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成志，北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在与日本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本展开和谈。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清政府的军事失利，在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十分被动，对于日本的要求无力反驳，最终在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苛刻要求是空前的，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公车上书也就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
《马关条约》
中日两国谈判期间，正值乙未科会试结束，大量地方举子聚集在北京，当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时，各地举子捶胸顿足，纷纷要求拒签条约，继续对日作战。据康有为回忆称，他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就得知了条约的具体内容，便立即让梁启超组织各地举子上书，康有为本人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鉴于康有为曾在1888年向光绪皇帝上书，故而此次上书也就被称为《上清帝第二书》。至于此次上书的内容，康有为在此文开头就已经明言说明“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要求光绪皇帝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迁都西安以与日本持久作战，并要重新练兵，选用先进装备武装军队，以上皆为权宜之计，根本方法则是要求变法以图强。在传统的记载中，公车上书一事，最终被督察院以和约已成为由拒绝接受，最终失败。
康有为
近年来，学界对于公车上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过去对于公车上书一事的记载主要是以康有为本人的记述为主，通过对史料记述的进一步发掘，对公车上书一事的争议也逐渐凸显。张海荣指出，参与公车上书的邱菽园在其记述中对于此事有所记载，他在回忆中说“疏未上，而和议已成，事遂寝”，表明《上清帝第二书》并未送交督察院，与康有为的记述相抵触。此外，在他的回忆中，公车上书的规模也远未达到康有为所称的一两千人，且当时有很多人也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的主张。邱菽园的记述与当时其他人的回忆相印证，都与康有为的记述不符。另外，茅海建教授通过研究指出，当时督察院很多官员都上疏反对和约，康有为将上书失败的原因归罪为督察院，但据档案记载，督察院一直都在积极帮助代递条陈，在康有为所记载的上书当日以及其后几天，督察院都曾代递条陈，并未拒绝。
公车上书（绘画）
公车上书一事，严格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各地举人自发上书，这些上书的具体记录目前仍然可以查阅；另一方面则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联省上书，这次上书也是确实发生的，《上清帝第二书》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上书的规模以及失败的原因，则仍然是有争议的。
参考资料：
1.张海荣，晚清举人邱菽园对“公车上书”的两次追忆，历史档案，2014年01期
2.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
3.汪叔子、王凡，“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安徽是学，1987年03期
编辑：赵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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