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上海，为什么突然兴起“晚明小品热”？

因为接触周作人，自然知道有一个沈启无。他曾经与俞平伯、废名和江绍原一起并称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三十五封。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印象特别深的是发生于1944年的“破门事件”，他被周作人宣布逐出师门。沈氏背负了双重的罪名：附逆和背叛师恩。然而，我们听到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于周作人，沈启无则差不多是一个无言者。他那被笼罩在阴影中的面目和后来的命运许多年前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可是我找不到关于他的完整材料，已有的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多有舛误。
我辗转与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女士取得了联系。2004年12月中旬一个飘着小雪的上午，我去北京房山区良乡镇访问了她。我准备重印《近代散文抄》，他们家属委托我代为办理版权事宜。2月初再见沈女士，由于得到了信任，这次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五十开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内容是沈启无自己誊抄的写于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个人汇报；《近代散文抄》上册和《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两书编校者的手校本；一份沈氏自拟的著作简目和数张照片等。

沈启无
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鐊，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从金陵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读国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一年后又调回燕大国文系，在国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1932年至1936年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讲课用的明清文选本《近代散文抄》。该家书店又于1933年12月印行他编校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北平沦陷后，沈启无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和伪北大国文系主任。1942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编的课本《大学语文》。沈启无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曾在伪华北作家协会等机构任职，还两次赴日参加第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他和废名的新诗合集《水边》。1945年由他供职的武汉大楚报社出版诗集《思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因病去世。
《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本书大致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其中上册一百一十五篇，下册五十七篇。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开创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眼中，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选文最多的是袁宏道和张岱，分别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八篇。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家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极力主张言志的性灵文学。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视山水为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从中可以见出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近代散文抄》民国二十三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 （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帝京景物略·闲步庵随笔》《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 （《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 （《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由此可知他把《近代散文抄》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在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册的书后都印有一页《源流》的广告。周著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抄目录》，目录后有一则署名“平白”（尤炳圻）的简短附记，讲明了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沈启无在文章中常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频繁引用他的话。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的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序，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1945年7月，周氏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周作人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他或多或少有些揭老底的意思。文中自述，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新文学组的课。教师只有他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第二年俞平伯来做讲师。周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他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他曾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到过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老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内容。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文学思潮。以鲁迅、阿英、陈子展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双方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话就是“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力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创始人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本《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有人把1935年称为“古书翻印年”，可见一时之盛。
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 （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 （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 （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刘大杰的选本在内容上偏于风流闲适一面，而左翼作家阿英的选本则大大强化了晚明小品作家反抗性的一面。所选的作者徐渭、李贽、屠隆都不见于《近代散文抄》，这几个人都是晚明文学的先行者，对晚明作家的思想、人格和文章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形成。施蛰存已选了徐渭和屠隆的作品，而阿英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存在。除了徐、屠二人外，《晚明小品文库》又醒目地加入了李贽文三十三篇。这些作家都极其张扬个性，狂放不羁，是纲常名教的叛徒。阿英本有利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从更多的方面把握晚明小品的风貌。钱钟书在书评《近代散文抄》中曾批评沈本所选书信这一类文字还嫌太少，其实书信是最能符合“小品”条件的东西。《晚明小品文库》与《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都选了很多尺牍，弥补了《近代散文抄》这方面的不足。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这场晚明小品热中，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在《论文（上篇）》中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 （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上》《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四十自叙》一诗表达了他读袁中郎后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 （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
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的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19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菁华。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 （钱钟书：《近代散文抄》）
全面评价晚明小品热的是非功过，需要专文来承担，不是本序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散文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本文系《近代散文抄》序言，2005年8月31日作，2017年12月30日再版校后略改。）

沈启无编，黄开发校，《近代散文抄》，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