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卓炯 | 帝国的目的和解释

秦始皇是很多人心中帝国和专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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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意 导 言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准确说应当是被原理化处理后载于经典的三代历史，搭建了“中国人”最初的想象，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原点。这里的“中国”，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完全地按照西方体系划归为民族国家或是帝国。它当然有着名义上的无限疆土——“天下”，因而无比接近于一个“帝国”的概念；但同时，它也附加了民族性的成分，以对抗、融合的方式表现其排他的一面。

自三代以始，很多至今尚深植于我们心中的观念就开始产生和生长了。这些观念不仅包括了那些温情脉脉的伦理，也应当有铁血冷酷的成分。专制的想象就是其中之一。即便今时今日我们未必能从一片更广大的国土中获得多少现实利益，我们仍然会为这个国家的扩展而欢欣鼓舞；即便维系一片如此广大的疆域，统合一堆关系如此复杂的民族，容纳一个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这背后的代价庞大到难以想象，但我们不会想着要放弃。这就是专制想象遗留给我们的，也是本文所要谈的帝国的目的的内容。

与之相对应的是帝国的解释，它是我们现实可见的种种手段。它需要为帝国的目的而服务，尽管未必总能实现这一点，因而会面临种种问题。

本文将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出发，探究这个特殊“帝国”的某些特性如何反映于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又将如何作用于我们今天的困境。

三代传统与专制想象

作者：胡卓炯

作者介绍：胡卓炯，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2016级本科生。最大的爱好是看故事，听故事以及讲故事；希望能就自己听过和经历过的故事和他人交流，结识能够自由对话的朋友。

本次推送内容取自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系列研讨课课堂内容和期末作业。

张志强老师在《三代理想与儒家传统》的讲座之中提出，儒家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中华的整个文明，正是在对三代历史的原理化解读之上构建起来的。从那个时代开始产生并演化的诸多思潮和想象，很多时至今日仍在不知不觉地左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其中就应当包括专制想象的问题。

今天一般认为的专制想象应当是从秦汉开始的，是和皇帝制、封建制相连的。然而，专制的想象也许早在三代甚至更早就已根植于人心了。尽管当时的百姓很可能并没有一个多么完整的专制的制度想象，但他们至少很实诚的把这种期待化作对一个“暴君”（同时也是明君）的想象，并且通过历史的传承将这些想象记录了下来。

“

（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尚书·周书·吕刑》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下》

”

“绝地天通”，尽管包装的非常冠冕堂皇，但其本质上就是将与神交流的权利从平民百姓手中夺去，并为天子所垄断的一系列政治行为。这很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集权的记录了，甚至早于三代的历史。而无论颛顼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它至少给出了先秦百姓想象中天下之主应有的姿态——专断而“有严威”。

天下之主的身份和与神交流的特权享有某些固有的联系，这本就是非常原初和质朴的专制想象。而且我们甚至可以确定这种想象是延续性的，乃至无法追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想象就已经进入先民的脑海中了。有甲骨文研究表示商人能够通过逝去的祖先谋得现世的福报，这也是商纣王那句“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摘自《史记·殷本纪》）最主要的底气所在。无论这套说法是如何产生的，它都展现出先秦想象之中天子的地位——仿佛就是神在人间唯一的代言人。这种想象毫无疑问是有专制色彩的，某种程度上是“三代的大一统原理”。但是，大一统本身就和专制密不可分，尽管它们事实上描述的是不同的问题，当然，这是后文要讨论的问题了。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故事来勾勒一个三代的天下共主的形象。

大禹除了治水，更是家天下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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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国语·鲁语下》

”

对于开会迟到的防风氏（其地位应当是方伯，是氏族首领和一方诸侯的统合体），禹毫不留情的就把他杀了。如果不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究竟如何的话，这是一场在专制政体下或者专制政体的形成过程中（比如春秋战国）极为典型的政治阴谋，而这个阴谋的发起者，也就是禹，完全就是一个操着“刑德二柄” ，对专权孜孜以求的“暴君”的形象。

