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 休斯《历史学是什么》导读

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

作者: [美]斯图尔特·休斯 著 刘晗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这是一本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它、抑或我还要在这里饶舌推荐它呢？我下面的文字，将主要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首先我们或许需要先对作者有所了解。用中国的俗语来说，H·斯图亚特·休斯 (1916-1999) 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查尔斯·休斯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并在1916年参选美国总统。其父小查尔斯·休斯在1929年被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任命为美国司法部的律师总管，为该部的第三号人物。但为时不久，小查尔斯·休斯便继承父业，也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此家庭出身，作者休斯从幼年起便接受了良好的、亦可说贵族化的教育。他的中学教育在私立的寄宿学校度过，而大学则上的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文理学院—安姆赫斯特大学 (Amherst College)。大学毕业之后，休斯毫无悬念地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以《法帝国经济的危机，1810-12》为题。获取博士学位之后，他又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另一所常青藤学校—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的教职。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休斯一帆风顺的事业。像许多美国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一样，休斯有着宏大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这点与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精英孩子恰成鲜明对比）。美国尚未参战，他就志愿入伍。而1941年底珍珠港被袭之后，他优良的教育背景和娴熟的外语能力—休斯优越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使他熟练掌握了德语和法语—为美国陆军赏识，将他从一位炮兵提拔到军事情报部门。以后休斯又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一位军官。休斯的调任毫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将许多掌握外语和外国文化的人才都置于这一机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汉学家如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亦名列其中。换言之，中央情报局也许有点臭名昭著，但其前身战略情报局则为美国赢得二战的胜利，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饶有趣味的是，休斯虽然为美国军队工作，但他的思想却日益左倾。战争结束之后，他转到哈佛任教。但他的左倾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对冷战的批评态度，让他在麦卡锡时代备受孤立。于是他转去斯坦福大学任教。但几年之后，他的学术成就又让他得到哈佛的青睐，使他得以重回哈佛担任教职。在这一阶段，休斯坚持自己的左倾立场，与当时在哈佛校园崭露头角的亨利·基辛格有过几次学术上的争辩，同时他还曾竞选麻省的参议员。但休斯的自由主义思想，让他无法获得冷战初期具有强烈鹰派思维的选民的支持。此后休斯一直在哈佛任教，直到1975年他转而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89年他从加州大学退休并在加州终老。

休斯作为史家的生涯，与他自己的多种经历，有着不小的联系。如上所言，他的博士论文似乎是做的经济史，但其实他更关心的是受到经济危机冲击之后的社会动荡，而他关注的时代则是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替。这两个方面都显示了休斯作为一个史家的史识，但在选主题和选时代之外，史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休斯的研究，让他注意到政治外交史的局限，因为即使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外交家能对政局和国际关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的决策，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个人，而是必然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1958年休斯出版了《意识与社会：欧洲社会思想的转向》(Consciousness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销量很好，影响甚大，不但被许多大学用作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用书，而且还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对于休斯本人来说，此书的写作也代表了他历史研究兴趣的转向，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史转到了思想史和社会史；或更精确地说，休斯想从事的是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顺便说一句，休斯在出版《意识与社会》之前的一本书，叫《美国与意大利》，显然是外交史的研究。

