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纪录片《浩劫》，它的导演朗兹曼走了

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记忆之一。对于这些最深的痛苦，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反刍？有人用虚构的方法去追溯，于是我们看到了《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也有人用记录的方法去再现，于是我们有了关于大屠杀最重要的纪录片——《浩劫》。

7 月 5 日，《浩劫》一片的导演，法国著名电影人、哲学家、作家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巴黎去世，享年 92 岁。

《浩劫》（Shoah）于1985年面世，是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重要电影作品之一，全片长9小时，以受害者证词为主要内容内容，以此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军屠杀600万犹太人的行为。在朗兹曼看来，对于最深的痛苦，虚构的讲述甚至是一种僭越，唯有忠实地聆听与记录，才是面对这份痛苦与恐怖的方法。

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 1925年11月27日至2018年7月5日），法国重要的知识分子，电影导演，作家，哲学家。曾是让·保罗萨特的密友，《现代》杂志主编，纪录片作品包括《浩劫》、《为什么以色列》等。 2018年7月5日，克洛德·朗兹曼在巴黎离世，终年92岁。

撰文 | 祝凤鸣

他承担了作为人的责任

——纪念克劳德·朗兹曼

7月5日深夜，我在微信朋友圈得知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先生于巴黎圣安托万医院去世的消息，颇感意外，同时心生悲伤。作为法国重要纪录片导演，虽然朗兹曼今年已92岁高龄，但他总给人老而弥坚、活力四射的印象，他去年还携纪录片新作《燃烧弹》出席戛纳电影节，前几日其最新影片《四姐妹》正在法国公映。

14年前，也就是2004年秋天，因参加北京国际纪录片展，我与朗兹曼有过一两天近距离接触，加之他导演的不朽纪录片《浩劫》在我内心引发过持久震撼，一如梭罗所言，像斧头掉在水里，水冻结后，冰中的斧头就成了精神象征。他的逝世，引发了我关于苦难与审美，记忆与真实，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勇气的一些思考。也借此文，祝福克劳德·朗兹曼先生的在天之灵。

永不疲倦、绝不满足的骑士

导演，作家，哲学家；萨特的密友，波伏瓦的情人，《现代》杂志的主编（1986年后）——克劳德·朗兹曼，无疑是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人物。

1925年11月27日，朗兹曼出生于巴黎一个犹太人家庭，少年时赶上“二战”，全家躲藏于屋后花园地洞，才幸免于难。17岁时，朗兹曼还在中学读书，就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法国地下抵抗游击队的少年组织者。

战后，朗兹曼回到巴黎，进入索邦大学专攻哲学，之后又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继续研读哲学。1947年，萨特发表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文，震动整个欧洲，正在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哲学和文学的朗兹曼深受其影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之后，朗兹曼关于民主德国的一些文章，引起了萨特的注意，萨特邀请他去参加《现代》杂志的编辑会议。很快朗兹曼就成了萨特圈中的熟人，其犹太人的坚强性格，加之幽默、挑衅与诙谐，也对西蒙娜·波伏瓦构成吸引力。

萨特、波伏娃与朗兹曼。

1952年夏季，一次晚宴后的第二天，27岁的朗兹曼给44岁的波伏娃打电话，邀请她看电影，波伏娃欣然应允。挂掉电话后，女哲学家热泪盈眶，她暗中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其时，波伏娃刚刚与美国情人艾格林分手，对爱情心灰意冷，与小自己17岁的朗兹曼相遇，她认为这段关系“一旦错过，永不复来”。很快，两人相爱了，朗兹曼搬进波伏娃在舍尔歇购买的新居，共同生活了7年。朗兹曼与波伏瓦相恋后的第三年，萨特又爱上了朗兹曼的妹妹埃弗利·雷伊——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曾出演契诃夫的《三姐妹》，与哥哥朗兹曼一样，在政治上极端左倾。

朗兹曼与波伏娃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不到30岁的朗兹曼，就以调查作者的身份为多家刊物撰稿，其中包括法国的《现代》杂志及《世界报》等，内容涉及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朝鲜和中国、阿尔及尔独立及各种社会杂闻。

1958年5月，作为朝鲜战后邀请的第一个法国代表团成员，朗兹曼来到朝鲜，随后又到中国，对陈毅元帅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采访，并惊叹于陈毅的法语好过翻译。

渐渐地，朗兹曼发现客观中立的报道性文字，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完整想法，电影这一媒介，更具力量与深度，于是，他走上了纪录片拍摄之路——1973年，其纪录影像处女作《为什么以色列》问世，随后是1985年的《浩劫》、1994年的《擦哈》、1997年的《活人路过》和 2002年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所有这些作品均聚焦于二战犹太人灭绝、犹太身份和以色列问题。特别是长篇巨制《浩劫》，堪称经典，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纪录片《浩劫》海报。

