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特 |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选自《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杰 / 方宸 译

译林出版社，2017-4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史料详实，叙事生动。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他可以］在书中周游世界，他可以在我们数学家的地图、地图集和测量数据中，使自己成为地理宇宙的主人。他可以和历史学家一起在陆地旅行，和航海家一起在海上旅行。他可以和丹皮尔与罗杰斯一起环游地球，并且知道怎么环游地球，比所有那些目不识丁的水手强一千倍。”

丹尼尔 ·笛福，《道地的英国绅士》

（1730）

“诗歌很难再流行。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假装是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情绪、想象以及风度已经被流放……文学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伏尔泰，《致西德维尔的信》

（1735年4月16日）

这个故事的欧洲部分开始于欧洲人的1735年。至少这一年是叙述将要开始之处—这个故事真正开始还需要二三十年。1735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个新鲜且极为欧洲的事件。一件事是卡尔·林奈（CarlLinné,Linnaeus）的《自然系统》出版，这位瑞典博物学家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分类系统，旨在将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加以分类。另一件事是欧洲发起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这是一次共同的努力，打算一劳永逸地确定地球的准确形状。

正如我打算证明的那样，这两个事件以及其同时发生，暗示欧洲精英分子在理解自己以及他们与地球其余部分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重要维度。本章讨论我称作欧洲“行星意识”的一个新版本的出现，这个版本的标志是一种走向内陆探索的向度，以及通过博物学的描述机制构建全球规模的意义。我将提出，这种新的行星意识，是构建现代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基本元素，而这种霸权主义的习惯性思维，即便在继续作为西方人第二自然的情况下，也令他们烦恼不已。

在法国领导下，1735年的国际科学探险出发了，它旨在解决一个迫切的经验主义问题：地球是否如笛卡儿的（法国）地理学所言，是一个球体，抑或如（英国人）牛顿猜测的，是一个两极平坦的椭球体？这是一个高度充斥法国与英国之间政治对立的问题。一队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在法国物理学家莫佩尔蒂（Maupertuis）带领下，被派往北方的拉普兰测量子午线的经度。另一队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前往南美洲，对基多附近的赤道线进行相同的测量。这次科学探险名义上由数学家路易·戈丹（Louis Godin）领队，却以其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地理学家夏尔·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de la Condamine）的名字载入史册。

对于欧洲科学界来说，拉·孔达米纳科学探险是一次特殊的外交胜利。西班牙的美洲领土对任何种类外国人的公务旅行都是严格关闭的，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西班牙朝廷极度沉迷于封闭其殖民地，使之隔绝于外来影响和外国的间谍活动。1713年，西班牙在奴隶贸易控制权上输给英国之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他人给其经济和文化垄断带来的损害。其殖民地内的克里奥尔人精英的国际接触越是扩大，西班牙就变得越发担心。

英国海盗比塔夫（Betagh）于18世纪20年代写道，“西班牙人的政策主要包括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止那些广阔领地的巨大财富流入他人手中”。比塔夫说，与那些财富以及“美洲人对欧洲制造的大量需求”有关的知识，“曾经让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兴奋不已”。在西属美洲港口的军事设施以及内地的采矿作业，是得到最仔细庇护以避开外人眼睛的两种殖民地建筑物，因为西班牙的对手们不遗余力地要将它们搜寻出来。

比如，1712年，法国国王雇用了一个名叫弗雷齐耶（Frézier）的年轻工程师，冒充生意人旅行到智利和秘鲁海岸，“最好潜入西班牙总督府，利用一切机会了解他们的实力”。尽管他一心寻找矿井，弗雷齐耶却连一座矿井都没见到。然而即便是他所报道的传闻，也被法国和英国的读者们贪婪地吞食。在关于南美洲的新书写缺席的情况下，丘吉尔航海系列的编者于1745年翻译了西班牙耶稣会信徒阿隆索·德·奥瓦列（Alonso deOvalle）一个世纪前撰写的有关智利的记述。4关于西班牙语美洲的内陆，即使是这种过时的记述也比当代的推测更值得依赖，比如，比塔夫在报道内陆的一次地震时说，它“举起整个田野，将其搬运数英里远”。

