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博”马中骐：研究物理半个世纪，“没辜负这个身份”

马中骐 浙江杭州(临平)人，1940年3月生于上海。

2004年，在清华大学杨振宁“归根居”家中。

“10001”编号博士学位证书，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南都人物 给你好看

马中骐 浙江杭州(临平)人，1940年3月生于上海。42岁获得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证书编号10001，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1981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留所工作，1991年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四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或教学成果二等奖，并获2004-2005年度王淦昌奖。

78岁的马中骐从楼上缓缓下来，个头高大，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倘不是介绍年龄，很难联想到他已年近耄耋。

下楼前，他正在房间里撰写最新的物理研究著作。直到现在，他每天仍然工作好几个小时。

他终身研究物理。从上世纪5 0年代起，马中骐就徜徉在最基础的理论物理世界里，不断地好奇发问，证明求解，探索拾遗。

他走过大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研究生考试恢复、学位制度建设，历史的浮沉在他身上有着或深或浅的印迹。

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特殊的学位证书，编号“10001”显示着主人马中骐的特殊身份———新中国第一位博士。

特殊年代

16岁上兰大，掏粪不忘看书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正在上海市市东中学读书。高考前夕，中学校长找到马中骐谈话，“组织上分配你去考兰大”。“人家跟我说物理是研究自然规律最基本的科学”，马中骐饶有兴趣，高考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兰州大学物理系。

当年，像他一样，从上海奔赴兰大的有60多人，有专人带队送行。刚到西北辽阔大地，马中骐心里有些空落，“条件差远了”。

“那时候情绪很好，学习劲头很足”，马中骐眼里掠过一丝光亮，讲基础课的老师教龄比他年龄还大，上课时，能把书里的内容和习题编号都“背下来”。

裘元勋是和马中骐一起，从上海赴兰大的学生之一。“他比我们小一两岁，中学时他老是第一名，特别活泼，脑子很快的。”在裘元勋印象里，当年16岁的马中骐格外聪明伶俐。

大学分专业后，裘元勋去了核物理专业，马中骐留在原来的班级。有时裘元勋去马中骐宿舍串门，总是看到他和宿舍另外一个同学就着一张桌子，面对面看书，“我们喜欢看个电影啥的，他也不爱。不愿意花时间在别的地方，就是学习”。

五年大学晃过。毕业后，班上一半同学留校任教，马中骐也成为了一名教师，“一门门课辅导，所有以前没学会的东西现在都补完了”。教学三年，他主讲了三个学期的群论课(物理学中的一门课程)，“这辈子主要搞群论，就是在那时打的基础”。

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在职干部考研究生。跟全国五湖四海的考生竞争，马中骐脱颖而出，一脚踏入北大。第一年，他精神振奋，学习热情高涨，碰到了一位好导师。

中国科学院老学部委员胡宁先生是北大物理系教授，专事理论物理研究，早年在海外深造，科研风格自由开明，带领的科研小组由十几个研究生和助教组成。马中骐就在其“麾下”。

当时粒子物理理论领域流行色散关系研究，胡宁觉得这个方向“搞得差不多了”，建议科研小组转向粒子物理对称性的研究。“又是大量应用群论，我正好如鱼得水”。于是，马中骐在一年内合作发表了两篇学术文章。

学习刚步入正轨，“四清”运动开始了，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无奈之下，马中骐折返兰大。但兰州大学的理论物理实验室已解散，图书馆也关门了，他被分到半导体教研室，跟着学生一起到工厂、农村劳动。

“你想得出来的劳动都参加过”，马中骐被下放到天水汽车修理厂，因为个头大，被指派去打铁，“铁烧红了，一个大榔头啪一抡”。1971年，女儿出生后，有一段时间，组织照顾，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活儿———掏大粪。每天把学校阴沟和厕所里的大粪都掏出来，在地上晒干，一天装满两车。

“只要有时间我就念书”。上午8点掏大粪，10点掏完，洗个澡，他就偷偷拿出家里以前的物理书，反复地看。“一天念上一两个小时的书就好得不得了，本来是要全天念书的人！”

不久，又开始复课，马中骐“在车间里结合生产讲微分方程”。一切在慢慢恢复正常。

“回炉研究生”

高龄考生，踏入中科院高能所

十年“文革”过去，百废待兴。

人才的断层是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的难题。1977年，国家教育部决定召回部分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重新回校学习，时称“回炉大学生”。

同年，兰大理论物理研究所恢复，马中骐继续开始科研工作。一次去大连出差开会时，中途路过北京，马中骐去拜访了导师胡宁。

“粒子物理人才快要断档了，现在搞回炉大学生，你想不想当回炉研究生？”胡宁焦急地问他。“好啊！我当然愿意了！”马中骐不假思索，既惊又喜。

胡宁转头便找时任北大校长的张龙翔商量，对方没多考虑，便一口应允。

然而，从大连返回再次途经北京时，口信却变了，“中央没有回炉研究生的红头文件，没有制度和经费，招不了学生”。复考落空，为此导师胡宁和校长大吵了一架。

事情很快又迎来转机。1978年1月，国家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正式恢复招收研究生。第一次发布招生简章时，报考人员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马中骐当时已经38岁了。

