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一场 300 多人参与的同性恋亲友恳谈会上发生了什么？

善良的局外人表示一次支持和同情，不难。但对于小炜妈妈来说，这可是一堆越想越发愁的事。她时不时会想起厦门分享会上一个母亲的发言：“我理解并支持你们，但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我也许会杀了他。”

一共八个问题摆在面前。同志小炜可能要想其中三四个，而对他的父母而言，这八个问题各个都是天塌下来一样的大事：要不要出柜，什么时候出柜，怎么出柜？父母如何面对子女的出柜？出柜后，如何面对外界的眼光？同志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吗？养老怎么办？工作遭到歧视怎么办？因为同志身份被勒索伤害怎么办？如离世，遗产如何合法地转交给伴侣？

4 月 14 日下午 2 点到 6 点，济南，市中区七里山西路 18 号蓝鹰宾馆。一场有 300 多人参与的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对于阿强来说，这事做了十年。

今年 41 岁的安徽人阿强是同性恋亲友会创始人。1995 年到江苏打工时，他遇到了第一个心仪对象阿伟，那时同性恋还被划归为流氓罪。4 年后，阿强逃到离家更远的广州，花一万多元买了台电脑开始上网，才知道全世界并不只有自己喜欢同性。2004 到 2008 年，他又开了个新浪博客，叫“夫夫生活”，写自己与阿伟的日常，成了热门博主。

但这些事父母并不知道。被问及对象和婚姻，阿强习惯用同一句话搪塞：”等我 30 岁再给你们一个答案。“2006 年，离满 30 岁还有一年，母亲病逝。

2008 年阿强在公益机构做志愿者编写阅读材料时，遇到了做校对的同志妈妈吴幼坚，两人共同决定创立一个亲友会。”自己和父母是最难过的一关。你在社会上要戴很多张面具，就连对最最重要的人也一直是个虚假状态，就因为害怕面具撕掉后，会打破父母的期望。但活在谎言里，只会离真实越来越远。”

运营十年，同性恋亲友会目前发展到 56 个城市，3000 名志愿者。青年志愿者们负责策划、宣传线下活动，维护并扩展社群。另有五分之一是家长志愿者：他们扮演公益大使的角色，参加分享会、接听热线，帮助想出柜的年轻人了解长辈的想法，帮助子女刚出柜的父母度过艰难期。

但今年更紧张一些。就在前一天晚上，微博“#我是同性恋”成了一个事。当天凌晨，微博账号“同志之声”被封。去年 6 月，广电总局旗下机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定义为“污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限制线上传播。前年，描述同性情感生活的网剧《上瘾》下架。2015 年，导演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下架。

与此同时，2014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投票通过了有关保障同性恋者人权的新决议；2015 年 ，美国最高法宣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2017 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地区，接着，德国《婚姻平权法案》生效。

“本来以为一切都是更正规化了，但现在感觉更茫然了。”一条现已消失在“#我是同性恋”话题下的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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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会北京分会志愿者晓宇不显得茫然。4 月 14 日中午 12 点，离恳谈会开始还有两小时，晓宇从北京南到济南西的 G7 次高铁下了车，就打上 K157 路公交直奔蓝鹰宾馆。他和同事刚在公众号上草拟了一份建议信，表达了对微博公告的“震惊、难过和气愤”，以及同性恋相关的科学和法律依据，以“亲友会全体志愿者”的名义寄到了新浪微博总部。

会场在蓝鹰宾馆 11 楼，布置成金黄色。后排零散坐着几个戴黑色口罩的人，那些通常是还没有出柜、第一次参加线下活动的新人。为了保护隐私，来人在扫描二维码签到时，也可以勾选“不显示昵称及头像”的选项。门口接待处有四五个志愿者，面前摆着《认识同志》公益手册，用来义卖筹款的彩虹旗、彩虹色胸针和头巾，以及赞助商初恩宝贝的宣传页，上面写着“帮助您实现美满家庭的梦想！”

接待处后方的小房间里，十几个同志的妈妈换上了旗袍，正在准备会议下半场开头的走秀表演。

美丽姑姑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恳谈会——这是家长们对彼此的称呼，子女的姓名加上“妈妈”“爸爸”“姑姑”，仿佛成了一家人。她刚加入亲友会家长艺术团，团长是文首提及的小炜妈妈。除了拉近父母间的关系，这更多是为了改变过去恳谈会哭哭啼啼的气氛，“展示出柜家庭的幸福状态”。

