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
先说三国的史实。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其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
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称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渊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
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关于三国时吴下已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
“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
“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
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
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其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56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12句转抄如下：
“吾家有娇女，皎皎其白皙。小字为其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
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
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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