对所有挑战、解决所有难题，各个高校可能在人力资本、科研经费、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劣势，如何通过创新合作、充分利用区域乃至全球资源提升其科研绩效，迈向世界一流大学梯队，不仅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也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研究首先采用“二维四分法”基于地理邻近和组织邻近两个维度将高校创新合作模式划分为区域内产学合作、区域间产学合作、区域内学学合作、区域间学学合作四种模式，不仅为刻画组织创新合作模式特征在不同维度的发展演化提供了重要模型，也有效简化了地理邻近和组织邻近交互作用的量化表达，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其次，研究以上海高校2015年SCI、SSCI和A&HCI合著论文为例，从微观层面探索了不同合作模式对单篇论文科研绩效的影响，为教师层面的研究假设做好了准备工作。然后，研究选取985高校355名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负二项回归法，对不同创新合作模式与教师科研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识别，并对跨学科程度是否调节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判断。再者，研究利用《中国校友会排行榜》前100所大学的样本考察了不同创新合作模式对高校科研绩效的影响关系以及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对两者间的调节效应。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从国家和政府、高校以及教师等层面为促进创新合作对科研绩效的提升水平提供了启示和建议。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地理临近效应逐渐减弱，越来越多高校的区域间合作水平在不断提高，组织邻近效应仍然存在，产学合作水平依然偏低。

在对上海2005－2013年间上海18所高校的创新合作模式演化路径分析时发现，高校在初期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会考虑地理邻近性所带来的优势，期望在降低合作成本的前提下开展创新合作，因而最初区域内合作水平强于区域间合作水平。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创新的空间集聚度优势在增加，区域内创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内部知识的同质性难以满足组织开展复杂创新活动的需求，积极寻求区域外部合作伙伴是发展的必选之路，因此，高校的区域间合作水平有所提高。与学学合作水平相比，产学合作水平相对偏低，这与组织机构属性间的较大差异性增加了沟通与交流难度，难以确保信息与资源的有效共享等因素密切相关。

>>>>（2）区域内学学合作和区域间学学合作对教师科研绩效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区域内产学和区域间产学合作对教师科研绩效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教师与同质机构创新主体进行合作，知识的交融相对容易，从而可以产生强强联合的增效作用。区域间学学合作虽然存在沟通交流成本较大等问题，但是国外优秀的学术资源所带来的增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成本的增加，因而仍可促进教师的科研绩效。而高校和企业由于制度逻辑的差异性以及知识背景的难相容性，对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流产生一种负面影响力，使两者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交互存在较大的障碍，从而影响了教师科研成果的产出。由此可见，教师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并非人人均可受益，要根据自身研究方向和研究性质慎重考虑引入产业合作伙伴的必要性，以及自身建立畅通产学合作渠道的可能性。若以基础研究为主，则应首先考虑与学者合作，若以应用研究为主，则再考虑产业合作伙伴的引入；在此基础上，应根据自身精力和能力来判断是否有能力来处理产学合作中的各种障碍，是否可以构建畅通的产学合作渠道。

>>>>（3）跨学科程度对教师学学合作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高校里学科众多，彼此之间因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存在一定的文化阻力，因而整合不同学科需要投入较大的时间和成本，学科越多，成本越大，进而对区域内学学合作与教师科研绩效的关系产生了负向影响。除此之外，区域间学学合作还需投入一定的精力整合空间距离带来的成本，从而使整合难度更大，负向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教师个体在打破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应合理控制自身的跨学科度，保证知识的快速交叉相容。

>>>>（4）区域内产学和区域间产学合作对高校科研绩效具有“倒U”效应，区域内学学和区域间学学合作对高校科研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产学合作数量、学学合作数量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非异质效应。

“倒U”效应表明对高校科研绩效而言，存在最优的产学合作数量。在达到最优产学合作水平之前，产学合作数量的增加能够提高科研绩效，但超过最优水平后，产学合作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科研绩效的降低。因此，应合理控制产学合作数量，避免因开展过多的产学合作影响科研成果的产出。正向促进效应表明对高校科研绩效而言，增加区域内学学合作数量与区域间学学合作数量，其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均是正向的，因此，在高校能力许可范围内可积极开展学术机构间合作，并在伙伴众多时优选考虑与优秀科研机构长期合作，这样才能有效保证科研绩效的提升。非异质效应意味着创新合作模式对高水平科研绩效与低水平科研绩效的高校存在差异性。因此，在进行高效创新合作治理中，需要充分考虑异质效应的影响，不能搞“一刀切”的创新合作治理结构。可以实施分类治理策略，按照高校绩效水平提高的敏感度实行分类改革，分类施政。

