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清一朝，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与统治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皇太极也十分喜爱《三国演义》，曾命学士达海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发给部将、大臣，虽然《三国演义》“三分实七分虚”，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并不晦涩，又加以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所以非常适合当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皇太极并且懂得活学活用，清朝除掉袁崇焕的计策，怎么看都与《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反间计”如出一辙。
《三国演义》的重要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零拾》中说的很清楚：“本朝为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其实不光是入关之前，直至清朝建政一百多年后，《三国演义》仍是满族将领的兵书首选。史书记载，额勒登保初隶名将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赏识额勒登保的勇猛，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这个时候《三国演义》成了军事推荐的第一教科书，并且教学效果也很神奇，额勒登保“由是晓畅战事”。与此相似的场景是北宋时期范仲淹赏识狄青，认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尔”，而送给狄青的则是晦涩的《左氏春秋》——关公读的书。
与军事实用性相比，《三国演义》在雍正眼里更具有小说的荒诞不经的色彩。雍正六年曾下令廷臣保举人才，护军参领郎坤上奏道：“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他只不过想表达“选人大权，应操于主上”的谦逊意思。结果，此话惹得雍正大怒，说道：朕知道知人之难，所以才让群臣各自只保举一名……孔明所用之人盈百累千，而乃因勿用一马谡即加以不知人之名，亦属乖谬之论。朗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即示异于众，在朕前沽名。随后将其交兵刑二部审判，并拟其罪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尽管最后并未以此重刑惩处，而且雍正的龙颜大怒也可能是该官不遵旨意，三国典故只是个由头，但雍正的评价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其心目中地位并不算高。
与此相比，三国史事以《三国志》为正史，也得到统治者一定的推崇，如顺治七年，满语《三国志》翻译完成；顺治十七年曾将《三国志》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等官员。但清朝统治者对《三国志》仅是史实资鉴，评价并不高，其原因就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契合，“政治上不正确”。根据起居注记载，乾隆曾多次表示“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而《三国演义》的特点则是“尊刘抑曹”，颂扬的又是忠义节气之事，政治上十分正确，这或许也是使其不同于被禁止的《红楼梦》《水浒传》的重要原因。
编辑 | 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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