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和韩国片究竟有多像？距离韩国电影究竟有多远？

带着看黑色幽默喜剧的心态入座，戴着几乎哭出来的美瞳出厅。

爆了，就这样爆了。《我不是药神》的身上，的确有着超高的质量、超高的勇气，但这些为什么就能一下子击中影迷，让90后见证豆瓣9分的“上古传说”？不少人说，《我不是药神》的大爆，就因为韩国高口碑类型片在内地的市场空白，被这部电影一下子填满了。

我们不需要再羡慕，我们现在有。但事实呢，果真如此？

文 | 理识平

编辑 | 庞宏波

《我不是药神》已然封神。

点映票房超过1亿，单日排片占比连续超过50%，累计票房达10亿，豆瓣评分位列中国影史前五。与十年难遇的奇迹相对应的是中国观众睽违已久的现实主义大片。

对于类型片发展仍处初级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其标准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足够让人惊喜，在成熟的商业操作手法之外，它也有韩式现实主义类型电影“改变国家”的意味。

在对“药神”的赞誉中，韩国似乎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参考坐标。无论是韩式人物群像风格的电影海报，还是对徐峥宋康昊化的人物评价，无一不说明，“药神”在有意向韩式类型电影靠拢或致敬，这种致敬正中了中国观众的下怀，他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打开云盘，一边夸奖一边艳羡彼岸。

《我不是药神》对社会矛盾的粗粝呈现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获得了诸多赞誉，这种赞誉也似乎隐含着中国观众对类型片的呼唤。

《我不是药神》的韩式类型化风格：致敬可信度能超70%？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真实故事，徐峥饰演的程勇，对应现实世界中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单价23500元的药物需要每月一盒。后来，他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但零售仅为4000元，于是他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并为数千位病友购买此药。

实际上，取材具有全民影响力的真实事件已经成为韩国现实主义类型片最为典型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引用真实事件对现实更加具有批判意味，另一方面选择具有争议的事件来改编可以揭示现实生活的阴暗侧面。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我要复仇》《老男孩》《亲切的金子》全部与取材于轰动全国的犯罪事件，三部电影业奠定了韩国电影重要类型片——犯罪片的江湖地位。其它的如《杀人回忆》《熔炉》《那家伙的声音》《孩子们》《追击者》《下女》《国家代表》《华丽的假期》等诸多里程碑意义的电影等也全部改编自现实事件。

由“药神”到“熔炉”的联想并非文化自卑，相反，它代表了类型片全球本土化的衍生模式，以及韩式现实主义类型片在泛亚洲文化辐射圈的翻转腾挪。除了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之外，定型化的人物也是类型片风格的重要特征。韩式人物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普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其实也是韩式类型电影中的典型“矛盾体”。

影片所作的最大改动在于将原本故事中主人公病人与药商的双重身份置换为了单纯的药商身份。人物的形象也从前面的唯利是图变成了后来的拯救苍生。这一人设类似《辩护人》里的宋律师，家庭破败、事业无成，但不乏生活智慧，一旦抓住机会也能屌丝逆袭。

但他们后来都徘徊在圣人与普通人的两难境遇之中，既想维护个人利益，又有着悲天悯人的道德气质。影片的主要线索正是这种人物的困境和对人性考验的戏剧化呈现。尽管批判的指向不同（一为资本，一为权力），但最终他们都是各自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英雄。

影片对于个人英雄的呈现丰富而饱满，在他之外，群像叙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影片中大多数人物形象的勾勒，语言与动作的呈现都彷佛是现实环境的纪录化呈现。王传君带的三层口罩，还有医生们的冰冷寡淡，警察们的生硬刻板，无一不源自于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直观呈现。这些与韩式类型片中盲目自大的警官、贪图小利的线人、愚蠢有趣的小配角等常见类型角色既有呼应，也有本土创新。

思慧（谭卓 饰）抛弃个人尊严，牧师老刘（杨新鸣 饰）丢下守矩的信仰，黄毛（章宇 饰）直接背井离乡。三个角色身上分别代表了性工作者、教徒和农民工三个中国最为敏感的人物类型。

除了题材、人物之外，许多情节的设计大胆、真实，超乎国人预设。比如，开头突如其来的“泼粪”镜头，白血病人清理伤口时的惨叫和绝望，黄毛多次血淋淋的直接呈现，近都似于与韩式犯罪类影片的暴力美学。

在移植和仿造韩式现实主义类型片之外，“药神”也有颇具创新意识的混合尝试。配合着徐峥成熟的喜剧风格，电影的前大半部分安排了大量的小高潮和笑点，影片气质从王传君割腕，妻子跪地求救开始出现彻底转变，先极致煽情再道德思考，商业与深度兼备。