休斯的学术转向，综合了多种因素，也是他写作此书的契机。首先是战后西方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这一转折以走出兰克学派的藩篱为标志。从时间上而言，对兰克史学的批评在二战之前就已经不绝于耳，但从实践层面来说，史家大规模地尝试用新颖的研究手段研究历史，大致上是在战后才成为趋势的。精确而言，这里所说走出兰克学派的藩篱，主要指的是如何走出兰克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传统。如休斯在本书中所言，“兰克最常引用的一句格言，他提出历史书写的原则，即‘如实地说明历史 (Wie es eigentlichgewesen)’，‘还原其本真’，历史不应该像大多数后来者那样望文生义。对于兰克在其书写中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简单的效仿，我并不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单纯；正如任何一位实践历史学家，他隐约意识到，在铺陈概述过程中，必须通过筛选和个人判断来扮演建构其价值的角色。然而，他与合作者的共同信念有着宗教式的虔诚以及狂热的新教色彩。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参透一个事件或其独有特性的核心观点，就能抓住本质所在，其余的自然就能随之而来了。传统唯心主义的姿态暗示着一种以‘最有共鸣、最具变通性、最恭敬的态度，来对待过往各种原创之作’的态度。这意味着完全以‘接近直觉’的方式寻求‘上帝之手’。兰克提出的方法意味着历史学注重的并不只是分析：强调静观沉思，更确切的说，来源于一种‘无与伦比的甜蜜、妙不可言的生命力’，这样看来，理解知识和信仰崇拜如出一辙，所见略同”。[2]这是休斯对兰克本人史观的理解，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的确，兰克本人并不认为史家只是采用批判过的史料而重构过去，而是需要对历史的过程有一种精神上的理解。

但是在兰克之后，其影响逐渐扩大，但也开始有所变质。休斯写道：“因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心态甚至影响到了历史的书写。当这位学者（狄尔泰—笔者）还活着的时候，兰克的后继者渐渐忘记了其宗教原则以及被他视为历史学家在艺术上实现最高目标的想象力共鸣，他们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对过去事件进行记录核实中：他们也许只是恍惚之间承认实证主义敌人冲进了史学的堡垒。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狄尔泰发现，有必要再次申明的是，在宝贵的半个世纪间，旧唯心主义的准则将自然科学的进步考虑在内，这是以往的历史学派所忽视的，并且充分了解新知识的实质之后，重申历史研究的独立性”。质言之，兰克史学的真髓，到了他的后继者的论著中，已经渐渐失去了原味—所以兰克史学与兰克学派，不能相提并论。战后史学的转向，主要是针对兰克学派专注研究政治、外交事件和人物的一种“反叛”。而在这同时，休斯在书中也仔细分析了狄尔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等人对历史学性质和方法的新的探究。简言之，兰克学派仅仅注重历史考证，已经让人觉得兴味索然；上述这些历史思想家希望历史研究能揭橥历史走向的“精神性”和“思想性”，因为后者才能有助读者理解和沟通过去与现在。

休斯本人学术转向的另一个原因，从我们上面引证的两段评论亦能反映出来，那就是他本人高超的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的精湛。如果说他熟练掌握了德语和法语，那么他的英语表达更是高人一头。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译者的翻译，其中文表达比较好地反映了作者原文的精彩，流畅而不失雅致，在当今的学术翻译中比较少见。休斯一流的语言表述，让他得心应手地分析和表述社会思想的变化。应该说，他从外交史、经济史转向社会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让他得以充分发挥他的语言能力。而反过来看，他的语言能力也显然促成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

其实语言能力的增长，还是人类文明增长的一个标志。从西方文化的传统来看，语言的表达清晰与否，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是否缜密和富有逻辑。一般认为是西方首位历史哲学家的维科，便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总结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和演化。休斯在本书中详细讨论了维科的贡献，然后在结尾的部分写道：“我认为，三种方法将会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首先，同样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堆积如山的记载。第二个方法是散布在残疾、疾病、感官适应性的迹象构成的心理-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第三个方法是语言，它是有史以来在对所有类型人的调查研究中与感官联系最密切的标志，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生命现象与符号性表达之间一条真切实在的纽带”。他的观察既总结了维科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由是，我们可以讨论休斯学术转向及其此书的价值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他如何希望历史研究能同时借鉴艺术和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提升历史学的水平、方法和功用。如上所述，休斯一直对社会思潮的变化，充满兴趣。而他本人在1960年代还竞选麻省的参议员，希望顶替从参议员成功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他的竞选对手为肯尼迪总统之弟弟爱德华·肯尼迪。但虽然对手强劲，休斯的选情开始颇为看好。未料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人感到了苏联的军事威胁，而休斯作为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其竞选号召削减核武器，顿时让选民感到不切实际。因此他的选情由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出现而急转直下，最后仅仅获得百分之二的选票。