当然禹肯定不会是皇帝，一般认为周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氏族联盟，禹就相当于是联盟的首领。问题在于，即便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先民对于天下共主的想象已经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暴君”了，这或许足以暗示我们，后来法家对于一个专制主义政体的全部构建，既不是天才般的灵光一现，也不是时代的沙汰、历史的必然，而确确实实是因为某种早已根源于我们民族的固有的想象。

甚至，这种想象不只是法家有，诸子百家几乎都有（当然道家也许例外）。“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这既是对“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传承 。两者同是对于专制的想象，至多只是有程度的不同罢了。这或可解为是，百家共承的三代传统。

统一与专制

承接之前的话题，统一与专制之间也许有着某种可能是必然的联系。但是，今日的我们应当会很自然的承认统一，而对专制嗤之以鼻。从逻辑上看我们这样分离的看待两者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和统一相对的概念大约是多元，而和专制相对的概念约莫是分权。他们探讨的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而在概念上交叉也是很自然的，你尽可以举出足够多的案例来证明大一统时代的分权行为是某种意义上普遍存在的，它同时构成了对专制集权的平衡和制约。

然而，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应当不是分权行为本身，而是其被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是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而被赋予的目的和使命。

我们可以举两类最常见的分权形式来理解这一问题。第一种是发生在边疆的地方分权行为，也许可以称作边疆分权。

“

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

——《三国志·诸葛亮传》

”

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

这几乎算是地方分权的极致，不驻军，不派官，仅仅维系一个明面上的统治地位。大部分时候中央王朝其实是没有这么宽宏大量的，在更长久的历史中，中国历代基本是以“羁縻”的方式控制着边陲。“羁”是指军事控制，“縻”是指经济拉拢，软硬兼施历来是对地方政策的不变原则。然而，从《三国志》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地方分权的根本动力，实则在于中央力有所不逮。

诸葛亮做出了非常实际的政治考量，考虑了管理的成本和边疆的安定等等因素，得出了分权才能更好维系专制的结论。而这个“或以谏亮”则很好地展现了时人自然的政治想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自《诗经·小雅·北山》），这才是中国人对天下最根本的想象。这种想象的范围当然也包括边疆，甚至是有可能超过边疆的——我们的古人并没有今天这般清晰的国界的概念，所以天下的范围事实上是无定的，有的只是“五服四夷”的区别，如果可能，将边疆之外的敌国也纳入“王土”和“王臣”的范畴，这亦是先民的一种可能想象。以此为基础，在中央力不能及的边疆采取某种分权的行为来稳定统治，这当然不可能是帝国自然的想象和目的。这至多算是一种妥协，不过我更情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解释”。与“解释”相对的是帝国的“目的”，而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想象，而那是一种全然专制的想象。

另一个同样典型的分权例子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分权行为，也许可以称作是社会分权。

“

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的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

……

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

——《乡土中国》

”

以这种方式分析下去的话，确乎基本能得到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这样的结论。然而这一类的地方的自主性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专制制度抹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本身就包含着集权和分权的两层意思在里面的。如果要考察这种地方分权和自主的目的的话，我更倾向于接受苏力老师的解释：

“

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层级治理体制需要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这有利于地方官员针对本地情况采取对策，紧要时独断专行，这既会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便于中央或上级问责。这都表明应当有，甚至必须有，制度化的纵向分权。

”

任何统治者都很清楚自己身为人的精力不可能遍及九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百姓，因而，所有必要的分权都是专制所必须的。这样的分权导向的是中央掌控的加强而不是减弱。