>>>>（5）知识获取能力对产学合作数量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学学合作数量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知识利用能力对产学合作数量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学学合作数量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合作领域的广泛性增加了合作过程中低绩效高校汲取学术创新成功性的可能，但增加了高绩效大学知识重组创造新知识的难度。这意味着未来高校可根据自身科研绩效水平合理把控合作领域的拓展广度，选取适应自身的聚焦型战略或者发散型战略，以进一步提高知识获取能力对科研绩效的贡献。大学组织、协调、重构知识和资源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创新合作的质量，减少合作过程中的创新风险，因而知识利用能力可以有效调节产学合作数量与科研绩效的积极效应。这意味着未来高校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知识的利用能力来提高科研绩效水平。

为了有效消除不同模式的负面影响，促进不同维度邻近性带来的正向效应，相关政府部门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加强顶层设计，做好跨区域合作的战略规划。不同省份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地方高校依靠自身力量推动跨区域创新合作具有一定的难度，难以消除行政壁垒的束缚。因此，为了破除宏观层面制约产学合作、学学合作的地理影响，需要从政府层面加强跨区域顶层设计，构建面向全球的跨区域合作中介平台，不仅要减轻省级行政边界造成的消极影响，推动相关跨区域产学合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而且要减轻国家边界所造成的负向影响，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在国内省市间的有效整合不受限制。

>（2）建立高校与企业间知识转移和知识交互并重的地位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在鼓励产学合作的过程中，认为企业处于知识低势能区域，期望通过产学合作提升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但这种认识忽视了知识的自然流动趋势，忽视了高校与产业合作的交互关系，使得当下现存的产学合作多为高校哺育企业，却达不到企业反哺高校的目的。因此，政府应该扭转这种认识，重新确立高校与企业间知识转移和转移交互并重的地位关系，使两者间知识合作的关系更加有意义。

>（3）创新跨界合作政策设计。一是依据本地创新资源特点创新跨界合作政策。东中西部区域优势不同，所集聚的创新资源也不同。因此，政府在制定创新合作政策时不必相互模仿，要切实地在掌握地区优势创新资源特点的基础上创新政策分类管理，针对本地具有优势学科的高校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可将其主要政策施力点首先放在区域内知识创造上，在充分利用好内部创新资源的基础上，将资源搜索范围扩展至外部区域乃至全世界。依据区域特征设置政策的方式，可使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更具针对性，也使创新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二是关注创新主体合作需求创新政策制定方式。政府应首先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属性高校创新合作的需求，了解其创新合作的动因，从需求侧创新政策合作方式，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尤其针对异质性创新主体间的合作需求设计合理的体制机制，尽可能地降低组织间陌生度，为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提供制度支持。

>（4）改变科研考核方式，提高外部知识的消化吸收度。要提高高校的知识利用能力，则要坚实地打好科研基础。一是要改变考核和职称晋升只承认第一作者论文的一贯做法，在协同创新中提升知识利用能力。建立依据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作者排名顺序转化科研工作量创新考核方式，提升教师的知识能力；二是提高社会资本对科研产出的支持比重，当前我国高校教师的绩效考评体系仍以课题数量、经费金额、SCI论文数量为准绳，而财政科研经费仍非常有限，应积极发挥财政经费的撬动作用。在社会资本逐渐活跃的时代，理工科教师可以尝试向企业寻求部分科研经费。因此，未来可以不计课题来源、经费来源，将对教师经费、课题、论文的考核最终归结为对论文产出的考核，对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可将国家级课题经费和企业课题经费同时纳入考核指标，而对应用学科的教师则应消除对国家课题经费的考核指标，鼓励教师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寻求科研经费，仅将科研论文成果作为最终教师考核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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