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舟丨人民的代表应该与人民相似吗？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

本文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八辑）

作者：孙逸舟

导 言

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关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论战当中，代表制是双方激烈交锋的一个问题。反联邦党人坚持认为，人民的代表应该与人民“相似”，并担忧拟议中的联邦众议院因为规模过小（最初只有65名众议员）而导致一批“天然贵族”当选并进而统治人民。联邦党人则持相反看法，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多余，一小部分优秀的公民完全可以恰当地代表广大民众。

然而，双方分歧实际上的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如果把同一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柏克的代表制理论也纳入考虑，就会发现，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代表与人民的“相似性”上虽有争论，但双方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他们和柏克对“利益”的迥异看法，导致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代表理论与柏克的代表理论之间的巨大差异。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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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相似性的争论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宣称，“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1] 并将代表制作为美国宪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特点加以推崇。与此相反，“总的来说，反联邦党人对代表制的接受不那么情愿”，他们只将代议制机构看成在公民无法直接集会时代替公民行使权力的机构。[2] 同时，反联邦党人阵营“全体一致要求代表要与被代表者相似”。[3] 例如，反联邦党人“布鲁图斯”认为：“身处代替人民行事的位置上的人，应该拥有人民的思想感情，受人民利益的支配，或者换句话说，应该与被他们代表的人群有最强的相似性（resemblance）。”[4] 他们的观点是，只有当代表与人民相像时，即当他们与选民有着相同的职业、信仰、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进一步地，还要有相同的思想感情和观点时，他们才能真正代替人民行动，并且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反联邦党人并不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阶层都要单独选举自己的代表。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为了“让职业人士、[5] 供货商、交易商、农场主、技工等人令他们中间最了解情况的人以恰当比例进入立法机关”，[6] 代表人数必须相当多才行。反过来，假如联邦的立法机关规模不够大，里面就不会有背景低微之人，只有拥有相当的财富、声望和影响力的人才能进入——这些人被反联邦党人称作“天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7] 反联邦党人担忧，通过拟议中这样一个给予某些人“不适当的、支配他人的地位”的代表制度，处在优势地位的少数人就可以掌握治国之权并统治多数人，然后，“前者将逐渐变成主人，后者则变成奴隶。”[8]

在另一方面，对拥护宪法草案的联邦党人来说，“由各阶级的人真正代表所有阶级人民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9] 汉密尔顿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必要让社会上每个阶层都选出自己的代表，也就是少数人如何可以代表多数人：技工和手工业者“除少数例外，往往愿意投商人的票，”因为商业交易中产生的共同利益把前两类人和商人联系在了一起；医师和律师这些职业人士“并不构成社会上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群都有可能选举他们担任代表；同时，由于土地所有者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任何一名农场主都可以代表其他农场主，不论他的地产是大是小。[10]

与反联邦党人不同，联邦党人并不担心天然贵族可能通过代表制度凌驾于人民之上从而成为主人。对他们来说，美国所应实行的“共和政体”至关重要的一项特征，就是“通个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这个团体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11] 对于反联邦党人的疑问，联邦党人完全可以反问：“选举那些具有明显才能的人又有什么过错？宪法反对者如此害怕的‘天然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最杰出、最值得信任、最有能力的人……难道他们不正是应当成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吗？”[12]

在此基础上，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联邦党人眼中的代表完全不需要与被代表者有任何相似之处；恰恰相反，他们在智慧、情感和品格方面应该明显高于人民。美国学者伯纳德·马宁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分析麦迪逊关于代表制的观点时，他指出，麦迪逊“没有提到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有哪怕一丁点的相像之处。的确，代表应该与他们的选民不同，因为共和政体要求，权力应交给那些高于和异于其公民同胞的人。”[13]

然而，这真的是联邦党人代表制理论的全貌吗？联邦党人眼中的代表是否与被代表者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引入柏克的代表制理论作为对照。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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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英统治与利益问题

几乎就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展开论战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柏克清晰地论述了一种通过代表制实现“精英治国”的理论。在柏克的“虚拟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14] 理论中，代表正是天然贵族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就整体的利益进行推理和判断”；而另一方面，被代表者则是“无法管理他们自己”的人民大众。[15] 对柏克来说，天然贵族是“王国的自然力量”，拥有智慧、经验和尊荣。他们所具备的理智和品格上的某些特定品质使他们拥有“受人尊敬的权利和享有权威的正当性”，让他们有资格作为代表来“照看”人民，[16] 即使没有经过大多数人民的选举，也可以在议会中“虚拟”地代表他们。

如果以柏克的代表制理论作为对照，就会发现：即便认为联邦党人怀有由有智慧、有德性者组织政府的理念，他们的代表制理论也与柏克的理论相去甚远。麦迪逊对于代表应具备的品质做了这样的阐述：“谁是公众选举的对象呢？凡是其功绩能赢得国家的尊重和信任的公民都是这种对象。财富、门第、宗教信仰或职业都不得限制人民的判断或者使人民的愿望受到挫折。”[17] 在这里，麦迪逊明确排斥以出身、财产或社会地位作为统治精英所应具备的资格——要成为人民的代表，就必须获得人民的选择，这一外在标准是唯一的要求。在这方面，麦迪逊和柏克的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何理解柏克和联邦党人在代表制理论上的差异？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关于“利益”有着迥异的看法。对柏克来说，政治代表的功能是实现对利益的代表，而他确信，在一个国家里，存在一种客观的、超越个人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柏克告诉对选民说：“议会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同一国家的决策性会议——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该是地方利益、地方偏见，而应该是以全体人民的普遍理性为基础的普遍利益。”[18] 美国学者汉娜·皮特金在《代表的概念》一书中指出，柏克相信，“任何团体的真实利益，或就此而言，整个国家的利益，都有客观的真实内容；对此，我们要么判断正确，要么判断错误。”同时，“那些曾就问题进行研究、协商和讨论的、聪慧而充分了解情况的理性人”有能力辨别和理解这种客观的国家利益。[19]

