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亲历北京“温州村”的变迁后，做出了新的选择…

文∣《浙商》全媒体记者 沈彬彬

资深编辑｜倪敏

　　2018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丰台区南苑路的一家小面馆里，《浙商》记者吃了一碗清江三鲜面。面条是典型的温州做法，加了足料的小黄鱼和其他海鲜。老板和大多数食客都是温州乐清人，点单、上菜，全程乐清话。

　　20多年来，这一带都是温州人在北京的聚居区，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大红门。鼎盛时期，约有11万温州人聚集在这个与天安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的地方，从路边摊做起，一度主导了华北地区的服装批发生意。

　　2013年之后，北京的城市定位越来越清晰，服装批发市场之类的非首都功能开始向外疏解。凝聚着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大红门，在新时代有了全新的方位。在此经商多年的温州人，在无可抗拒的变革面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浙商》记者采访了其中三位。他们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其他人，但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一代温州人不断奋斗的缩影。

　　“门”中人

　　从市场到商场

　　1992年，陈胜勇来到大红门。那年，他19岁。

　　那是温州商人在北京开辟商业疆土的年代。卖眼镜的聚集在朝阳区，电子产品销售聚集在西四，而丰台区大红门则是做服装的乐清人、做纽扣的永嘉人的大本营。

　　上世纪9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少林寺、武当山、行侠仗义是那个年代很多温州年轻人的“梦想”，他们拜师习武、兄弟情深。武侠世界的老乡情结、师徒情谊，被温州人带进了生意场，“师傅带徒弟”“先富带后富”“老乡带老乡”在大红门盛行。

　　陈胜勇就是这样被“带”来的。他最初跟着父母在东北做服装生意，同时因为对武术痴迷，一边还在拜师习武。而教他“功夫”的老师，就是后来在北京做生意时的良师益友、著名浙商卢坚胜。

　　因为感觉东北的生意不太好做，又听说北京机会多，陈胜勇动了闯京城的念头。1992年，陈胜勇来到北京，在乐清老乡扎堆的大红门寻到一处落脚点。

　　彼时的大红门还是远离市中心的北京“郊区”，以乐清人为主的服装小摊贩聚集在这里，几个人合租一间房子，没日没夜地加工服装，再卖给北京市民。服装地摊在道路两边“野蛮生长”，欣欣向荣。大红门甚至出现了“浙江村”、“温州村”——村里通行的语言是温州话（主要是乐清话），遇到纠纷和问题，用江湖法则和老家规矩解决。

　　但是路边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城市管理部门担心市容市貌、交通拥堵、违规占道、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看起来既务实又充满智慧。就在陈胜勇到北京的这一年，温州市工商局和北京市丰台区工商局联合向商户集资，推出临时摊位市场，以改变随意摆摊的乱象。后来闻名一时的京温商场、连发窗帘城等市场，就是在那时出现的。

　　▲2016年10月19日，工人在拆除北京永外连发窗帘城的标志。当日，位于北京南三环木樨园桥东北角的永外连发窗帘城关停，原址进行产业升级。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当时每个商户交13500元集资费，就能买到一个临时摊位。”政府定价虽然是13500元，但档口位置的好坏对于服装生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场规则很快开始发挥作用。位置好的摊位，转让价格翻着倍地往上走。

　　部分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放下服装生意，“炒”起了摊位。这是第一批市场投资者的雏形，部分温州商人在市场摊位的买进卖出之间，赚到了在大红门的一桶金。

　　有人从此开启了炒家生涯，也有人搬进市场，借着“升级”的机会把服装生意做大。

　　1993年，陈胜勇用75000元从别人手上高价买到一个位置较好的摊位，虽然价格已经高出五六倍，但他觉得值。

　　陈胜勇回忆，1994、1995年是生意最好做的两年。衣服是自产自销，他雇佣了十几个工人加工服装，几乎是做多少卖多少。一天一家人做几百件衣服，放在摊位上，一个早上就卖完了。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在华北地区声名远播，不仅北京客户，来自东北、内蒙、山东、河北等地的客户都在大红门进货。在批发市场背后，大红门地区形成了一条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布料市场、辅料市场、服装加工厂、物流运输自发地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比如最早的布料市场离京温商场只有500米左右。

　　产业集聚，交易红火，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多年。只要肯吃苦，产业链上的人都能赚到钱。陈胜勇在做大服装生意的同时也开始跟着师傅投资一些市场，大红门丹陛华小商品市场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做生意，对形势的研判格外重要。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在“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中，陈胜勇和他的伙伴们捕捉到风向转变的信号。市场运营者间流传着一个消息：城区名声很大的“动批”（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要整体搬迁到廊坊。陈胜勇对此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越来越显现出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北京作为首都，必定要有适合它的定位。”加上北京日益严重的堵车、空气污染等情况，让陈胜勇以及他的同伴们预感到，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产业和北京分别的时间即将到来。