帝国的目的与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所有地方分权都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中央掌控的加强，而边疆的地方分权只不过是在这基础上加入了边缘（对应中心）、民族（对应华夏）、敌国（对应中国）等等其他复杂因素的扰动罢了。这样的一种扰动应该只会改变权力构成的表征，但不会更改其原则。换言之，帝国的目的是贯彻始终的，那便是“构成并稳住这个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页37）。这个目的本身不奢求任何意义上的自愿、理解和认同，也从不排斥暴力。统一和专制，也许更像是这个目的的两个侧面，然而却像是被强行分离出来的侧面。事实上，帝国的目的非常纯粹，既然要求“构成并稳住共同体”，那么，就应当竭力保证中央号令能够在共同体的所有地方尽可能地被传递和落实。这既是统一，也是专制，不存在两者只取其一的可能性。

而这也不等于排斥分权，应当说帝国的目的本身不关注分权这种事情。“构成并稳住共同体”，关心的是共同体的终端（也即地方）到底多大程度上贯彻了共同体的核心意志（为中央所代表），至于这些终端在核心意志的要求之外自己加了多少戏码，如果不构成对共同体的威胁，那就不那么重要。甚至，这种加戏的行为有时候是被要求进行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共同体能够涵盖其属民的生活的全部，即便看起来这是共同体的一个发展的倾向。然而，我以为，这不属于帝国目的本身，是其他范畴的内容。

这个其他的范畴，就应该至少包括帝国的解释。帝国是不可能仅凭目的而存在的，为了使这种想象或者目的成为实体，就必须要有解释。解释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人，也可以是时间，风土等等物质性的实体。

帝国的目的是天然而纯粹的，但解释不是——它是为了使目的能够转化为现实而需要的手段。然而没有任何手段是天然的适配着某一个目的的，所以，所有的解释都只是努力的想要服务于目的，但究竟能适配到什么程度，不由人定。同理，解释也是随目的而产生的，因而，其实是结果导向的，即便它也许很想掩盖这一点。

对于帝国的解释要举例的话，汤武革命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无论后世给商周之际的王朝更迭贴上何种道德或不道德的标签，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点是，所有关于汤武革命的理论解释，都是在革命发生以后才逐渐提出的。把革命原理的起源解释成周人对自己能得天命表示不理解，这应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但是我们有理由想象，如果革命失败了，或者以另一套面目呈现，自然会有另一套解释。

封神演义以武王伐纣的故事改编，类似的创作在民间很是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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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帝国的目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周想要取代商，目的本身是确凿的，也不需要理由和说明。但为之而生的解释却纷繁复杂的多，它甚至还要面对未来——解释需要自洽，至少得在可见的时空里自圆其说。所以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它根本上不可能与目的贴合。

对帝国而言，所有的问题，都只可能是解释的问题，而没有目的的问题。分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解释的问题，所以说，分权根本上不可能贴合专制的目的。这绝不是说两者是矛盾的对等的概念。事实上，恰恰是长远视角中分权依附于专制，才会导致有两者在现实中的矛盾表现。

专制的演变

这一部分其实算是一个插曲。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帝国的目的是恒定的，那么，为什么帝国的解释会有如此方向明显的变迁？换句话说，是要解释之前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帝国的制度呈现出某种比较明显的事权集中的倾向，这表现为共同体越来越试图涵盖人生活的全部，然而，这虽然与之前概括的帝国的目的相关性颇大，本身却不属于那个目的的范畴。

这个问题的核心关切，应当正是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迁。

如前所叙，两种制度背后的想象都是专制，或者说是帝国的目的。诚然，毫无疑问，两种制度所能实现的动员能力和凝聚能力存在差异，但我以为，这种差异未必就是本质意义上的。事实上，专制不等于专权，事权的集中本身不是帝国的目的，而是帝国的解释。而我想就帝国的目的层面提一个也许不那么有依据的其他的解释。

就专制而言，它要实现的是上令行而下禁止，这是帝国的目的之一。封建制下这个目的同样可以达成，然而，它表现为极度的依赖统治者本人的权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武王伐纣前八百诸侯会盟津，“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摘自《史记·周本纪》）可见，无论当时天子能够实现的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少，这个动员能力背后的根基都无比脆弱和易转移。秦始皇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也许周武王也可以做到，然而，秦始皇的不肖子孙能做得到的事情，周武王的昏庸后裔就不见得了。这或许正是事权集中的动力所在，也是韩非子反复强调他的学说是服务于“中君”“庸主”的原因。毕竟，稳定同样是帝国的目的所在。“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摘自《吕氏春秋·谨听》）昏君在位无论如何是要好过帝国权力的反复交替转移的。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周厉王和秦二世时代的政局来作一点分别。

