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若风
一年一度的《哆啦A梦》剧场版又来了。哆啦 A 梦，藤子·F·不二雄笔下最著名的漫画形象，日本最大的动画IP之一，在中国受到了一代代人的喜爱，成为了陪伴童年的标配式的存在。这些故事将观众带入奇妙的、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伴随了数亿人的成长。
自从《哆啦A梦：伴我同行》2015年在中国引发全民热潮、创造5.3亿票房后，接下去每年都能在院线，看到新鲜出炉的“蓝胖子”。
今年的剧场版叫《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灵感取材自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的长篇冒险小说《金银岛》，一个英国少年智斗海盗，平息叛变并取得宝藏的故事。《金银岛》曾被改编为各路影视作品，并常被致敬，《大雄的金银岛》便以此为创作基点，再度创造出了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世界。
这一次，大雄和他的伙伴们在哆啦A梦的秘密道具“金银岛地图”中，开始了前途未卜的寻宝之旅。这个寻宝地图道具在太平洋中心发现了一座新的岛屿，大家乘坐着巨船朝着目的地出发。然而，他们遇到的海盗们拥有的科技设备比哆啦A梦还要先进，静香却在混乱中被对方掳走。由此，新一轮的冒险征程被正式开启。
不得不说，这部剧场版是近三年来“哆啦A梦剧场版”中最好的一部。之前在日本国内上映时，它就已将口碑与票房都刷出新高，同时还创下系列的最高观影人数。笔者自己的观影体验也非常不错，情节紧凑、制作精细、情怀足量，其中还贴切地加入从友情跨越到亲情的情感内核。毋庸置疑，它就是领跑这个六一档合家欢的不二观影选择。
那么，为何是哆啦A梦，陪伴了中国一代又一代？
它又凭借什么，在1969年问世后，红过了将近半个世纪？
“哆啦A梦之父”藤子·F·不二雄，曾经在采访中说“自己便是大雄”。他如此描述自己的童年：“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孩子。性格内向，也不敢在大家面前大声说话，喜欢在角落里呆呆地沉浸在幻想中。”
显然，不二雄把自己对孤独童年的理解真切地融入了《哆啦A梦》中，哆啦A梦拯救了大雄的童年，也拯救了数不清的孩子的童年。看似奇幻的题材，却来自于对自我生活的体察。这种表面欢腾热闹，实则包裹了对孤独的治愈内核，才是其能在日本与中国都引发广泛共鸣的原因。
巧合的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独生子女的时代”，这股哆啦A梦的浪潮正式开始席卷中国。据研究显示，哆啦 A 梦出现在中国，最早能追溯到 1987 年，中国的几个出版社在盗版的情况下先后出版了漫画。当时的译名五花八门，分别为“机器猫”、“小叮当”、“叮当机器猫”等几种，也造成了日后传播的混乱。
在 1991 年中央电视台把《哆啦 A梦》引进前，在中国能看到的日本动画片只有《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等寥寥几部，观众无法得到满足。此时，恰逢“哆啦 A 梦”以漫画、动画片、玩具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使得IP影响力在当时扩大到全国范围。
《铁臂阿童木》
于是乎，70后、80后，就成了当时看着《哆啦 A 梦》长大的一批人。当时处在童年的，如今都已经奔四、奔五。由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与爸妈双双工作等社会影响，这一代人注定是期盼陪伴的一代。大多数孩子希望和大雄一样，拥有哆啦A梦的陪伴，能够在缤纷的时空中进行冒险。对这代人而言，《哆啦A梦》IP能够立足的原因之一，便是同类认同心理的影响。
让我们再将目光拉回到近几年。当年看动画的小孩现在已经缓缓步向了中年，奔四、奔五，经历职场历练之后，心态虽不再年轻，但看着曾经的感动与纯真，依旧会在这些光影记忆中得到温暖与润泽。从这个层面上思考，《哆啦A梦》不仅仅是一个系列动画，更是一个能够被人的记忆轻易解码的文化符号。剧场版能接连在中国票房大卖、口碑优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召唤那个时代的共鸣，也就是所谓的流行文化抵达群众心理意识的互通性。
和我们在四月进电影院看到《头号玩家》时的激动所相仿的是——许多观众对于曾经喜爱的东西，情感的积攒在进入电影院之前便已经完成，接下去仅需“唤起”就能被释放。
与其说我们喜欢常常做错事的大雄，不如说是我们想起了，自己也曾是大雄，一样马虎，一样单纯。与其说我们喜欢无所不能的哆啦A梦，不如说是我们在情怀上怀念那些小时候从未在现实中得到，却在午夜梦回时会期望度过的，没有孤独感的童年。
此外，身为大人，在儿童节档期必须带着孩子进入影院，选择一部电影进行观看时，比起选择某些劣质动画，《哆啦A梦》剧场版无论在制作品质，还是趣味性上都处于很高的水准。而这显然是家长与孩子双方都能够接受并各取所需的最佳方案。
日本是典型的动漫强国，其动漫发展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失其创新力和吸引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被称为日本动漫的“空气时代”，动漫在当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本动漫“空气时代”登场的哆啦A梦，至今仍旧延续着巨大的IP神话，其产业化的成功是难以想象却又摆在眼前的。
回到前面的问题。哆啦A梦究竟凭借什么红过了将近半个世纪？
其中不少原因无法被总结与套用，而可以归纳出的原因，无非是其取材来源于生活体验从而引发观众的共情，同时故事的想象力结合了社会文化基础，奇观化体验有根基，观众更容易接受，抱有期待。另一个角度，《哆啦A梦》这么多年来受众群覆盖面广，能给予不同阶段的观众以各自的慰藉。
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代的中国动画需要学习的。时光流走之间，当年人尽皆知的作品，离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有些不小的距离。如何传承与创新，继而不断地推出属于我们的国民动画IP形象？这显然是个值得被关注的命题。
文 | 徐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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