朗兹曼不是多产导演，其从影近半世纪，导演的作品总计只有十部。刚刚公映的最新作品《四姐妹》，用的都是他当年拍《浩劫》时未能用上的素材，讲述了因纳粹医生而失去生命的四位犹太女囚的故事。

2013年，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朗兹曼金熊奖的终身成就奖。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说：“克洛德·朗兹曼是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他通过对反犹太主义的暴力、非人道及其后果的描绘，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电影进行道德上的探究。”

在所有朗兹曼纪录片中，2017年公映的《燃烧弹》，是唯一一部与犹太人主题无关的作品。2015年，90岁的朗兹曼带着寥寥数人的团队，前往朝鲜，追溯57年前他与一名朝鲜护士的激情邂逅——1958年，33岁的朗兹曼在平壤病倒，他对某位朝鲜官方派遣的美丽护士一见倾心。疗程最后一天，语言无法沟通的两人热情拥吻，女护士在朗兹曼本子上画下自己家乡，并撩起衬衣，露出雪白胸口下方一道烧伤疤痕，说出一个英文词“Napalm”（燃烧弹）。此后，朗兹曼再也没有见到她。“在游船上，她嘴唇上方的汗珠，是整个朝鲜之旅中令我燃情的时刻。”影片中，年迈的朗兹曼不停地赞叹护士的美貌、前来赴约的勇气与袒露伤疤的赤诚；时间，爱欲，遗憾，从他眼中闪过，随后又归于空寂。

《燃烧弹》剧照。

晚年的朗兹曼总是生机勃勃，愤世嫉俗。80多岁时，他还会骑行50公里、冬泳潜水、在高难度赛道上滑雪。这位会驾驶滑翔机、坦克和战斗机的著名导演，指责当今法国社会陷入碌碌无为的闲适，且被金钱所绑架。当法国前任总统奥朗德将其誉为“人类之友”时，朗兹曼说：“我压根不是什么人类之友。人类在我眼中就是一帮杀人犯”。

他也曾公开鄙视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认为《辛德勒名单》不真实、太戏剧化了。法国《解放报》创始人儒利曾热情洋溢地总结道：“朗兹曼有高贵的蛮横性格，长期辛劳工作的品质，追求自由的天赋，以及对生命惊人的渴望。”

朗兹曼与波伏瓦7年的恋情结束之后，还有过3次婚姻。不幸的是，去年年初，他年仅23岁的儿子菲利克斯因癌症去世，给老导演带来沉重打击。朗兹曼在为儿子撰写的讣文中，曾引用过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诀别》：“我采下这支欧石楠/秋天过了，请你铭记/我们在世间难再见/时节余香，这支石楠/请你铭记，我等着你。”

《浩劫》，有关死亡的绝对性

2004年9月15日晚，“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在华北大酒店如期开幕，主办方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我当时作为安徽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参加。

当晚开幕酒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克劳德·朗兹曼，还有日本纪录片界泰斗级人物土本典昭，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傅东等人。朗兹曼年近八十，身材高大，偏胖的脸上笑容可掬，与大家签名、合影、交谈，有一种父辈的亲切和蔼。

9月16日，朗兹曼纪录影片《浩劫》首次在中国放映。观影前，朗兹曼有个简短讲话。印象中，该片字幕是由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翻译的。影片长达九个半小时，分上、下午两个时段，中场休息时间很短。自银幕闪亮，整个观影厅就一片阒寂，显然大家被影片震慑住了。

2004年，克劳德·朗兹曼中国行留影，他身边是日本纪录片界泰斗土本典昭。

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影片，最耳熟能详的是一些奥斯卡大片，如《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就我个人而言，一直特别警惕那种浪漫乃至喜剧化的处理，觉得愧对死者。但《浩劫》完全不同，他从一开篇就气息悲悯，节奏徐缓，被采访者表达艰难。

600万犹太人死了，且过去了40多年，怎么把它具体化，怎么重新找到那些人，重新找到那些地点，使大屠杀的场景与细节复活？

《浩劫》是关于犹太人灭绝营的纪录片。所谓灭绝营，即德国纳粹用来作种族灭绝的营地。随着1941年6月对苏联入侵，纳粹开始系统地大规模谋杀犹太人——集中营一般建在德国，是工厂，关人的地方；灭绝营建在波兰，是集中杀人的地方。《浩劫》主要借助丰富、宽广的证词，来拼接索比堡、奥斯威辛、凯尔诺、特布林卡、贝泽克等灭绝营的屠杀行为。

因为纳粹要消灭杀人证据，灭绝营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保存下来。比如贝泽克灭绝营处死了80万人，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索比堡也是。特布林卡处死了120万人，只有一张照片。人们平时见到的集中营照片，都是二战晚期盟军进入后拍摄的。