两个月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的一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给所有踌躇满志的科学工作者吃了颗定心丸。胡宁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专门阐述了自己和其他老先生联名的建议：“1964年、1965年的大学生，由于被耽误，没能完成学业，但水平较高，建议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考试前50天，马中骐无意中在学校阅报栏看到《甘肃日报》上刊载的一则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顿时喜出望外。

胡宁当时还兼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教授，马中骐决定报考高能所。“考试没时间准备了，说考就考。”研究生考试共有量子力学、电动力学、政治、外语等科目，其中一门他考了满分，从导师名下70个报考者中胜出，成为被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

考上几乎在意料之中。但马中骐有新的担忧，当年儿子9岁，女儿7岁，妻子也是大学物理教师，平日工作繁忙，赴北京读研就要撇下一家三口。

“当时妻子坚决支持我，导师也迫切希望我再搞粒子物理”，下定决心后，像被召唤一般，他开启了高能所的科研生涯。

在同批学生中，马中骐基础扎实，同学有不懂的问题都请教他，人称“大师兄”。导师胡宁特别准许他只学习微分几何和英语两门课程，其他的基础课一概不管，“直接给分”，剩下时间全部用于看书写文章。他则每隔两周，骑车去导师家中，汇报讨论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

其间，李政道也为这批研究生讲过7个星期的课。1980年初，李政道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告诉胡宁哥大计划从中国招收5名物理学专业学生出国深造的消息，希望马中骐能报名。

胡宁当即反对，”他是我在中国已经培养好的研究生，不需要再到美国读研“。马中骐同意导师的意见，两次美国大学联合在中国招生考试，他都没有参加。

“10001”号证书

学位制度建立，成为首位博士

也就在1980年，全国人大讨论建立学位制度。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培养出首批“中国博士”。胡宁这次立马找到马中骐，第一个为他报名博士试点。当年8月，马中骐接到通知，“要写博士论文，12月交稿”。

当时，磁单极研究是理论物理的一个热门选题。马中骐从复旦大学学报上看到了谷超豪的一篇关于规范场理论的数学方法的文章，“磁单极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用谷先生的新方法能不能计算出磁单极理论的新结果？”

高能所特批他赴上海出差，向谷超豪请教商讨后，胡宁和谷超豪都认可马中骐的想法。算了两个半月，最终把结果小心翼翼地拿给谷先生看。

得到肯定答复后，马中骐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论文成稿被送到国内多个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专家手中，国外则请杨振宁、李政道帮忙把关。

1982年2月6日，国家举行首次博士论文答辩，所有人见证了这次超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四位学部委员和侯伯宇、李华锺两位顶尖教授担任答辩委员。

马中骐电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答辩录像。讲台上，他自信地在黑板上不停书写演算，时而俯身播放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当过老师，这次答辩就像讲一堂课一样，没有一点紧张”。

七位答辩委员会导师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马中骐的论文符合博士论文要求。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本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证书上，醒目地标示着“10001”编号———马中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自主培养的博士。

当日，包括马中骐在内，共有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白志东和冯玉琳等11人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又陆续有7名博士通过了答辩。除冯玉琳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17人都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首批18名博士的产生，在全国是件鼓舞人心的大事。“首博”们也受到了中央的特殊礼遇———1983年5月27日下午，新中国首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作为“10001”号博士，马中骐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代表所有被授学位的博士、硕士在主席台发言。“稿子改了七八次，在台上一直默默地背稿子，其他人讲什么都记不得了，比较紧张，就怕出错。”

当年，远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裘元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马中骐获得博士学位的新闻，“我就给他去信，特别为他高兴”。在裘元勋眼里，这个博士学位有更重的分量，“我到国外去，人家问我拿的什么学位，我说不清楚，以前的硕士很多人没学完”，第一个博士学位“太难得了，太激动了”。

历史镜头记录了马中骐从国家领导人手里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一刻。如今这本证书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今年6月1日，马中骐主动把博士学位证书，连同授予大会的请柬门票、主席台的坐票、次日钱三强组织座谈会的请柬和1991年获得“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证书，一并捐给了国博。“我年纪大了，将来走了就成了废纸，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留给国家或许有用。”

访问学者

跟随大师学习，学术研究获奖

博士们在台前的高光时刻过去，身后的“研究所”才是他们毕生“目不窥园，兀兀穷年”的大舞台。

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上的玉泉路19号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与研究生院仅一墙之隔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马中骐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地方。

安定下来后，花了两年时间，妻子和一双儿女才获得户口指标，终于把兰州的一家人接来北京。马中骐一边打理着新家，一边为孩子跑转学，妻子则各方联系新的工作单位。

匆匆忙忙四个月，马中骐又踏上新的征程。1984年9月，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教授邀请马中骐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历时一年半。妻子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地踏上越洋学习之路。从考研后离开兰州，到从美国回来，一家人分居已近八年。