这一事件的结果，让休斯特别觉得历史研究必须注意和注重精神、心态的层面。他在本书中讨论了年鉴学派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对心态史的提倡，而其实费弗尔本人在目睹了希特勒在德国崛起和获得政权之后，才感觉到政治层面的变化，往往与大众的情绪、情感和心态的变化，须臾相关。与费弗尔一样，休斯目睹了自己选情的起伏，让他感觉历史研究必须注重精神的层面，由此才能解释历史的变化。在他眼里，历史学和精神分析学基本上是同质的：“在历史学阐释中，‘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相辅相成的。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中同样如此。这两个学科的首要任务是针对人类的动机做出阐释：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以同样的方式找出个人和群体行事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寻求方法本身就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二者都旨在寻求一个行为及其相关情况的精确、细致的再现：他们假设，研究者的耐心会带来相应的回报，丰富的经验召唤起与其相关的意识，最终将会显现出一个结论的内在逻辑、一种“令人棘手”的困境或者是整个人类的生活。在历史学上，也正如在精神分析学上，理解意味着追求被遮蔽的或是不完全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他们对首先能想到的现有解释存有疑惑”。换言之，历史研究和书写不但要在史实的基础上重构过去，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分析的手段解释过去。这一过去包括了人物（个别的和群体的）和事件（单个和多个及其之间的联系）。

在休斯写作此书的时候，正是心理史学颇为兴盛的时代。而处于盛期的心理史学，主要研究下列三个方面：（1）对伟大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的分析、解析；（2）对社会、群众和公众心理的分析和解读；（3）儿童史和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在休斯出版《意识与社会》的同一年，他的哈佛同事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1902-1994)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Man Luther)一书，被誉为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的经典著作。埃里克森从路德与其父的紧张关系出发，探讨和说明了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动机，认为与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和路德本人之后的“反叛”，颇有关系。具体而言，青年路德经历了一次认同危机，而到了三十岁之后，他再次经历了一次认同危机，决意反叛天主教会了。休斯《意识与社会》的取径，显然不同—与埃里克森研究个别人物相反，他侧重的是十九世纪末年所谓“世纪末”的社会、大众心理的构成及其对之后欧洲历史（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重大影响。

总结一下上面所言，主要有两层意思。阅读此书首先让人看到史家著史与时代的关系。如同黑格尔所言，一个人无法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休斯此书的写作，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发展及其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但一本著作的价值，除了记录、反映时代的精神之外，还有启发今人、后人的功用。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的研究如此，[3]休斯在本书中对历史学性质的探究，也同样是如此。休斯通过对历史学精神层面的讨论，提出了科学史学的不足和局限，指出虽然科技能帮助搜集、整理和扩充史料，但史家的工作，还需有另外和更高的一面，那就是如何像艺术家那样，用直觉沟通过去、用语言重塑过去、用思维概况过去。由此，此书在许多方面都预测了历史学在1960年代之后的发展，譬如后现代主义对叙述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史家书写如何借助而又受制于语言的状态，乃至当今史学中如何强调情感、情绪对历史走向的影响等等。[4]对于历史学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这些众说纷纭，恰恰反映了这一问题对当今历史系师生来说，有着高度的启发性和重要性。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翻译、阅读此书的意义吧。

[1]休斯的《意识与社会》一书，由李丰斌译成中文于1981年在台湾出版。

[2] 冯劳，《利奥波德·兰克：形成时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0年），第43-44，116页。

[3]今年恰好是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英美学界新近出版了几本有关马丁·路德的新著。虽然埃里克森研究路德的著作已经问世接近六十年了，但这些新著还是提到了它，可见其深远的影响。参见Scott H. Hendrix, Martin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和Lyndal Roper, Martin Luther:Renegade and Proph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4]参见Georg Iggers, Q. Edward Wang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Modern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2017, revised edition)，第八章。对于情感史的兴起和特点，参见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