2015 年 10 月 16 日这个日子，美丽姑姑记得很清楚。那天在新加坡学电工的侄子打来电话，对她出了柜。打完电话，她懵了一会儿，按侄子提前写在纸上的账号和密码，在视频网站上看完了 20 年来的第一部电影《天佑鲍比》。看到片尾鲍比跳桥的情节，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停了几拍，不敢想从 10 个月开始带大的侄子会不会也有哪天想不开，从异乡的某座桥上跳下去。那之后，每天固定早五点、晚七点的两次视频通话改成了语音，小心翼翼的对话像是在试探彼此的边界。

没聊几次，侄子发来一个微信群，是亲友会沧州分享会家长群。美丽姑姑进了群，但没有说话，在心里默默给群里的发言点赞同或反对。1 个月后，她坐 17 个小时的火车去了沧州。阿强形容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怒气冲冲，像是要跟谁干架一样”。见到现场 160 多个家长和子女，美丽姑姑才意识到同类很多，而且“都是正常人”。

在亲友会 2018 年的工作计划表上，沧州这样的分享会有 135 场，而济南规模的恳谈会有 11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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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就是怎么把人从线上带到线下。”阿强对《好奇心日报》说，“线上和线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完全不一样。线上社群很多时候是为了交友或性，在微信群或社交软件上可以隐藏自己，很多同性恋也是逃避性的，不想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和其他人有什么交集。走到线下，就要认识和自己一样的人，要暴露更多信息。所以线下的联结更紧密，信任度更高。从社群文化的角度来看，更能产生影响力，辐射同志生态环境。”

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沟通方式在过去 20 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 45 岁的 Uncle Gary 记得，2001 年他花数千元买了第一台电脑，打开雅虎搜索输入的第一个单词就是 GAY。那时他在长沙一所大学教授英语，父母是转业军人。对于当时观念相对闭塞的二线城市来说，同志寻找归属感的唯一场所是线上——QQ 群，聊天室，天涯贴吧“一路同行”，同性恋 BBS 社区 Sun Homo。

2010 年到北京，Uncle Gary 的活动地点才转移到线下。据点在群体内的名声往往靠口碑，且多靠近公共浴室或厕所，那是同性最能自然碰面的地方，比如靠近北京火车站的东单公园。同时，还有酒吧 Destination 以及北京同志中心组织的线下活动。尽管后来有了 Blued、Aloha、拉拉公园等社交 App，Uncle Gary 还是更认可线下活动的意义。

“在线下看到 LGBTQ 不同的性少数群体，你才能真正完成自我认同。” Uncle Gary 说。在北京，30 岁的 Gary 第一次谈了恋爱。在济南分享会上，他随身带着一张打在 A4 纸上的二维码，邀请感兴趣的人加入他在北京同志中心开设的线下英语角。

对于 2008 年刚在广州成立亲友会的阿强来说，当时就连找到愿意分享的家长都很难。一谈到要分享经验，大部分人都担心是在教唆别人出柜。因此亲友会在早期也更强调培养家长志愿者。

2012 年，阿强举办了第一届协力营，用来培训核心家长志愿者。小炜妈妈是第三届协力营成员，现在和丈夫每年都会参加亲友会主办的全国恳谈会。她对《好奇心日报》介绍说，协力营采取推荐制，每次由现有家长志愿者推荐数十人，再由工作人员筛选出十几个自我认同高的家人，接受数月培训。随后，他们会负责接听亲友热线，解答那些无助家长关于同性恋的提问，把他们邀请入群，并请他们参加线下分享会或恳谈会。

有些如今最为活跃的家长志愿者是自己找到亲友会的。春风妈妈也是协力营成员，现在她经常出现在各高校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讲座上，或者在上海相亲角普及同性恋知识。她和先生先发现了儿子与男性的暧昧迹象，在网上查找同性恋资料时看到“亲友会青岛恳谈会”的报道，才找到亲友会加入家长群。

不过从 2015 年起，阿强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仅仅是家长是不够的，中国文化不太一样，家长更多是扮演公益大使的情况，组织、宣传、社群还是需要由年轻人来做。”从那之后，亲友会在青年志愿者培训上投入了更多，今年，培训在计划表中占据了 60% 的时间。

他还想把组织变得更扁平化。也是从 2015 年开始，亲友会的分区从省调整为市，强调本地化运营。去年年底，亲友会又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各设了一位项目经理，每人管理十几个城市，便于留出更多时间精力开发新的城市。4 月19 号到 29 号，阿强自己还打算走访西安、甘肃、宁夏、青海，找出对同志公益有意向的人，发展分会。

活动前的前期宣传仍然最困难。负责组织这次恳谈会的华北区负责人微凉告诉《好奇心日报》，他们提前 40 天就开始宣传，方式类似地推，比如加入同志羽毛球爱好群，发布活动信息，但经常会被踢出来。很多人仍然无法接受自己，也不接受这样的活动到处传播。另外考虑到安全，他在活动前一天晚上才把地址发给参与者。