　　开办市场的温州人在2010年开始为未来的去向布局。在大红门地区颇有威望的浙商、陈胜勇的“武术老师”、北京京都联合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坚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牵头在河北永清进行投资，建造浙江人自己的服装生产基地浙商服装新城和以服装产业链为主的云裳小镇。陈胜勇跟着师傅奔忙在北京和永清之间。

▲2014年5月16日，来自北京大红门商圈的8家主力市场签约落户河北廊坊永清县台湾工业新城的永清国际服装城。此次签约落户的8家市场是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北京大红门纺织批发市场、北京永外连发窗帘城、北方世贸轻纺城、北京世贸国际鞋城、北京正天兴皮毛市场、北京世纪丹陛华小商品综合市场、北京盛购礼品中心。新华社记者 卢锋/摄

　　2014年，大红门的温州商人听到了一个新鲜词汇：疏解。从字面看，“疏解”就是把原先紧密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分散出去。市场云集的大红门显然是疏解区域之一。部分市场和商户在疏解过程中退出北京，转战附近的河北、天津。

　　但对在北京耕耘多年的陈胜勇而言，走是不甘心的。而且，人们的消费需求不会因为市场的消失就消失，他想，不如留下来转型。

　　就在这一年，大红门丹陛华小商品市场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升级改造。按照 “552”的标准——商户减少50%，单个铺位面积大于50平方米，20平方米只能有一个营业员，丹陛华由原来的批发市场转变为零售商场，1980个摊位减少到500个。

　　事后看起来，留下来转型是个不错的决定。由于其他同类批发市场大部分已经疏解，升级后的丹陛华作为区域内不多的几家小商品商场之一，反而迎来了新的高峰。“环境比以前好了，铺位虽然少了，但是物以稀为贵，反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陈胜勇说，他现在的目标是把丹陛华小商品市场打造成北京知名的小商品商场，北京市民只要想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就能想到丹陛华。北京城南大开发，规划中的南城湿地公园，在陈胜勇眼中都是丹陛华小商品商场发展壮大的新契机。

　　结束与开始

　　最鼎盛的时候，胡志斌在大红门地区拥有多家市场，大多数集中在南苑路两侧。

　　1995年，脏乱差的“浙江村”经过一轮大范围的转型治理，升级为大红门商贸区。在那一轮变革中，正规的批发业态开始在大红门的土地上快速生长。胡志斌就是赶上这一轮机会的温州商人之一。在别人忙着做服装生意的时候，胡志斌“在金矿旁边卖水”，投资建设了一个菜场。

　　从菜场开始，胡志斌在20多年的批发市场投资中，涉及五金、服装、皮草、面料、窗帘、辅料等领域。在大红门一带，说起市场经营，没人比胡志斌更有发言权了。

　　和大部分温州商人一样，胡志斌身上有低调、务实、敢为人先的基因。他承认浙江人在大红门创业初期确实很辛苦，“但是做买卖本来就辛苦”。创业过程中天天睡地板、遭遇资金紧张等等，在他看来都是小困难，是体力上的辛苦，称不上坎坷。他对“坎坷”的定义是：无法掌控的外部环境变化。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启动，胡志斌的市场逐渐变成了过去式。在差不多两年时间里，他的重要工作就是配合政府将这些市场逐步关闭，与所有商户一一解约。

　　一切归零。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大红门疏解办分别与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政府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合作在永清经济开发区举行签约仪式。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这不是胡志斌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多年前的“整顿”，如今的“疏解”，都没有让他灰心逃离。作为一个从商多年的温州人，他善于从正面去理解形势的变化。他也是这一轮变革中选择留下的人之一。“浙江人是做事的人，要在自己走的这条道路上有所作为。”胡志斌称自己是“老北京”，22年来，他的人生已经与大红门、与北京紧密相联。“我的事业都在这里，不想离开。 ”

　　胡志斌的办公室就在他曾经的市场边上。市场被施工时常见的蓝色隔板围了起来，大门紧闭，在等待着胡志斌给它一个新的定位。

　　胡志斌在埋头研究首都的功能定位，密切关注政策动向。高端商场和产业园等，是他认为符合北京城市定位的业态。几番思考、推倒重来之后，胡志斌决定投身文化产业，在南苑路投资新业态——和义文化产业园。