对于拉·孔达米纳探险，西班牙国王将其传奇的保护主义弃之不顾。菲利普五世急于建立其声望并忘却西班牙残忍的“黑色传奇”，他抓住机会充当起一位开明的大陆君主。关于探险范围的条件双方达成了一致，两名西班牙船长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和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被派来，以确保科学探险不会沦为间谍活动—但这样的情况立即就发生了。差不多别的一切也都出了错。拉·孔达米纳探险是一项如此难堪的事业，结果是过了六十多年，人们才再次做类似的尝试。法国分遣队内部的竞争迅速战胜合作约定。国际合作被与当地殖民当局无休无止的争吵所取代，包括什么可看、可测量、可绘图、可取样，和什么不可看、不可测量、不可绘图、不可取样。

有一次，由于受到指控密谋掠夺印加帝国的宝藏，整个探险队被迫在基多滞留八个月之久。这些外国人用各种怪模怪样的工具着迷地测量重力、声速、高度、距离、河道、海拔、气压、日月食、折光、星体轨迹，一再成为人们怀疑的目标。1739年，探险队的外科医生在厄瓜多尔的昆卡卷入两大家族之间的争吵遭到谋杀；拉·孔达米纳只是勉强逃过相同的命运。为了法国百合花能否放在探险队的三角锥上的问题，一场官司就打了一年多（百合花那一派失败了）。结果证明，内陆探险是一场比先前的海上探险更大的政治梦魇。

内陆探险的后勤噩梦都是从未经历过的，而拉·孔达米纳探险全都遇到了。安第斯山脉酷烈的气候和陆路旅行，造成探险队员们频繁生病，器材损坏，标本丢失，笔记本受潮，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挫折和延误。到最后，法国分遣队彻底解散，每个人只好自找门路回家，或者滞留南美洲。尽管南美洲探险比北极探险早一年出发，可是几乎过了十年，其第一批幸存者才开始零零星星返回欧洲。这时有关地球形状的问题早已无人问津（牛顿赢了）。

除了其他方面的信息以外，南美洲探险队带回欧洲的，是政治和科学（反）英雄修辞方面令人懊恼的教训。数学家皮埃尔·布给（PierreBouguer）最先返回，赢得向法国科学院报告的荣誉。拉·孔达米纳于1744年返回，他经由亚马孙河，因其前无古人的亚马孙河之旅而饱受赞誉。拉·孔达米纳借助一场攻击布给的运动，终于使自己成为这场探险在全欧洲的代言人。与此同时，这场探险名义上的领队路易·戈丹正在缓慢的归国途中。他于1751年抵达西班牙，但是由于布给和拉·孔达米纳的诡计，未能得到前往法国的护照。博物学家约瑟夫·德·朱西厄（Joseph de Jussieu）继续在新西班牙从事研究，直到1771年人们从基多将他送回，这时他已经彻底精神错乱。年轻技师戈丹·德·奥多奈（Godin des Odonais）历尽艰难到了卡宴，为等待其秘鲁妻子（下面还有更多关于她的故事）与他团聚，他在那里滞留了十八年，最后于1773年返回法国。其余的人再也杳无音讯。

西班牙与拉·孔达米纳探险的合作引人注目地证明科学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欧洲人上升到超越哪怕是最为激烈的民族竞争的层面。拉·孔达米纳本人在其旅行记述的“序言”中赞美这次大陆探险，他致敬了路易十五，甚至在与兄弟国家交战的同时支持与它们进行科学合作：“在国王陛下的军队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同时，”拉·孔达米纳说，“他的数学家们则分布在世界各地，为了科学的改进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在炎热和寒冷地带。”然而，人们不由得注意到，拉·孔达米纳的情绪中显然带有民族主义的语气：法国科学家骄傲地赞颂自己国王开明的世界主义。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以一种类似的带有双重目的的情绪，授予西班牙人胡安和乌略亚荣誉会员和院士身份。