运作这样的一个组织需要考虑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资金。2015 年之前，亲友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外基金会捐款，国内资金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间则主要来自志愿者团体，2011 年之后来自大额捐款人。2016 年 4 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后，境内 NGO 组织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亲友会的资金结构也完全转变。

阿强从今年起开始鼓励月捐，也就是每月征集小额捐款。在刚刚公开的 3 月财务报告中，今年前三月总收入为 35.2 万元，其中捐赠收入占 96.41%，商品销售收入占 1.57%，投资收益占 2.02%。而在捐赠收入中，个人捐赠占到了 81%。

此外，所有同性恋组织都面临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问题。LGBT 公益是灰色地带，并未划归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娱、科技、体育和生态环境等八大类社会组织登记范围中。用阿强的说法，只有防治艾滋病类的同性恋组织有较大空间，而其它议题十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

尽管如此，亲友会的发展速度还是越来越快。2015 年之前，志愿者总数只有几百，去年增加到 3000；2014 年其在全国只有 12 个分会，去年底则扩展至 52 个。

25 岁的海涅是异性恋。今年 1 月在朋友圈里看到 Gay 蜜发的招募朋友圈后，她加入亲友会石家庄分会成为一名志愿者。解答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出柜，如何接受自己。微博事件后，有朋友发来微信，问会不会以后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打不出来了。海涅回复：“虚怀若谷，也许就可以抵御大风大浪。”她在行李里放了本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想在恳谈会后的培训会上送给新认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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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是德州人，今年 30 岁，春节刚跟父母出柜。他从小学五六年级就知道自己喜欢男生，但直到经济完全独立后才敢告知父母。尽管父母表示接受，但相处起来还是很别扭。第一次来恳谈会，他想从台上找到和父母沟通的方式。

无论台上台下，每个妈妈的故事听上去都截然不同，但经历的过程都差不多，从惊讶、否认、疑惑、了解到接纳。最终说服自己的理由往往是同一个，“孩子的幸福指数，就是我们的幸福指数”。

小炜妈妈在成都一个离退休干部大院里生活。今年 32 岁的儿子在澳大利亚读到大四时，打电话跟她出了柜。她当时没有哭，但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去华西医院挂了精神科，医生说“这不是病，也没法治，你回去吧”。那之后，她加入了儿子推荐的亲友会家长群，但不怎么说话，只听其他人说。

她说到两个情节时，总是仍不住眼泪。一个是儿子把伴侣从澳大利亚带回了家。为了儿子高兴，小炜妈妈假装接受，一起做饭吃。儿子的奥克兰恋人为了表示亲近，从背后抱了抱她，她下意识避开。躲闪时，看到奥克兰恋人脸上失落的表情，小炜妈妈内疚到现在。

另一个是儿子想带恋人回爷爷家，她征求自己妹妹的意见，妹妹说：“儿子可以，他（恋人）不行。”她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妹妹接受的是儿子，而不是同性恋，突然感到生气，一个月没再和她说话。

相比之下，犬犬妈妈算是逼着儿子“暴力出柜”。一家人住在安徽的一个电厂大院里，有一万多人，有个叫胡耀华的人因为喜欢同性，被人骂变态。2005 年给初二的儿子买了手机后，她发现儿子和男同学发暧昧短信，想到大院里那个“变态”，于是偷偷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说可以做开颅手术治，但只有广州可以做，要 5 万块钱。她于是自己开了裁缝铺，每天 8 点开门晚上 12 点关门，想攒钱给儿子治病。

到高中毕业，儿子要考郑州美院。犬犬妈妈怕离得太远没法盯梢，让他在合肥读书，同时让在学校任教的姑姑和姑父看着，发现儿子和一个外面打工的男生住在一起。犬犬妈妈就打电话说：“一万人里你再找出几个和你一样的人来看看，好好的为什么要做变态？”。儿子以跳楼相逼，犬犬妈妈就打长途电话给合肥 110。打了三次，110 说：”我们也不能一辈子帮你看孩子。要是看不着怎么办？你还和谁吵架？”犬犬妈妈才屈服。儿子带男友回家吃饭，犬犬妈妈笑着给做了饭，等他们出门了再躲起来哭。那时亲友会还没建立，她无人求助，自己经历了一年多的痛苦时期，才慢慢缓解。