　　在胡志斌的公司里，《浙商》记者看到了他为和义文化产业园做的PPT。他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构想：科技文化孵化器、军民融合创业中心、企业总部、高端会议酒店（大红门文化展览馆），作为和义文化产业园的四大板块，将在这一片区域营造全新的文化氛围。胡志斌的目标是，将这片旧市场打造成为北京南城创意产业的新地标。

　　一直投资运营传统批发市场，现在利落地转身投入文化产业，胡志斌这一步的魄力和胆识不亚于创业初期。

　　形势比人强。除了经营市场，胡志斌同时还担任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丰台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丰台区青联常务委员、浙商总会北京商会常务理事、北京浙江企业商会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在胡志斌看来，顺应形势，企业才能发展。在创业生涯中难得的空闲时间里，他抓紧学习以求跟上形势。之前，他攻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MBA学位，如今又在北京大学博雅总裁商学院学习。他还参加了北京浙江商会的学习会，和在京的浙江企业家们聚在一起，听专家教授讲课，探讨经济趋势、投资方向、转型策略等等。在胡志斌看来，不断学习是浙江企业家一直走在前沿的基础。

▲2014年5月9日，搬运工人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外“揽活”。新华社记者 王跃岭/摄

　　下一站，濮院

　　南方，桐乡濮院，中国最大的毛衫市场。

　　2017年下半年，游子（化名）全家离开大红门，在濮院开始了人生的第二季。在北京待了20多年，游子只有在濮院唯一的商业综合体——吾悦广场里，才觉得自己还在大都市。习惯了北方的干燥寒冷，江南隔三差五的阴雨天气让双鱼座的游子感觉到强烈的不适应。

　　大红门地区的批发市场开始疏解后，游子选择了离开。但去哪里才能继续自己的服装事业呢？

　　温州人始终要抱团发展，哪怕是离开，也有一个汇流的方向。游子选择了桐乡濮院。他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离开北京的有10个人，继续做服装生意的，两个到了濮院，两个去了海宁，一个去了杭州，一个到了江苏常熟（据游子说，北京男装批发有50%左右搬到了常熟），两个在河北——沧州一个、永清一个；还有两个不干了，转行。

　　游子认为自己最幸福的时光，是在20多年前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很热闹，有人买地、盖厂房、做服装、包柜台，也有人混日子，十几万温州人在北京城南的土地上热闹生长，跟上海滩一样，非常好玩。”说到这里，他的眼神依然充满了创业初期的冲动和野心。

　　不同于直接在大红门淘金的“浙江村”人，1992年，刚到北京的游子直接闯进前门、王府井的商场，包租柜台。商品相对短缺的年代，不管是大红门，还是市中心商场，生意都如火如荼。

　　那时的北京，路上人少，车也少。1995年，赚了钱的游子和伙伴们租了一辆夏利“面的”，从长安街穿行而过，风吹到脸上，“幸福得一塌糊涂”。“那是个意气风发、最单纯的年代，即使吃点苦也都是幸福的。”

　　生活虽然飘摇，过几个月就要搬家、为生活发愁，游子对那段日子却是无比怀念。创业的激情飘荡在每一个日子，稍微赚了一点钱幸福感就爆棚。

　　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离开。但真到了决定离开的时候，伤感归伤感，回忆过青春岁月之后，他得看向未来。

　　现在的游子看好濮院。他认为杭州、海宁、濮院所形成的“金三角”，未来将是国内服装产业链最完整、交易规模最大的区域。“濮院的市场规模比北京大三到四倍，全球的毛衫约80%出自这里。近年来，羊毛衫还带动了濮院一年四季的服装生意。濮院特别有活力。相比之下海宁太高冷，杭州人又太多。” 游子甚至认为，现在的濮院相当于10年前的北京。

　　“北方多口号，南方多广告。”搬到濮院半年，游子已经深刻感受到南北方市场的巨大差异。南方服装市场现金流稳健，不接受赊账，一切遵循市场规律，一切规范有序。而在北京大红门的老模式是“三角债”：下游客商赊账拿货，等销售出去后，再把赊欠的钱还给上游批发商。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让大红门服装批发产业高速发展，但已经明显不适应新时代。游子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北京一盘花生一瓶二锅头可以喝一晚上，但是在浙江，要吃饭就好好吃，实实在在地吃一顿。”

　　对于经营模式，游子也有了更多思考。北京大红门商户多是自产自销，既有工厂也有档口，模式相对笨重。游子认为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行的，但现在已经无法适应市场。“今年一定是大浪淘沙的一年，肯定要淘汰一批人，不适应的人也有很多又回到北方的。”他也在考虑是否将产业“轻”化，砍去一些环节，专注一个领域。

