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天子”,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黄袍加身,万众拥戴,四方叩拜,真是威风凛凛。然而却有一位天子,不但抖不起威风,镇不了四方,还被人逼得四处躲债,真给后世的皇帝丢尽了面子。这位落魄得一塌糊涂的天子,姓姬,名延,是周王朝的末代君主,在公元前314年登基。后世通常把他叫做周赧王。
周赧王:最早发行债券的人
秦始皇统一海内,商人最高兴了。从此壁垒打破,畅行无阻,四海一家,用一种钱,长一个脑袋就能记住汇率了。可是他们没高兴多久,秦始皇虽然客观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政治家的野心有时候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灭六国后,本应让百姓休养生息,可他还在那里踩油门,而且踩到了极限。
他做皇帝才11年,你看他折腾的:内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伐匈奴、征百越,每次大行动,都要耗费浩大民力。尤其在咸阳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共征发民工70万人。还有当时服兵役的,在200万人以上,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人都被拉去服劳役了,商人还跟谁做买卖去?再说,就算再大的财主,也禁不住这么扔钱啊!
从后世出土的“秦半两”看,轻重不一,显然后期的铜钱已经不够分量了,偷偷在贬值。秦朝法律是最严的,说半两就是半两,可是连国家都不能坚守承诺了,偷偷刮老百姓的油水,可见实在有点顶不住了。秦始皇不管那个,他照旧浩浩荡荡出去东巡。就让他在路上颠着吧,咱们抽空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的信贷是啥模样。
中国的规模性借贷起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已很普遍。而且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债券,就在战国末期。有个跟“债”字有关的成语,叫“债台高筑”。这就是战国时候的事儿。
事情发生在东周最后一个王――周赧王的身上。周赧王那时候还顶着个“周天子”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小国的国君,忽然被六国诸侯说动了心,拼凑了5000多兵马,要和诸侯联合去打秦国。可是他太穷,就连这5000人的粮饷、武器都凑不齐,只好向境内的富户借钱,给了他们出具了借券,答应在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后来,他们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和秦军交手,无功而返。富户们见周军回来,都手持债券跑来向周赧王讨债。周赧王哪有钱还?于是富户就闹起了群体事件,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止。周赧王给吵得死的心都有,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去避债。周人就把这高台叫做“逃责台”(古汉语“债”“责”相通)。
所以说,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是周赧王。“赧”(nǎn)字有个“赤”字旁,是因羞愧而面红耳赤的意思――看来,周赧王毕竟还是有羞耻心的,还不上钱,脸红了好几千年!
向政治家借贷不用还
周赧王发的债券,其实叫“别券”,是古代的借款协议,形状可能和古代调兵用的“虎符”差不多。一块竹片上面刻有借贷双方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然后一分为二,各执一半。还款时双方要拿出来“合券”,还完了钱,要销毁,整个程序是很讲信用的。估计那时候的古人,还很淳朴,故意欠账不还的不多,所以借钱都是信用借贷,几乎没有抵押借贷。
有能力放债的人,当然是权贵、商人和地主。可怜巴巴借钱的人,当然是穷苦农民、渔民和猎户。那时候,据说借粮食的比借钱的多,这也不奇怪,吃不饱肚子才是天大的事。
春秋战国那会儿,没准儿也有“金融风暴”、失业潮之类的,别的行业不景气,放债却是好时机。所以那时的大款们,都看好放债有利可图,差不多都在干这事,有的还专门把放债作为一个主要的生财之道。那时候借款的利息也很惊人,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分利,据《管子》一书说,最高的是十分利,也就是“倍贷”,年利息100%。也就是说,借出去1000枚刀币,一年里要收回来2000枚刀币。这就是高利贷了。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是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债”是一样的。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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