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引发社会话题 电影原型的故事也发生在西安

　　《我不是药神》热映，引发病患如何有尊严地活的社会话题。在电影上映之前，国家已经取消进口药的关税，片中天价药“格列卫”（片中改名格列宁）也已经纳入医保。但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部直面现实的影片依然非常难得。最难得的是影片拍得非常克制，没有滥情。客观地看，片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每个人在自己的立场都没有错。这才是一个伤感故事最让人难过的地方。

　　>>药贩子：我难道看着他们去死？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饰演的主人公程勇，最开始答应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去印度走私药物的动机，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得了脑瘤而他付不起高昂的手术费。看到商机，他将进价500元的印度仿制药卖5000元，但比四万的天价药还是便宜太多。程勇担心坐牢，一度不再继续代理印度仿药，吕受益因为断药而病情转危选择自杀。影片后半段他走上救赎之路，印度仿药他只卖500元，即便后来印度药厂关门，要按市场价收购，他依然只卖500，自己贴钱卖。

　　药贩有错吗？

　　病患黄毛去拿药时为躲避警察而出车祸死去，程勇追问警察：“他只有20岁，他只是想活，他有什么罪？”法庭审判上，程勇没有煽情的自辩，只是简单地说：“这些人买不起药，就会死，我难道就看着他们去死？”故事原型人物陆勇也曾经说过，自己如果因为帮病人买药而被判刑，他一定会上诉，因为他想不通。

　　>>癌症病人：我不想死，我想活！

　　影片没有过多地展示白血病病人生活多么凄苦，而是像普通人一样在活着、在挣扎。但他们厚厚的口罩和蜗居在医院周边各种小旅馆里的镜头让人震撼。片中警察调查卖假药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供出程勇。一位老奶奶对警察说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买药病人的心声：“领导，能不能求你们别调查了，我得病三年，吃了三年格列宁，房子被我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便宜药了，你们又说它是假药，你们把药贩子抓走了，我到哪里去买药。我不想死，我想活！”

　　病人有错吗？

　　“谁家还没个病人？”这句话真的太容易引起观众共情了。一位网友表示：我妈去年确诊卵巢癌晚期。国外去年上市了可以吃的靶向药niraparib，效果很好，但药不能停。目前最低的报价一个月12万。稍微便宜点的Olaparib也要一个月6万。只要吃了就能少受罪，多活命。但是我卖房卖车也不够一年的药钱。这种绝望，没经历过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

　　>>警察：执法者必须维护法律公正

　　医药代表到警局报案有人卖假药，局长让曹警官负责调查，曹警官第一次汇报时说这不是假药，是可以救命的药。局长问：“是走私进来的吗？在我国医药许可范围吗？”第二次曹警官表示案子真的不好办，那些病人真的需要这些药，局长又问：“法大于情的事情你经历的少吗？你作为执法者，就应该维护法律的公正。”

　　警察有错吗？

　　饰演警察的周一围陷入了法律正义与伦理人情的矛盾中，周一围表示：“一开始我是代表正义的，但最后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也是正义的。站在警察的角度，局长的话完全没有错，男主角只卖确认有效的仿制药，不出人命。但却无法保证不会有人利用这个赚钱或者卖有危害性或者无效的药。”

　　>>医药代表：都去买仿制药，谁来研发救命药？

　　影片中李乃文饰演格列宁医药公司的代表，是站在所有病人对立面的一个角色。病人觉得医药公司将药价定那么高是谋财害命，他们集体在医药公司门口静坐、给医药公司代表身上泼粪。

　　药企有错吗？

　　正如影片最后庭审戏里，检方发言里所言：“救了患者生命的还是正版药的配方。”统计数据显示，一款新药需投入20亿-3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原研药的专利保护期一般为10年-20年，如果不给药企市场垄断的机会，赚取足够利润，药企很难有动力继续新药研发。

　　一位药学专业的学生表示：“陆勇案是我们药事管理学一个经常讨论的课题，生命权和专利权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未来的药业发展在专利权，但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目的在救人。药物与伦理，让人纠结。华商报记者罗媛媛

　　主创解读

　　徐峥：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

　　一部触及人们内心痛点而口碑炸裂的电影，监制和主演是以喜剧见长的徐峥。华商报记者采访到徐峥来谈一谈，在笑与泪之后，他想给观众传达什么？

　　华商报：电影的片名从《中国药神》改成《我不是药神》，原因是什么？

　　徐峥：我在里面演一个小人物，是一个小人物成为真正的英雄而褪去自己光环的事情。

　　华商报：很多人最初以为是个喜剧片，看的时候前半部分也有笑点，但后半段全是泪点了。你怎么定义这部电影？

　　徐峥：现在很多人以为我和宁浩在一起，这个电影里面也有喜剧元素，这就是一部喜剧片了。这次和我拍的什么囧啊，或者“开心麻花”的喜剧片完全不一样，一开始有很多幽默的元素，最终的诉求还是希望能够感动到观众吧。如果要归类的话，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人物传记电影，是讲整个人物成长的救赎。

　　华商报：很多影评人称赞这部影片的时候都说到程勇这个人物从一个loser（失败者）转变成一个英雄，是充分的、不突然的，你怎么看？

　　徐峥：这个人是人生当中的失败者，有很多的缺点，最后一个反转才转过来的。其他人在我之前就已经是英雄了，谭卓是白血病孩子的母亲，在孩子的眼里是英雄。王传君为了撑起这个家庭也是英雄。因为他们前面的铺垫，到最后感染了我，所以最后我做了改变。