这种跨越国界的姿态与英法之间紧张的国家对抗，以及它们对西班牙语美洲具有竞争性的兴趣不无关系。它对国家抱负与大陆抱负含混不清的相互影响做了总结，这种相互影响乃是欧洲扩张中始终存在的一种不变的现象，并且将在科学时代继续存在下去。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对（有利害关系的）财富追求与（无利害关系的）知识追求做了明确区分；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继续是欧洲海外扩张的能量源。

拉·孔达米纳探险在一个方面是一次真正的成功，也就是，书写。由它所引发的故事和文本，通过口头渠道和书面形式在欧洲反复流传数十年。当然，拉·孔达米纳探险所产生的大部分文本，相当好地表明18世纪中叶旅行所产生的书写的范围和多样性；这种书写转而又为欧洲人的想象生产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列举一下产生于拉·孔达米纳探险的书写，也许有助于表明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谈论旅行、书写和接触地带的意义是什么。

1744年，最早返回的数学家布给，将他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扩充成《一次秘鲁之航的简略关系》。最初，科学家的声音在这份记述中占主导地位，围绕着测量、气候现象等组织话语。然而，随着旅行转向内陆，布给的科学叙事便与历经千难万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即使在今天，也有助于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当探险队在寒冷的安第斯山区宿营进行三角测量时，有关出血冻疮和死于严寒的美洲印第安人奴隶的逸事，点缀着与保持体温有关的生理学推测。关于矿山，布给只报道传闻，指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特性”使得发现新矿山很难，而且“印第安人很聪明，不怎么提供这种研究方面的帮助”，因为“假如他们成功，就等于开始一种痛苦至极的劳动，而只有他们自己会承受其重负，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布给还写过一本关于这次探险的技术书，书名叫《地球的形状》。

拉·孔达米纳也出版了他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标题是《穿越南美内陆旅行简述》（1745）。该书读者面很广，并被翻译成外语。也许是因为布给已经讲述了在安第斯山区的那部分探险经历，拉·孔达米纳的记述主要讲述他顺亚马孙河而下的非同寻常的归国之旅，以及绘制其河道及支流的尝试。这份记述主要不是科学报告的形式，而是采用生存文学的通俗样式。

除航行以外，生存文学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方面是苦难和危险，另一方面是奇迹和逸闻。16世纪在该地区探险的戏剧—奥雷利亚纳、雷利、阿吉雷—在拉·孔达米纳的记述中重新上演，带有其全部的神话般联想。进入丛林后，拉·孔达米纳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新世界，远离所有的人类商业活动，在一片淡水之上……我在那里见到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人”。如同其所有的前人一样，他推测黄金国的位置以及亚马孙人的存在，尽管他们很可能曾经存在过，但是极可能“现在已经放弃其古老的习俗”。丛林依然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危险的世界。

虽然1745年的《穿越南美内陆旅行简述》确实是拉·孔达米纳最著名的著作，但是他还出版过大量其他文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全都以他的美洲旅行为基础。他的《关于昆卡人民起义的信件》发表于1746年，随后是《基多金字塔史》（1751）以及关于《在南半球测量子午线的前三度》的报告（1751）。拉·孔达米纳余生致力于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奎宁的功效、天花疫苗（被西班牙传教士广为使用）、亚马孙人的存在、奥里诺科河和里奥内格罗河的地形。他写到橡胶，将其介绍给欧洲科学家，还写到箭毒、其解毒剂，以及对通用欧洲测量标准的需要。拉·孔达米纳专业化的科学书写，表明了科学明确表达欧洲与帝国边界接触达到的程度。

