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城内国军士兵的壮举与惨剧！

图：日军“南京入城仪式”

坊间传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一位潜藏在南京的无名勇士，携枪摸进日寇第16师团宿舍，击毙十多名熟睡的尉级军官。”

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南大张生”则回应称：

“一，这是编造的；二，日本右翼一直说，中国‘残败兵’威胁南京治安，所以才要搜出来杀掉。”“故事看似爱国，实在是替人张目”。

大屠杀期间，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军官兵，其真实情形究竟如何？

一、零星的壮举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国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则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①

这些留下的守军与南京市民，自发地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上述“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即为一例。

该例所据史料，系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的回忆。奥宫说，在南京下关地区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一名日军士官。这名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②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③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④

图注：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

二、被俘遭杀的惨剧

因缺乏有效组织，上述抗击总体上来说是零星的。

大多数滞留官兵放弃了抵抗。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说：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⑤

部分滞留官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据回忆材料所示，自12月12日晚开始，滞留士兵开始化装易服。国军幸存者回忆，初时，南京市民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

“（市民们）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目睹日军暴行日增，市民们“顿悟前非”，转而对国军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⑥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个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待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

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官兵，大都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⑦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⑧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但日军一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国军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宣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⑨

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国军官兵，大多数被俘虏并遭到屠杀。究其原因，一是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二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⑩

图注：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注释

①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②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③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④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⑤《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⑥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⑦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⑧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⑨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⑩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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