　　经历过北京疏解过程，这些从北京回来的服装批发商对于市场的秩序和安全非常看重。比如游子无法接受濮院市场内可以随意抽烟。这些安全隐患对于他们来说，比赚钱更为严肃和重要。在时间的推移中，来自南北方的营商理念碰撞会越来越激烈，鲶鱼效应也会很快显现。

　　从温州到北京，从北京到濮院，游子觉得自己活得很精彩，什么都经历了。“既来之，则安之。最重要的是看懂浪潮的方向，再去游泳。”

　　旁观者

　　“疏解是涅槃重生的过程”

　　大红门街道办事处，时任大红门疏解办宣传外联部负责人杨铁梅正在和疏解商户沟通。

　　从2014年到2017年，杨铁梅奔波在大红门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一线。在此之前，杨铁梅在大红门街道办文教科负责给流动人口的孩子开借读证，几乎每天都要跟温州人打交道。那时的工作是为了让温州人能更安心地留在北京。疏解工作开始之后，杨铁梅仍然几乎每天都要跟温州人打交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了。

　　在杨铁梅印象里，温州人能吃苦、执着、团结、敢于尝试创新。而三年的疏解工作，让杨铁梅对温州商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很多人的青春都在这里，这次疏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涅槃重生的过程，即使很多老板文化层次并不太高，但是他们人很聪明，积极向上，在疏解的过程还能看到新的商机。”杨铁梅说，虽然关了一大批市场，但同时可能又成就了一批更优质的企业。

　　如果说这一次疏解对于大红门地区的“60后”“70后”温州商户是一种涅槃重生的抉择，那么对于“80后”“90后”来说，更多的则是机会和挑战。根据杨铁梅的观察，在疏解过程中，不舍、纠结的大多是从“50后”到“70后”的“老同志”，毕竟他们半生的心血都在这里。而 “80后”“90后”年轻人观念转变得很快，得知不能继续待下去，就马上调转方向寻找新的机会。还有部分已经有一定事业基础、家庭稳定的年轻人，目前更多处于观望状态，他们普遍认为，北京疏解淘汰“脏乱差”，对于大红门来说是好事，而未来将去向何处，仍是未知数。

　　清江三鲜面的滋味

　　3月份，江南已经草长莺飞，但北京还沉浸在冬天，刚刚完成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红门一带，主色调是灰黄色的。

　　采访完陈胜勇后，他用标准的温州方言指着对面一排温州餐饮店告诉《浙商》记者，中间那家的清江三鲜面最好吃。这是在外温州人特有的信号，只要一张口说温州话，就像对上了暗号，哪怕是初次见面也会瞬间亲切起来。《浙商》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通久步云大厦门口吃上了地道的清江三鲜面，店主是温州人，客人也是温州人，店里飘荡着熟悉的温州话。味道和人，似乎都没有变。

　　这里的温州味，熟悉又陌生。

　　大红门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明明在异乡，却比温州还温州。上世纪90年代，每到暑期，大红门的四合院里就会多出很多温州孩子，我也是其中一个。很多与我同龄的温州人，父母这辈人都曾经在大红门淘过金。于是家族里的孩子到了暑假就会一起坐19个小时的直达卧铺大巴，从温州来到在北京做生意的父母身边。长途大巴的名字叫“盛金”，起点在乐清，终点是大红门，是专门为在此创业打拼的乐清人开通的。

　　木樨园、京温市场、早市、夜市，都是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我的记忆里，鼎盛时期的大红门，道路两边都是批发市场，人潮涌动。服装是那时候很多人的主要生意，因为服装行业火爆，又衍生出了餐饮、住宿等等服务业。几乎整个大红门地区的衣食住行生意，都被温州人包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温州商人在这里缔造了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也创造了改革开放初期大红门地区批发零售商业的辉煌。

　　2017年12月30日，大红门非首都功能疏解完成，昔日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彻底告别区域性批发业态。在疏解的45家商场和市场中，超过一半是浙江人投资兴建的。

　　历史上，大红门还经历过两次整顿，第一次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主要以摆地摊为主的温州商人，整顿完成后，路边摊变成了市场；第二次是1995年，当地政府针对彼时脏乱差的情况进行大规模整治，“浙江村”也在那次转型中成为更正规的大红门商贸区。

　　历史的每一次进程，都会生发出新的内容，有人留下、有人离开。而温州人，在每一次的变化中都能释放出更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自于根植在他们基因里的奋斗精神。浙商身上敢为人先的劲头，在时光面前并没有暗淡，而是发出更为深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