九个多小时的《浩劫》，朗兹曼没有用一点历史资料，没有一张尸体照片，只有面孔、嗓音、风景在衔接与交织，辅之以被采访者的痛苦眼神，漫长翻译和停顿——影片中，有些受访者是被带回灭绝营原地回忆的。镜头面前，许多人一回想起过去，就哽咽不止，不停地说，“求求你，请别让我说了，我能不说了吗？”导演安慰他们后，坚持地说，“不，请一定把它说出来。”

《浩劫》剧照。

在一个长镜头里，理发师邦巴一边给客人剪头发，一边接受采访。当年他曾经被抓到灭绝营，为那些即将进入毒气室的妇女们剪头发。一开始，他滔滔不绝，好像是在讲一件别人的事情，朗兹曼问他见到那些裸体的妇女和孩子有什么感受时，他无动于衷。回忆起在灭绝营见到几个以前很要好的女邻居时，他也冷漠地说：“我能说什么？”然而，当说到与自己同为理发师的一个好朋友，在进入毒气室队伍里见到了妻子和妹妹时，他突然陷入了沉默。理发馆里有长达3分钟的宁静，除了剪刀声音，只有宁静，镜头无声地追随着他，他噙着眼泪，喃喃地说：“太可怕了，别说了，我说过，今天会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那些曾被碾碎的记忆，在时间的压力下终被聚拢、挤出、萌芽。

观看《浩劫》，给人一种奇特感受，令人陷入一种难以排遣的复杂情绪中。一方面，影片的沉重主题，赋予观众一种形而上的体验，将人带到野蛮的根源之处；另一方面，影片话语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建立在面孔和风景基础上的视觉感，很多没有声音的段落，包括那些无声的风景，储藏着宁静，而这些宁静，可以找到对死亡的想象，也可以称之为绝对的宁静。

《浩劫》既是出色的历史文献，也是一首长长的、迟到的悼词，与其它反映犹太人大灭绝的影片相比，在证据的确凿程度和历史严谨性上，我尚未见到任何一个作品可堪一比。

“《浩劫》这部影片关乎死亡的绝对性，而与幸存者无关。活下去是另一个故事。”无疑，这是一部“并非关于浩劫，而是浩劫本身”的电影——要达到这个目的，它考量的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美学风格，而是一个人的罕见责任和超常勇气。

虚构，就是一种僭越

2004年9月16日晚，《浩劫》首映后，朗兹曼有个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现场提问。演讲由北京广播学院林旭光主持，张献民作现场翻译。开讲前，朗兹曼微笑着提醒张献民，要每一句话都如实翻译。今天撰写本文时，我必须翻看当时的笔记，再参照同年10月张献民对朗兹曼所作的一个漫长访谈。

演讲一开始，朗兹曼就强调，言说是艰难的，对于演讲者和听众双方都是。大家刚刚看一个漫长的电影，是否有想法、有问题，他还不能确定。他认为看完这个影片，至少需要八天之后，与观众相互选择、在观众身上起了作用后，问题才清楚。西班牙有位影评家说，《浩劫》是一部艰难的影片，观看《浩劫》是将人们对电影的爱推到极限——就形式来说，《浩劫》像一个圆形，或者很多圆形，总回到同一个点中，都在地狱中打转。

朗兹曼说，这个影片前后制作花了11年，1985年最终成片，原估计有3000人看就很好了，没想到这个片子在很多国家放映，电影院、电视放映加上DVD发行，现在估计全世界有7000万人看过。每次放映《浩劫》都是一次葬礼。如果说《浩劫》有结构，那就是一座坟墓的结构，这部影片就是一座坟墓，因为那些被杀掉的人没有坟墓。

克劳德·朗兹曼与本文作者留影，2004。

当观众问到，中国应该怎样处理南京大屠杀时，朗兹曼的观点是，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最理想的是做成纪录片，最好找到当时的见证者、日本侩子手，直接询问，“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到日本找到当时死刑的执行者。在德国，我就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纪录片《浩劫》，是从300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中剪辑出来的。自1973年开始，朗兹曼带领摄制组花费11年、横跨14国进行采访和拍摄，用镜头寻找当年那场大灭绝的见证者、幸存者、参与者和抵抗者——这些被采访者，其背景和职业差异很大，有波兰农民、商贩、家庭主妇、退休铁路职工，有犹太商人、企业家、不明职业者、历史学家、退休官员，还有德国盖世太保成员、国家秘密警察、前党卫军等等。他们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波兰语、德语、法语，也有英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

