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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专栏|老照片 文/宋燕
1995年8月，聚居了很多流浪艺术家的北京圆明园画家村被清理整顿（见旧文《北京，一个乌托邦的逝去》），同一年，北京还清理了好几个类似的城中村。今天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当年的北京，皇城根下，大都市中，竟会有那么多成片的特殊人群聚居地，自成体系，自我管理，有自己的文化和规则，政府的职能在这里都近乎失效。有那么几年，你想打车进入某几个“村子”，出租车司机都只会停在外面，不敢往里走。
这些“村子”之一，就是位于大红门一代的“浙江村”。（注：不要以为我接下来会写全部村子的系列，有个别村，我是连名字都不敢提的，更不要说写它的全过程。）
浙江村在北京真正成形，始于1986年，但浙江人——确切地说是温州人，更确切地说是乐清人和永嘉人——陆续来京，始于更早的改革开放之初。乐清地少人多，那里的人一直有外出讨生活的传统，80年代初有人发现在北京做服装很赚钱，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很快，他们的老乡们也闻风而来，户带户、邻带邻地落脚在大红门地区，租住当地农民的房子住。最初是一部分人做服装加工，一部分人在各大商场、批发市场包柜台销售；后来发现皮衣需求量很大，就大量转向皮衣的生产和批发，成为不仅覆盖北京、全国，且辐射东欧、俄罗斯的皮货批发基地之一。
浙江村成规模时，覆盖了26个自然村，占地7500亩。据丰台区南苑乡政府1994年10月的统计，当时在大红门“浙江村”的外地经商者的常住人口达11万多人，而当地居民人口仅有1.4万余人。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成了这些温州人的发家经历。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非常辛苦。一般租的场地只有二三十平米，人均住房面积才3.2平方米，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当时的浙江村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存在，这里距离天安门只有6公里，但景象全然不同于帝都风貌。街道狭窄拥挤，垃圾遍地，汽车、三轮车、老北京的驴车拥挤在一起，身边匆匆走过的，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也有拿着“大哥大”喊话的“老板”。街边的“美容店”清一色温州风格，菜市场里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挂着海蜇皮、荔枝干等温州食品。出出进进 个个打扮光鲜，腰缠万贯，开着奔驰、丰田，但居住环境却极其恶劣，到处是令人掩鼻的臭鱼烂虾味儿，脚底下是常年淤积的一寸多深的泥水，下水道早已堵塞，厕所粪便四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不相信这里还能住人。
外人看到的是无尽的混乱，但这混乱中其实有它自己的秩序。从1992年底开始，一些经营大户以合股形式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加强合作。由当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两层楼房，再分别出租给温州人。在这些院子里，往往以温州当地一个村庄地缘、人缘、亲缘相关的人员为主聚集，院子内的头由有影响的企业主或原村干部担任；一个院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营造着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据丰台区南苑乡统计，到1995年，这样的大院一共有48个，一个院子小的可容纳下1~2千人、大的能容纳下4~5千人，后来被称为大红门“浙江村”48个大院。这些大院自己为住户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用水、用电、排污、邮电、教育、治安及娱乐服务，每天晚上，都有当地人自己聘请的“民间联防队”在四处巡逻。
之所以会出现“民间联防队”，源于1990年起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根据当时当地人的讲述：“过去蒙面抢劫已经算了不得了，可现在有的就大摇大摆进来，甚至还报上姓名，照样连劫带打！装备也是一年比一年厉害，最早是棍棒，后来就拿刀……半自动的枪也不是没有。”“一条街上就住了五伙闹事的，晚上他们就站在街口，过来一个人就劫，也不管你是浙江的还是北京的。”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村里人就按月缴保护费，雇佣青年小伙子，组成“联防队”，五六个人一组，每天在保护区巡逻。这种“自卫队”，最多时达21支，每支20-40人。
除此以外，浙江村还有自己的幼儿园、菜市场、诊所、公共浴池……
浙江村还出现了帮派。有以地名命名的“清江帮”、“虹桥帮”、“芙蓉帮”，也有以武器命名的“斧头帮”，每帮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二十人不等。乐清县委组织部1992年有一份《关于乐清籍党员在京情况的调查报告》，里边曾提到“当前在京的乐清人聚居点社会治安问题非常突出，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反映非常强烈……当地派出所由于人手不够，情况不清，再加上都是乐清人抢乐清人，因此，他们基本无法控制，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
这样的地方，你猜外人敢不敢随便进去？
1993年，北京市有人大代表提出：“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要求北京市加强整治管理。1994年，一个中央媒体递交了一篇内参，描述了浙江村的治安状况。这样才有了1995年的清理整顿。
1995年的清理整顿，北京方面和浙江方面是有分歧的，浙江当地政府在此前此后都曾派人来与北京当地政府交涉，清理整顿后，北京市还曾由一名副市长带队到浙江做解释。很多年后浙江当地政府曾参与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在地方媒体上写过回忆文章，也对此事有微词。
1995年11月8日起，北京警方组织了数千警力（包括武警），组成“工作队”进村，挨家挨户宣讲，并在街头巷口用大喇叭反复广播，动员外来人员另找住处。11月24-25日，对大院进行了强拆。
在当地做生意的浙江人此后暂时迁移到了河北燕郊等地，不久后，北京在大红门建造了一个大市场和加工区，他们又陆续回流。
真正的整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有序化而实现的，2000年代中期以后，大红门地区成了北京的服装交易中心，违章建筑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佣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
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
参考资料：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杭州政协》2010年第11、12期，孙忠焕《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30年（二十二）》和（二十三）之《浙江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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