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 药品专利与生命权的商业伦理争论

生命无价，这根本就是一句逻辑上彻底矛盾的话

1/6

有钱也用不上的药

在看《我不是药神》之前，下面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过的事件，可能更有助于你理解“药”这种特殊的商品。

非洲有一种奇怪的致命传染疾病，叫“昏睡病”，患者中枢神经受感染后，会导致精神错乱、突发昏迷，它威胁着数百万人口的生命。

幸运的是，一家制药公司的研发团队在寻找抗癌药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治疗“昏睡病”的特效成份，后来被非洲人誉为“复活之药”。

不幸的是，这种治疗方法漫长而昂贵，除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穷人都用不起。

可更不幸的是，这种特效药的命运比其他昂贵的特效药更惨。因为“昏睡病”只发生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生病的人虽多，“需求量”却很少，持有专利的原药生产商干脆停止了生产。

这回连少数有钱人也用不上药了，大家一起完蛋。

有药不生产，眼睁睁地看着怪病威胁着几百万人的生命，很多慈善机构都发出了恢复药品生产的呼吁。

制药厂先是置之不理——让我恢复生产，生产出来我卖给谁去？可很快，他们突然宣布恢复这种关键原药成分的生产。

是厂家大发慈悲吗？你想太多了。转机发生，是因为又有研究机构发现了这种成分的另一个用处——可以加入护肤品中，控制女性脸部的毛发生长，这可是几百亿的大市场啊。

当然，原料生产是恢复了，但药品会不会生产，非洲人是不是买得起，这仍然是个未知数。

“昏睡病”不是什么特例，像疟疾、黑热病和肺结核一类贫穷国家的常见疾病，药物研发的投入，别说比不上糖尿病、心脏病一类富贵病，也比不上脱发、减肥一类不算病的病、甚至比不上宠物抗抑郁药。

《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的原型“抗癌神药格列卫”，把活不了多久的白血病变成了一种可以靠药买命的慢性病，所以有人这么形容“格列卫”：

它就是吸毒，钱什么时候花光，人什么时候走。

不过对比一下“昏睡病”的遭遇，白血病人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不是有钱的欧美人也得白血病，可以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格列卫”这种药。

所以电影直接把所有的过错推到了药厂身上，避开了一个无比复杂的雷区，让电影能上映。

但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我们还是要想一想，真的是因为商家太黑心吗？

2/6

药价高的道理在哪儿？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药品专利”与“穷人的生命权”哪一个更重要的商业伦理争论。

“格列卫”的生产商瑞士诺华公司认为：自己花了50年时间研发，整个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前后有5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参与，过程中还诞生了两项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为了穷人的“生命权”而破坏知识产权，那实际上侵害了“所有人的生命权”，最终穷人的生命也不能得到保护。

而且，药品研发投资巨大，常常出现花了几十亿美金、用了十几年时间研发的药品在最后一步过不了关，而不得不中止的巨大亏损。就算研发成功，上市后专利的有效保护期往往只剩下几年，不得不用高贵的药价来对冲这种风险。

表面上看，医药行业的毛利润极高，达到73%，超过第二位电信业务17个点，但由于投资巨大，净资产收益率只能算是正常，只有8.8%，远远低于第一位“家庭与个人用品”的20.8%。

本公号的特色是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解读职场现象，按理说，我应该举双手赞成这种说法，就像《国富论》里的那句名言：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3/6

骂药企解决不了问题

格列卫的发明人之一，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癌症研究所布赖恩·德鲁克教授就认为诺华滥用了专利保护的行为，因为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基金也参与了格列卫的研发，风险并非由企业独自承担。

理论上说，制药企业是有一定的“公共事业”属性的，那么对比美国公共事业行业4%的净资产收益率，制药企业仍然有一定的“不合理利润”。

此外，研发药的风险虽然大，但对于制药公司的体量而言，这个风险被夸大了。真正拥有创新研发能力的都是医药巨头，默克制药、Abbot Lab和礼来制药几十年来一直在标普500的市值巨头的前列，都拥有巨额现金流，来收购那些有好项目却被研发拖垮的小企业，凭着规模坐收渔利。

相比之下，金融巨头看似光鲜，其实竞争激烈得多，既有倒掉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所罗门兄弟，也有神奇崛起的富国银行。

这么分析可能太苛刻了，要说赚钱的能力，其实可口可乐、宝洁这类大品牌消费类公司都比药企强，但没有人盯着可口可乐、宝洁的利润，因为药企卖的不只是药品，而是生存的希望。

而且，就算药企把净资产收益率降到零，也降不了多少药费，因为研发的费用明摆着放在那儿。

这是个解不开的结，所以才有了印度价廉物美的仿制药，才有了《我不是药神》里的那些角色的真正原型——走私商和患者。

可是，还有那些连印度药都吃不起的人呢？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生命权高于药品专利，是不是也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4/6