这两人同是无道昏君，换言之，都是失去了政治权威的天子，以韩非子的说法都处于“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摘自《韩非子·喻老》）的境地了。周厉王的处境是，民众“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摘自《史记·周本纪》）甚至还连带他的儿子太子静都被国人围了起来，得召公苦劝才解了围。

秦二世的处境要复杂的多。二世继位以来倒行逆施，已经导致了“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摘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下同）以此为由，陈胜吴广起义，进而“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应当说，局面比周厉王之时远远要不可控。

然而却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

“

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

”

巨鹿之战，将亡之秦最后的战斗力仍然值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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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处境之下，二世“大赦天下”，章邯聚刑徒成军既然还能有执行力，这对于周厉王时代的失势之君而言可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起码是得益于事权集中的。

到宋以后，中原王朝已经基本不会因为内部因素而亡国了（蒙古，满洲）。这种稳定显然也可以算作是帝国的目的，而这种状态自然也得益于事权的集中。但是，个人以为，这都只是帝国的解释而不是目的的范畴。事实是，事权无论再怎么集中，都不可能改变统治秩序极度依赖统治者权威这一政治状态——杨坚建隋，赵匡胤立宋，唐中后期宦官屡屡杀立天子，无不基于当时统治者权威的缺失。

所以，我的理解是，事权的集中并非帝国的目的，它也不等于专制，它只是帝国在历史中的某个选择。集权和分权可以是平等而相对的概念，但专制和它们不一样。

因为解释而生的问题

上面说了那么多，无非是做了帝国的目的和解释的区分。前者是不变的，带有专制色彩的，而后者本身是一种妥协，因而也孕育着很多可能。目的只要不改变，本身就不产生问题，所有问题都来自解释，这是必然的。

也许在未经考辨的情况下就把帝国概念沿用到这里并不是太妥当。然而，我们所在的国家过去确乎是有帝国性的，而我们内心根源的想象遗传自这个国家以前的传统。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关联着我们对自己遗传的目的和解释的理解。

比如比较热点的民族问题，在这一关切上，两大国宝级的学者马戎老师和郝时远老师，也许有着相近的目的，却有着全然不同的解释。粗暴地概括的话，马戎老师认为要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用更大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构建来取缔可能的分裂危险；郝时远老师则认为民族分化业已实存，也不可能简单地做出“政治”和“文化”的区分，解决进一步分化的可能只能依赖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优越制度的完善，当然这主要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某种程度上，两位老师的争论极大地类似于前面提过的诸葛亮和路人的争论。区别是，在剥掉了三国头号聪明人的光环后，问题本身不一定有标准答案的。后来邓艾袭蜀，刘禅欲南逃之际，谯周一通话就劝他免去了这个念头，核心无非是“必复反叛”四字。谯周说的是不是真相无从得知，我们只能确知有此风险，这未尝不是诸葛妙计的另一面。

按照之前的理解，帝国的目的是明确的，产生问题的只是解释。对于民族问题，我们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楚——保持这个国家从土地到民心的统一完整。我们纠结的只是解释的问题，如何努力用一套能说得通的方式使结果尽可能地贴合我们的目的。在对现实的民族问题缺少全面和深切的认知的情况下，纠结于这两种不同的思路何者更优，也许是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答案的。

而在那个答案之外，我们应该关心或者担心的也许是，那种类似于不断集权的趋势，即便本身并不完全是帝国的目的，会否同样地投影到民族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之上，以至于在将来的某一时间，会以也许更温和，也许更激进的方式结束这一纠纷。

参考文献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

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马戎，《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6卷第2期

责任编辑：空二

技术编辑：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