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小人少的蜀国，为何越战越强？全靠诸葛亮的三个智慧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山嵩

在传统的历史小说中，诸葛亮的荣耀光环大多闪耀于军事、外交层面，但放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上，他低调却更耀眼的另一成就，当属治国。

三国三足鼎立的历史上，蜀汉的国土面积最小，兵力也是最少，无论比起中原还是江东，都堪称极难治理。但执着于兴复汉室的诸葛亮，却能够成功施展才干，将“弱小”的蜀汉，打造成坚硬的铁拳，以万众一心的实力，一次次向着曹魏呼啸飞出，而强大的治国能力，也在后世享尽尊崇。

最见证他这一能力的，就是下面三条看似简单，实则举重若轻的智慧。

一，有宽也有严

历代王朝初建，最首要的难题，当属执法。而早在刘备初入西川时，诸葛亮与法正的争论，就见证了他对此不凡的智慧。

作为刘备的宠臣，当时的法正，认为政权初立，应效仿高祖刘邦约法三章，减轻刑罚，广施仁义，以期赢取民心。但诸葛亮认为由于所处时代、条件不同，因而不能采用相同的立法模式：秦律残虐，民畏而守法；但现存的蜀地法律，法度不一，举措不当，民讥而不遵。

因此必须要严明法令，以统一、符实的新兴律令规范蜀地人们的行为，进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君臣知义，上下有节”。初入蜀地的刘备，就这样迅速站稳阵脚。

而在成功占领西川后，为了进一步满足各方利益的实际需要，刘备委派诸葛亮会同李严、伊籍、法正、刘巴等五人，共同制定了反应各方共同利益的第一部法典《蜀科》。

这不仅是一部内容详实、结构完善的法典，也是蜀汉政权依法治国的重要根据和前提；当诸葛亮南征与北伐期间，还制定了《五惧》、《六恐》、《七戒》等战时军事法律，尽管其中的具体内容已详不可查，但这依然可以折射出诸葛亮审时度势的立法精神。

但同样是力主执法必严的诸葛亮，却更强调宽严相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对于违法者，他既主张“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反对“大赦”；也强调体恤民生，“罪止其身”。

这在蜀地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民皆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道不拾遗，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风化肃然”。

而如果对比同时代的魏吴两国，更可见诸葛亮不凡的治国效果：据相关资料记载，自公元220年（曹魏建立）至公元280年（三分归晋）这60年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吴国产生了23次，在魏国爆发了24次，而在蜀国仅发生了3次。如此智慧，正如清人赵藩的击节好评： 能攻心则反侧皆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治国？就要跟诸葛亮学！

二，公平最重要

诸葛亮一生坚持的另一大原则，正是“执法以信”。

公元231年，诸葛亮在祁山与魏军主力遭遇。由于蜀汉地广民疲，蜀军实行“轮戍制”以缓解兵力不足的情况。当时局势万分危急，有人建议暂停部队的轮换以便聚集兵力与魏军决战。

但诸葛亮却认为“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闪光金句，足以证明为何兵疲民弱的蜀国能在数次北伐中能与强魏抗衡。

讲诚信的诸葛亮，也始终强调律令执行的统一。

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天水、南安、安定皆叛而应亮，关中大震”，然参军马谡在行军途中却违反了诸葛亮的调度，为张郃所败，导致蜀汉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马谡既是荆州集团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诸葛亮所欣赏的青年才俊，当时众人以为诸葛亮会顾念旧情，免其死罪。但诸葛亮却毅然下令将其处死示众。

时参军蒋琬因爱其才，向诸葛亮求情“天下未平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但诸葛亮却一针见血的指出“孙武之所以能制天下，用法明也，若复废法，何以讨贼！”。

处死马谡后，诸葛亮还向后主奏陈《街亭自贬书》，“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但同时，对于“数谏谡谋，鸣鼓自持”的王平大加赞扬，并根据其在溃败时所立军功予以进爵。此外，诸葛亮还制定了“不从敬令”七法，并强调违者皆罚。

诸葛亮在执法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正是由于诸葛亮这种不避亲疏，赏罚分明的政策，才使其在日后的北伐过程中取得了兵临祁山，抗拒北敌的巨大的军事成果。

三，刑不避贵，罪止其身

而如果参考东汉末年以来，早已流毒的社会风气，就可见诸葛亮另一伟大之处：刑不避贵，罪止其身。

东汉末年长期的腐败内乱和新兴豪强地主阶级的日益兴起，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日俱减，地方军阀与实力派乘机扩大自身的范围和影响力，这不仅导致东汉王朝的统治力大幅削弱，也严重摧毁了当时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司法秩序。而在主政蜀汉后，诸葛亮也果断的以这一原则，向这恶劣风气宣战！

时权臣李严为掩饰自身渎职之过，假传圣旨，遣大军回师，遂使北伐失利。诸葛亮并未因其地位特殊而对其予以袒护，相反将李严削爵罢官贬职为民。将军来敏，性格孤傲，常怀愤忿之心，常辱骂先主，毁谤群臣；诸葛亮听闻消息后亦将来敏弹劾罢官，流放汶山。

对于诸葛亮来说，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诸葛亮与李严同为托孤重臣且对李严亦大加赞赏“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来敏也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亲信。而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并未其此二人与自身关系密切、地位显赫而法外开恩。

其次，诸葛亮的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坚定不移的贯彻“罚当其罪，罪止其身”的司法原则。但这并非是诸葛亮的首创。昔黄权率军降魏，有人请求刘备杀其妻小，但刘备并未同意反而愧而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并待之如初。

在封建社会中，广泛株连，肆意施刑者比比皆是；但诸葛亮却认为刑罚的制裁功能只能作用于行为人本身，其亲人、僚属并不应该因此获罪。权臣李严虽被削职为民但其子李丰仍任江州太守，负责参赞军机，运筹粮草；将军孟达绝蜀降魏后，诸葛亮也未对其家人展开清洗报复依然对之如初。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这一评价从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是客观公正的。

诸葛亮这位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以其一生的信仰坚守，卓越的治国业绩，在波澜壮阔的三国风云里，留下了这样闪光的风景，至今，依然值得后人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