连印度药都吃不上的患者们

有印度的仿制药，还可以走私，可如果连印度药都吃不起呢？或者是那些连美国人民都没有开始大规模服用的刚刚上市和还没有上市的救命药呢？

答案是买原料，自己在家做药。

“2992、4002、9291”，这些都是当时刚刚上市的第三代抗癌靶向药奥斯替尼在一个论坛里的代码，同时还有一份名为《装药工具、副作用处理、装药指南合集》的文章，像菜谱一样详细列出了制药全过程。

《南方周末》2016年有一篇《自制救命药：新药引进等不起，地下制售博生机》的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

装药是严肃而考验耐心的体力活。装药前，凌昊会戴上医用薄手套，防止手出汗，粘上药物。口罩也是必需的，一是不戴口罩的话脸上有可能起红包，二来防止装药的时候会忍不住打喷嚏。

他按部就班，一丝都不敢出错。先用剪刀把饮料吸管口斜剪成椭圆，这样能让吸管盛上更多的药粉，像勺那样灌到胶囊里。电子秤上的锡纸，要四边折高点，防止掉粉。然后，把1克原料和4克辅料分别称好，再用力摇匀。

“只有充分混合均匀，这样副作用才会最小。”病友们推荐了100目以上的筛子和两大张锡箔，来回筛、倒，最好20次以上。

国外有新药申请上市，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便会被公布。这些原料药都是药厂和实验室里以“科研专用”的名义流出来的。

不用说，如果自身在家做的药安全，早就没药厂、GMP什么事儿了。

不光是质量有问题，剂量也是个问题，如果患者可以自己控制剂量，那也早没医生什么事儿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横竖都是死，不如放手一博。

隔一段时间，就有论坛活跃的ID，永久停止了上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于疾病，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

吃药的人危险，卖原料的人也不安全。

2016年，南京一家药品公司的研发人员，因为合成“9291”出售，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无数，换来铁窗十月。

很多原本黑白分明的事情，到了生死边缘，就是变得黑白难分，这又是“生命权高于一切”惹的祸？

5/6

商人还是病友更可靠？

《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是商人，角色的原型陆勇却是个病人，2002年被确诊白血病，2004年开始吃印度仿制药，发现效果很好后，创建了病友QQ群，向群友推荐这种药，并提供了厂商西联汇款购买的账号，帮着群友翻译、填写单据，直到2013年因为涉嫌“销售假药罪”被逮捕。

陆勇最后免于起诉，原因是他始终没有从中赢利的行为。

不过根据GQ的报道，很多群友都觉得他是个商人，原因是印度“格列卫”的仿制药品牌很多，陆勇中途曾经把原来的药换成一家叫赛诺的不知名的印度药厂的产品。

而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陆勇也承认自己帮助印度公司作宣传，作为答谢，公司为他免费提供了一万多元药物。

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在乎陆勇的动机，甚至很多人正是因为他是个商人，才信任他。

这倒也合理，一个正直的商人，比一个无私的病友要可靠的多。因为只有利益，才能把素不相识的人捆绑在一起。

对陆勇的争议，又绕回到了“生命无价”这个价值观上。

6/6

富人也总有一个开不起的价码

“生命权高于一切”，这其实是一句逻辑上彻底矛盾的话。

如果“生命无价”，那么救命药卖多高的价钱都是“物有所值”的。

可如果“生命无价”，那么为了救人一命，药价就应该是最低收入者可承受的。

有人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呼吁药企分区域定价，欧美发达按市场需求定价，不发达地区按生产成本定价——也就是让富人为穷人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

可富人不是傻子，同样的药，凭什么要我出高价？

也有人认为这些药的研发费用应该由政府承担，这其实是让富国的人民为穷国的人民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还是换汤不换药。

兜了那么多圈子，我们就是不想承认一个早已存在的现实：

生命也许无价，但“生命权”是有价的。

所以原研药和仿制药并存是目前为止最不坏的结果。因为仿制药并不是100%的和原研药等效。富人们为了哪怕1%的更好的效果，宁愿愿意付出100倍的代价买原研药。而穷人则可以用有限的钱，追求大概率事件。

没有原研药，就不会有仿制药，但有了仿制药，原研药也会得到更多的数据反馈，去自我升级。

相反，一个既没有原研药能力，仿制药质量又不过关的市场，只会把几十种毒药、假药泡到酒里，当包冶百病的“神药”，才是真正畸形的市场。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治不好的，穷病。”

本文的第一个例子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你多有钱，总有一个你开不起的价码。

在最可怕的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疾病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每一个因为有钱而幸存的富人，或为一丝生机而拼命活着的穷人，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命运之绳，紧紧地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