9月24日，星期一，马中骐到美国上班的第一天。

“你准备做些什么工作？”杨振宁在办公室里接待马中骐，率先发问。

“我原来是搞磁单极的”。

“这个工作可以做，但这是在别人后面做做而已，你应该搞重要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Levinson定理是一个基本问题，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说着，杨振宁递给马中骐一篇文章，让他拿回去仔细研究。

这次交流，意味着杨振宁给了马中骐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他丝毫不敢怠慢。两个半月后，他看完了杨振宁给的133页计算稿，彻底弄懂了内容。他把Levinson定理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后来，被国际专家在相关教科书中引用。此项研究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跟杨振宁学习合作的日子，对马中骐产生了深刻影响。“看到大物理学家是怎么搞科研的，受益匪浅。虽然杨先生看到的问题别人也能看到，但杨先生能够准确抓住重大问题，想尽各种办法来达到目的。而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所有人的科研成果来帮助解决问题”。

马中骐也把“基础问题就是重要问题”作为科研的准则，在量子N体系统转动自由度的分离和量子群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成果。杨振宁曾打趣地评价他，“大科学家的工作就像一座小山包一样，耸立在河道里。马中骐的工作就像一个小砖头，大水来的时候，泥沙都随着大水冲走了，但他的砖头留下来了，所以他做的是扎实的可以留下来的工作。”

高能所的工作主要是物理研究，由于喜欢教书，马中骐每年也在研究生院承担了120个学时的课程，整整20年，讲课到退休。

喜欢动脑子

每天“计算证明”，兴趣还在延续

学位授予仪式后，18位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各赴前程，在全国各地扎根。

博士于秀源一直热心张罗着，期盼组织一次18人的回首重聚。终于，2010年，在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18位博士再度相聚杭州。

“期待啊，大家都很兴奋”，马中骐也如约前来。聚会上，一位博士指挥大家还原当年授予仪式拍照时的站位顺序，留下了一张27年后的合影。

于秀源提议，每人都写下一句话，纪念首批博士的诞生和重聚。马中骐想了想，写下“肩负历史的责任，用一生奋发努力，回报人民的期望，我们感到光荣、满足和自豪！”

2013年，在上海，博士王建磐又组织了一次聚会。大家年岁渐长，行动不便，这次只到了10位博士。聚会上，也有一些学生做伴，他们中有人问马中骐，“看了很多书，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要怎么做出科研成绩？”

马中骐答得干脆，“搞科研的人最重要的是兴趣，基本问题就是重要问题，老老实实做工作，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这个似乎被反复言说的道理，确实是马中骐自身深刻的体验。

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δ函数：一个点电荷体积为零，电荷聚焦在一点，电荷密度处处为零，但在这一点上趋向无穷大。“我的智商和兴趣就像是一个δ函数”，马中骐兴奋地说，“我在我的领域比较精通，离开了什么都不会，我就喜欢动脑子！”

2005年从高能所退休后，马中骐的兴趣还在延续，一刻没有停下。如今，年届八旬的他为了方便日常生活，和现任妻子(前妻病逝)一起搬入了泰康之家粤园养老社区。

每天早起工作一阵后，上午10点准时去游泳，午休后再“算算东西”。他没有科研任务在身，每天计算证明的都是过去物理研究中遗留的、感兴趣的问题。去年底，他刚刚交付了一本英文书稿，“我对群论方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发稿后今年又证出了一个定理，他兴奋地赶紧把英文书稿中的“I believe”改成了“I have proved”。今年，他又投入到另一本中文新书的写作中。

他从来不是深藏高阁的“物理学家”。在粤园养老社区，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观念相近”的老人吃饭时一起聊天。U盘里有珍藏的经典电影，他主动贡献出来，拿到小剧院里和其他长者一起分享。

每晚他习惯看一会电视，大多是新闻节目，偶尔瞥几眼电视剧，也会俏皮地评论，“现在的不好看，演得太假”。

回望大半个世纪，马中骐的记忆翩然穿行在厚重的历史岁月中，抖落的回忆大多是与求学科研有关的日子。说了好多故事，老人平静而快乐地总结，“我这辈子一直很努力，尽管有时候条件很不好。我的兴趣就在物理，干喜欢的事情，有了一些成果，就一直觉得很幸运”。

对话

谈新中国第一位博士

问：1981年学位制度建成后，您和其他17位博士一起，成为新中国首批博士。您又是首批博士中的“10001”号，您如何看待这批“首博”和这个“第一”？

答：拿到博士学位不代表这辈子就成功了，而是证明我们掌握了初步独立科研的能力。“第一号”不代表我有多了不起，只是按照博士论文通过的时间顺序我排在前面。另一方面，第一批博士试点是挑选出来的，是我国学位制度建立的历史印记，铭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拼搏与奋进。我们这批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仍在各自领域里拼命干，并没有辜负这个身份。

谈改革开放

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研究生恢复考试40周年，您作为这些大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有什么特别感受？

答：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建立学位制度……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生机和曙光。正是有了这些大好政策，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才会有继续读书和出国与物理学大师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力。

出品：

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

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采写：

南都记者 张林菲

摄影：南都记者何玉帅(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