然而，对于自柏克以降的绝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而言，“政治问题无可避免地成为没有正确答案的、有争议的问题，利益属于有权给它下定义的具体的人，社会上也不存在可靠的精英团体。”[20] 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毫无疑问都属于皮特金所定义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他们把“利益”看成一个由个人定义的概念，他们的代表制理论正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人是其自身利益的裁判者”这一基础之上。两者都同意，在代表制下，代表所要做的不过是追求和推进具体地区、具体团体和具体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发展出他们自己关于“国家利益”的理念并加以实现。与柏克谈论单数的“国家利益”不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利益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复数，即谈论“各种利益（interests）”；[21] 麦迪逊相信，利益的多元性根植于人性之中：

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由于保护了获取财产的各种不同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而由于这一切对各财产所有人的感情和见解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划分成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22]

英国学者埃蒙德·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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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与人民的相似之处

既然统一的国家利益并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一个团体可以把它辨认出来。在麦迪逊看来，社会上的每个人基本上只能根据个人经验和知识理解他自己或他所属阶层的利益。“因为人由利益驱动，可以说人民的代表将会追求的是推进这些数量繁多、变动不居的利益。”[23] 而在辨认人民的利益方面，联邦党人眼中的统治精英丝毫不比其选民更加高明。如果说柏克眼中的天然贵族是一个具备理性能力和公共德性的、根本上独立和超脱的团体，那麦迪逊眼中的精英就是由不同利益集团中的杰出人物组成的群体。联邦党人不像柏克一样认为存在一群可以代替别人行事的独特人物，他们理论中的代表，在精英程度上比之柏克理论中的代表远远不如，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则较之远为平等。

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关于代表与人民之间相似性的争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代表应该来自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这一点上，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眼中的“阶层”比后者的更广大、更有包容性。的确，联邦党人眼中的代表不一定与其选民从事完全相同的职业，也不一定与他们经常发生面对面交流，但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应当有重要的利益联系。反联邦党人担忧，代表可能不同情被代表者的处境；而联邦党人之所以没有这种担忧，是他们相信“共同利益往往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同情纽带”。[24] 有共同的利益联系，就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代表和其选民之间的利益联结，让前者可以“忠实代表一切不同的利益和主张”。[25]

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5篇中详细描述了不同职业背景的精英通过利益纽带代表其他人的具体机制：商人代表商人、技工和手工业者，少数土地所有者代表其他土地所有者，职业人士可以代表各种群体；但是，在柏克的著作中看不到类似的讨论。对柏克来说，只要一个人是天然贵族的一分子，则此人如何谋生、从事何种职业，与他是否有能力代表人民利益是完全无关的。这种差别可以佐证前面关于柏克和联邦党人代表制理论差异的观点。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同意的一点是，一个人不能代表与他完全没有利益联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联邦党人代表制理论中的代表与被代表者也是“相似”的，只不过不同于反联邦党人的理论中的“高度相似”，联邦党人主张的是代表与人民“大体相似”。

《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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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后世的研究者往往关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代表与人民“相似性”上的分歧，其实，他们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同样值得关注。综上所述，联邦党人认为，代表们只能代表与他们自己有具体的利益联系的人，因此，在阶级属性和社会团体属性上，联邦党人构想中的代表与被代表者也是大体相似的。而这种相似又反映出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相似，即代表与被代表者都关心自身利益。无论统治精英如何智慧、有德，都不能指望他们对于人性的各种弱点能够免疫，在维持一个共和国的稳定和延续上，没有任何精英是全然可靠的。由此出发，麦迪逊才提出“用野心对抗野心”，通过在美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共和国实施代表制，使得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能够互相制约，不至于危害少数派的利益和共和政府的安全。[26] 因此，理解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代表与人民“相似性”问题上的相通之处，有助于把握联邦党人代表制理论的全貌。

[1]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第323页。

[2] [美国]赫伯特斯托林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出版，第78页。

[3]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1.

[4] Brutus, Essay III, in The Anti-Federalist, ed. Herbert J. Stori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9.42 (124-125).

[5] 指需要通过资格考核才可执业并受到专业行会管理的医师和律师。

[6] Federal Farmer, Letter II, in Anti-Federalist, 2.8.15 (39).

[7] Brutus, Essay III, in Anti-Federalist, 2.9.42 (125).

[8] Federal Farmer, Letter VII, in Anti-Federalist, 2.8.97 (75).

[9]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5篇，第169页。

[10]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5篇，第169—170页。

[11]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第49页。

[12] 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第79—80页。

[13] Manin,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16-117.

[14] 国内学界经常将柏克的virtual representation译为“实质代表”，但“虚拟代表”或许是更妥当的译法，因为virtual representation是与actual representation即“事实代表”相对的概念，见Samuel H. Beer, To Make a Nation: 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n Federalism (Cambridge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Hanna Fenichel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69, 170, & 174.

[16] Beer, To Make a Nation, 144.

[17]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7篇，第290—291页。

[18] [英国]埃德蒙柏克著：《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北京出版，“Speech to Electors of Bristol (1774)”，第166页。

[19] Pitkin,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176.

[20] Pitkin,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189.

[21] 见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 10 & No. 57, in The Federalist, ed. Jacob E. Cooke, Middlet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22]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第46页。

[23] Pitkin,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193.

[24]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5篇，第170页。

[25]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6篇，第172页。

[26]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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