现实主义市场抬头，“药神”要爆是必然？

中国观众对于现实主义类型电影的呼唤早已萌发，类似于“药神”这类生发于社会土壤的现实矛盾在中国主流荧屏上并不多见，但中国影人始终对现实类题材的边缘性试探。

陈可辛的《亲爱的》，文晏的《嘉年华》和刘德华的《失孤》分别聚焦了儿童拐卖、少女性侵等问题，但议题的边缘性，操作的克制谨慎以及其所指向的社会治理问题均未挑动起普罗大众的敏感神经。

从去年开始，印度现实主义作品《摔跤吧爸爸》创造票房奇迹，《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相继为市场注入信心。

“药神”的到来恰逢其时，它取材“看病“这一全民议题则直击了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心灵痛处。影片创造的核心矛盾——企业的专利财产权与患者生存权之间的冲突为负重已久的中国病人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话题和释放空间。更重要的是，民生议题直指卫生体制和医药改革，如此难得一见的“脱敏”足够令人兴奋。

上一部像《我不是药神》一样搅动暑期档的票房奇迹是《战狼》，两部影片其实展现了当下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国富，一面是民弱，这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政策话语遥相呼应。民弱的直观体现是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具体到影片，是白血病人吃不起抗癌的药物。

与类型化叙事策略相对应的是，影片一方面通过直陈社会问题击中了大众的心理，另一方面又通过徐峥所扮演的理想主义角色完成了对观众的抚慰。《我不是药神》打动观众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呈现了中国电影的新可能。

作为全球最大票仓的中国市场已经在逐渐成熟。在梳理中国电影2018上半年发展趋势的文章中，第一院线提出，情感连接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宣发新趋势。情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同时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动力根源。

观众越来越希望与荧屏的故事和人物产生价值连接和情感共鸣，意味着观众越来越需要荧屏中的故事与自己有关，越来越希望影片与自身所处的文化现实产生深层联系。这种相关可以是根植于北漂生活的爱情，也可以是援非护航的民族骄傲，但一定都是依赖于好故事的类型片。

中国现实主义类型片市场的空缺，和韩国至少差10年？

《我不是药神》对于电影市场而言，它的意义在于给予中国院线片的某种启示。以扎实的故事为主体、启用有一定号召力也有扎实演技的演员的类型片才应是中国电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非《复仇者联盟》等爆米花电影。

基于政策管制和文化背景的双重因素，中国本土最具特色的当属武侠类型片。张彻、胡金铨、李小龙的武侠片是早期的典型代表，其后的成龙、周星驰将武侠片与喜剧片融合，例如《醉拳》《功夫》等。王家卫、徐克等也都创作了武侠与后现代美学、悬疑惊悚融合的武侠新类型。近两年极为出色的《绣春刀》则开始涉足武侠里的现实语境。

另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电影商业类型片是发端于贺岁片的喜剧片。由喜剧类型衍生出的更细分类型基本都在既定范围内获得了获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可与鼓励。如徐峥开创的《囧》系列的生活喜剧，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开创的黑色喜剧，开心麻花为代表的《夏洛特烦恼》，还有杂糅公路与喜剧类型的《心花路放》，杂糅奇幻、爱情与喜剧的《羞羞的铁拳》，杂糅悬疑与喜剧的《唐人街探案》。

伴随着限制的逐步放开，每一个新的票房奇迹大多都是一个崭新的类型片类别。如以《失恋三十三天》位代表的小妞电影，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位代表的国产青春剧，以《烈日灼心》为代表的悬疑探案剧都一时吸睛无数，也获得了体面的票房收入。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国产类型片还是盲目跟风的类型片剧作，都或多或少令观众略有遗憾：国产类型片能不能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在，《我不是药神》证明了，一个没有柔光、没有特技的民生故事，足以获得盛誉无数。这样的类型片需要更加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配置，当然更需要耐心的创作与摸索。

韩国也曾在与好莱坞的直面对抗中败下阵来，但韩国始终不曾停止对本土类型化电影的探索。从2006年《汉江怪物》到2010年《大叔》再到2013年《雪国列车》。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大片已经从单一的南北韩之间的战争影片进化到科幻片、政治电影、战争片等多种类型的探索道路上。韩国电影同样也在故事创作上强调本国的审美特征，犯罪片、温情纯爱系、战争片、恐怖片等小成本电影类型均独树一帜，甚至实现了文化反哺。

遗憾的是，中国电影从《我不是药神》的这个窗口来看，至少与韩国电影相差10年以上。但欣喜的是，起码我们迈出了抹平10亿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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