　　华商报：大家都说《我不是药神》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特别重要，你希望通过影片带给观众什么？

　　徐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希望观众看过我们这个电影之后觉得这是一部特别特别好看的电影。同时感觉到很感动就足够了。我觉得《我不是药神》是一个好电影，我敢在这里非常自豪地说这样的话，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

　　代购“印度神药”

　　电影原型的故事也发生在西安

　　《我不是药神》，让“天价药”“仿制药”又进入观众视野。甚至有影评称：“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药品，这一特殊的商品，专利权与生存权在天平的两端。电影取材于真实的故事。而电影原型陆勇代购“印度神药”这样故事也在西安上演。

　　印度药为什么价格非常低？华商报记者了解到，印度自从1970年起，其国家的专利法不再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也就是说药品生产商可以随意仿冒别人的药品而不受追究。因此印度又被称为“世界药房”。虽然多个国家对印度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但直到2005年，印度政府才与世贸组织达成协定，恢复药品专利保护。但仍然利用了其中的一条——强制专利许可，即承认原版合成工艺与产物都受到保护，但是当会引起人道主义灾难的、危及社会民生的重大疾病，不管授权不授权，都允许本国药厂生产，只要保证合成工艺不同即可。这就是所谓的“仿制药”。

　　家住西安高新区的赵女士看过《我不是药神》后在朋友圈发出感慨：“这几年，因工作关系，也托老翟帮几位朋友的家人买过印度药抗癌。坚持不谋一分钱，即使曾经有人通过朋友的朋友来找我谈合作，直接拒了。积累福报的事情，赚钱就有乘人之危的感觉了。”老翟是赵女士的先生，公司在印度有业务，常去出差，赵女士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到印度可以买药。孩子同学的家长让我们帮忙买治疗癌症的靶向药，打听之下才知道，外国人从印度买药很常见。”

　　印度药真有那么“神”吗？赵女士表示：“印度的‘新奇特’药挺多的。印度人的数学学得很好，IT业排名世界第二，所以人家能做出好药也不觉得奇怪。我按照病人提供的包装去买，是他们病友之间介绍的药，甚至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帮忙带的药每盒一千元左右，比在国内买同类药省大几百。也听说有人买的药便宜上万元。”

　　至于代购的药是不是“仿制药”，赵女士表示：“仿不仿的就不清楚了，我先生在印度专业药房买的，看药盒上厂名、厂址都标识得挺正规。应该不是假药吧，就是国内没有代理商。”赵女士问华商报记者：“这算不算走私？没交税的就不算正规渠道，但我们也不赚钱，只是帮别人买药救命，应该不会被抓吧？”记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华商报记者路洁

　　华商报记者对话《我不是药神》原型人物

　　陆勇：这几年，找我代购的人少了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昨日正式上映。电影原型目前过得怎样，对电影有何评价？昨晚，华商报记者采访了电影的原型、江苏无锡人陆勇。

　　目前病情稳定

　　可正常工作生活

　　华商报：你现在病情怎么样？从事什么工作？

　　陆勇：2002年8月我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十多年来一直积极治疗，从印度买药，目前病情比较稳定，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目前仍继续做针织品出口生意。

　　华商报：正版的格列卫已经降价了，但你还在服用仿制药？

　　陆勇：印度的仿制药我已经吃了8年了，病情很稳定，所以我不想换。

　　华商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的故事要被拍成电影，你当时是什么想法？

　　陆勇：2015年5月，电影编剧找到我，表示了把我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的想法，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群体的故事，对我们也许会有帮助，我就同意了。

　　华商报：你身边的病友对电影是什么评价？

　　陆勇：他们都想去看。

　　与片方就电影改编达成共识

　　华商报：7月5日，有自媒体以你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电影对你造成了一定困扰，你表示要依法维权”，这是你的真实意思吗？

　　陆勇：需要澄清一下。电影主人公与我经历有差异，片中药贩最初买卖仿药赚钱，而我本身就是病患，代购不赚钱。电影的一系列改编行为，片方已经和我充分沟通，达成共识，片方表示理解我的诉求，我对电影的改编也表示理解，双方已不存在争议。

　　华商报：在你看来，这部电影大热的原因是什么？

　　陆勇：一是电影拍得好，演员表演不错，故事吸引人；二是电影改编自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有现实的社会基础；三是医疗改革是社会热点话题，涉及千家万户，所以备受关注。

　　片方给的200万元将建基金或全部捐出

　　华商报：前几天你在参加片方的点映仪式时表示，你将用片方给你的200万元建立白血病救治基金会，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吗？

　　陆勇：目前我正考虑此事，还没有最终决定，如果建立基金会，片方给的200万将成为启动基金，如果不建立基金会，这200万我将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华商报：近年来，我国的大病救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医改）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今年以来，国家对抗癌进口药实行零关税，你对这些变化有什么感受？还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

　　陆勇：这几年，找我（代购）的人少了，意味着病友的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这是好事，从侧面反映国家医改制度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就像电影中描述的一样，抗癌药价降了，纳入医保了，患者就能吃得起药，白血病患者5年生存率也就由以前的30%左右提升到了现在的96%左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我同时还有一些困惑，比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些患者需要吃第二代进口药，但二代药价格还是非常昂贵，有些患者甚至需要吃第三代进口药，但这些药还没有在中国上市，希望国家加快这些救命药的上市进度，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跟国外的企业建立良性的谈判机制，合理制定进口药物价格，毕竟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还是跟欧美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