“每天的情况都叫人不安”，漫长、繁重的调查与寻觅证人，其艰难一言难尽，有时更要冒上生命危险。有一次，朗茨曼和助手采访一名纳粹军官，军官严令不允许录像，朗茨曼决定使用针孔摄像机，将微型麦克风藏于领带后侧，再秘密拍摄和录音，并把图像和声音通过无线电，传到停在室外的移动信号接收车里——但很快，军官便发现了这个采访中的小秘密。朗茨曼及其助手旋即被军官的儿子和另外三人血殴，差点丢掉性命。住院一个月后，他们又被起诉非法使用德国无线电，几乎入狱。

在《浩劫》收集素材阶段，朗兹曼先是找到证人的电话号码，很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人，要拍个什么样的电影，有的人会立刻挂掉电话或者高声辱骂。

《浩劫》剧照。

拍摄过程中，朗兹曼还发现了许多隐藏在德国民间的纳粹刽子手，贝泽克灭绝营的夫波茨就是其中一个。朗兹曼通过多方调查，打听到夫波茨在慕尼黑市的一家酒馆中干活。因当地盛产啤酒，朗兹曼假装受法国委托，来此拍摄介绍当地啤酒的专题片——在那里，朗兹曼拍摄了3天，并一直避开夫波茨。就在所有人都对他和他的摄像机见怪不怪时，朗兹曼走到正在柜台上卖酒的夫波茨面前，拿出了夫波茨上司席斯当年的照片，质问：“您还记得他吗？您还知道什么？您还在隐瞒吗？”一系列劈头盖脸的问题，让夫波茨局促不安，他四处躲避镜头。夫波茨后来被判了10年徒刑。

朗兹曼坦言，在拍摄伦理上他从未有过道德负担，他只把它当做技术问题来关注。

1986年，当《浩劫》开始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时，朗兹曼的信箱中，有一些手写的纸条，这些写纸条的人感谢这部影片，让他们感觉到了释放和自由——德国人的赎罪感如此强烈，在犹太人问题上，他们认为自己不可原谅，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观看《浩劫》时，朗兹曼感觉到整个影厅在颤动，有一些人的双腿在颤抖。某个妇女实在受不了，离开了，可是她出去抽支香烟后就回来了。

在中国纪录片界，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就是纪录片的“真实”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同样存在，也一直没有结论。实际上，纯然客观的纪录片，从纪录片诞生之初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学界认为，“朗兹曼式纪录片”绝非纯然客观地体现事实，其中往往充斥着强烈的伦理观点、主观意识和情感立场，用朗兹曼自己的话说就是“真实的虚构”。

在《浩劫》中，由于历史影像完全缺席，观众无法依靠影像还原当时情景，取而代之的，是被采访者鲜活的脸部特写甚至大特写，这些镜头，将被采访者所有细微表情无限放大，而观众对表情再进行解码，这中间，需要观众的主观参与和想象。质言之，“真实的虚构”，虽然是朗兹曼在形式上做出的一种妥协，但无疑也是展现历史最有效、最真实可靠的手段。

《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剧照。

《浩劫》之后，朗兹曼导演的《活人路过》、《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等纪录影片，均遵循“真实的虚构”这一原则，影片形式有不少相似之处，那就是死亡、回忆、言说、再言说，一切无法复活的事物，都在朗兹曼纪录片中由生者说出，成为传奇。比如《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入围过《电影手册》十佳影片，其内容与表现手法震撼人心，影片讲述是纳粹集中营里唯一一次成功的暴动，基本由朗兹曼与当事人耶华达·雷纳之间的访谈对话组成。即便是去年公映的《燃烧弹》也是如此，片中极少用到历史影像，影片主体仍是当事人，即朗兹曼本人对朝鲜的重访和个人历史口述。

朗兹曼认为，犹太人大屠杀首先是很独特的，围绕着它燃起一团火苗，其界限无法跨越，因为一种绝对的恐怖是无法用言语交流的，如果假装跨越界限，你将会犯下最严重的僭越罪——比如虚构，就是一种僭越，他深深地感觉到有一种再现（扮演、表演）的禁止令。

“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将前往何处，∕他们始终向坟墓迈进。∕外邦城市的街道∕并不是为逃亡脚步的音乐铺设的——世界啊，强硬的铁已烧灼了他们微笑的皱纹；∕他们想要走近你∕因为你的美丽，∕但对于无家可归者，所有道路却∕枯萎如剪下的花”（奈莉·萨克斯）

但有时候询问是必须的，它不是猎奇，也不是为了控诉，而仅仅是说出，将那些惨痛、沉重的经历说出来，再储存到实体文化记忆中去，而这种记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无比重要——对朗兹曼而言，纳粹种族灭绝，这场工业流水作业般的犹太人大屠杀，虽几乎证据全无，但罪行不可磨灭，记忆终会复活。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祝凤鸣；编辑：徐学勤；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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