现在，犬犬妈妈是最活跃的家长志愿者之一。最近参加了无锡同性恋马拉松长跑，同时负责给舞蹈团的几个妈妈做旗袍。她给我们看了看邻居的朋友圈，那是几张她参加长跑的照片：“你看，人和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在我们接触的几位妈妈中，健康妈妈接受最快。她 19 岁那年去昆明餐厅打工，被同事骗到江苏连云港，稀里糊涂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人，同事则因这这桩婚事得了 4000 块。她想到丈夫年龄大再找媳妇不容易，就没有跑，生了一儿一女。93 年出生的儿子总爱和她推荐张国荣的歌，她爱听，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儿子去常州上大学，健康妈妈去看他，因为女朋友的事大吵一架。结果最终是妹妹来偷偷调解，”哥哥不会找女朋友，哥哥喜欢男的”。

健康妈妈回去告诉丈夫，丈夫说儿子 5 年之内不改过来就断绝父子关系。她就回答说，你不接受他，他可以跟我姓。恳谈会这天演出结束，她给儿子发了张旗袍照。儿子夸好看，她回了句：”托你的福妈妈才能穿上这么好看的旗袍。”

恳谈会上出现的父母中少有父亲，真品爸爸是其中一个。他是转业军人，坐得笔直，胸前别着一朵彩虹色胸针，在台上回忆了儿子如何在 25 岁形婚、随后又在 10 年后出柜的经过。一位观众通过 Blued 直播间询问他，“爸爸们都很要面子，你怎么看待面子问题？”

这位父亲用山东口音回答：“面子值几个钱？对我来说，它和孩子的幸福健康相比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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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也把初恩宝贝的宣传页塞进了背包里——那是因为听了娜娜的发言。

娜娜去年和相恋 9 年的女友结了婚，通过试管婴儿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今已经七个月大。因为喜欢孩子，今年还打算生第二胎。她的妈妈原来以为“同性恋和 F4 一样，是赶潮流，等潮流过去就好了”。现在，这位妈妈也是亲友团志愿者之一，会说出“去年美国同性恋已经合法化”这样的话来反驳对同性恋抱有怀疑的人。

台下的观众对于如何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并不抱有疑问。他们更担心地是，孩子生下来能否健康成长，是否会因为没有妈妈或没有爸爸而难过，会因为家长的同性身份被身边的人歧视。

“在哪里都会有歧视，胖、丑、学习不好、学习太好，都可能被孤立被歧视。重要的是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无论外界怎么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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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强来说，4 月 13 日微博公告关于清理“腐、姬、耽美、本子”的消息也许并不令他惊讶。微博的舆论空间正在收紧，阿强早就觉得那里不如以前多元了。现在，他把微信平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亲友会各地分会的公众号共有 40 多个。

阿强觉得对同性恋群体来说，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正在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从个人生活来说，一线城市同志和伴侣的生存状态正在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没有太大不同，越来越多普通人也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企业里对同性恋群体也有了更多支持。今年由于经费问题本来计划取消的 6 月全国恳谈会，由于一家酒店的赞助又恢复到了日程上。

“但从公共空间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立法或是言论空间，都在收紧。”

关于公共空间的提问在济南恳谈会上出现两次。Blued 直播室有人向律师们提问：“针对微博公告这类事件，我们可以做什么？”

朱宝律师和赵虎律师回应：“使用法律手段不一定要把眼光局限在国内。新浪是美国纽交所上市公司，我们也可以针对纽交所对公司同性恋歧视的规定在美国提起诉讼。另外，别忘了新浪的主管单位也是广电总局，可以向广电总局提出诉求。”

面对同志妈妈们时，观众则问得更含蓄：“你们在公共场合发表观点时，如何面对外界的限制或者反对的声音？”

春风妈妈说：“改变总是由少数人推动的。后面会有很多人参差不齐地跟着，或者单纯只是享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好处。即便这样，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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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6 点 15 分，恳谈会接近尾声。济南分会志愿者化十站在舞台中央，开始唱《勇气》。唱到副歌部分，全场各个角落开始响起小声的跟唱。一些人举起了手机，打开手电筒来回挥动。

青岛分会、石家庄分会、山东大学同志组织万花筒的志愿者接着又走上台。伴奏变成了《好日子》，彩虹旗开始满场挥舞。妈妈们也穿着旗袍上了台，爸爸们脖子上则搭着彩色的长围巾。所有人都把双手举向空中，气氛就像过年。

美丽姑姑也在台上。4 个小时的恳谈会可能意味着她将更加理解远在新加坡的侄子。

与此同时，“#我是同性恋”在微博上的话题转发了 2.4 亿次之后，被删除。

美丽姑姑们新增的困惑，不止是孩子的婚姻、育子和养老，可能又多了一点政治安全的担忧。

（*应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题图分别为 《Prayers for Bobby》、《Call Me by Your Name》剧照，配图除标注为均为亲友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