写出有关这次探险的完整记述的，是两位西班牙船长胡安和乌略亚。应西班牙国王的要求，他们的《南美之航》由乌略亚执笔，于1747年在马德里出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翻译的英译本印行了五版。胡安和乌略亚的记述，既不是科学文献，也不是生存文学，而是用一种我称作“公民描述”（civic description）的模式写成。这本书实际上没有任何逸闻趣事，是关于西班牙殖民地理和西班牙殖民生活许多方面信息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纲要—当然，不包括矿山、军事设施和其他战略信息。它是一部“统计学”著作。这里统计学用的是其最早的意义，指“对一个国家状况的调查”（《牛津英语词典》）。亚当斯称赞其记述具有可信性，与“充满美妙好奇心、华而不实的描述者”形成反差，这个影射一般是指生存文学，也许特别是指拉·孔达米纳。

胡安和乌略亚还给他们的国王私下写了另外一本书，题名是《美洲秘闻》，从批判的角度报道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许多方面；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这本书解释了“法国院士的著作中许多未曾言说的东西”。直到19世纪初，当西班牙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时，这部作品才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对外公开。

除了根据拉·孔达米纳探险写成的这些文本以外，还有一系列不是根据这次探险写出来的文本。比如，约瑟夫·德·朱西厄的著作，这位博物学家在南美又逗留了二十年，继续从事他的专业。当他最终精神失常并被迫从基多返回法国时，送他走的朋友们似乎连装有他毕生研究成果的行李箱都弄丢了。只有一项关于奎宁功效的研究得以出版—以拉·孔达米纳的名义！其余的也许有一天仍会在基多重见天日。

拉·孔达米纳探险所产生的最引人入胜、经久不衰的故事是口头传诵的，得以付梓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内容。这是一个生存故事，主人公不是欧洲科学人士，而是一位欧—美背景的妇女，伊莎贝拉·戈丹·德·奥多奈（Isabela Godin des Odonais）。这位上层社会的秘鲁人嫁给拉·孔达米纳探险队的一名成员，与其生了四个孩子。科学探险队员各自分手后，她丈夫历尽艰辛到达卡宴，在那里耗费十八年的时间，设法为自己和家人安排护照和前往法国的旅行。在第四个也就是最小的孩子令人悲伤地去世后，已经四十多岁的戈丹夫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包括其兄弟、侄子和很多仆人的一群人的陪同下，她动身翻越安第斯山脉并顺亚马孙河而下，去和丈夫相聚，这与使得拉·孔达米纳成为英雄的路线相同。灾难接踵而至。

据说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担心染上天花，她的土著向导弃他们而去，而所有的人，包括她兄弟、侄子、仆人，在丛林中受尽折磨数日之后，全都因感染天花死去。戈丹夫人神志不清，毫无目的地漫游，逐渐独自找到回河边的路，划独木舟的土著人将她救起，送到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的前哨站。接下去的故事是，她骨瘦如柴，头发变白，出现在圭亚那海岸，被一直忠诚于她的丈夫带回了欧洲。

戈丹夫人浪漫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于1773年被书写下来—书写者不是她，而是她丈夫。他是应拉·孔达米纳的邀请写的，后者将这个故事作为附录添加在他自己记述的各种版本中。即使在今天，这个故事也十分引人入胜，其错综复杂的经过，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在殖民前沿的全部传说中，只要有女主人公出现，似乎常常是这样的情形。戈丹夫人的故事是伟大的亚马孙探秘的重放，它是由女性的亚马孙本人—或者与之近似的什么完成的。爱情、失败、丛林，将这位克里奥尔女性从一位白人贵族变成好战的女斗士，这是欧洲人曾在心目中创造的象征美洲的形象。与此同时，这也毁掉了作为性对象的她：戈丹夫人的形象是伏尔泰笔下老实人所爱恋的破落公主居内贡的真实版。象征性的逆转充斥在故事当中。比如，黄金的交换转向相反方向。有一次，戈丹夫人把两条金链子送给在丛林中救过她命的两个印第安人，将征服的范式调转回去。令她愤怒的是，这两件礼物立即被常住的牧师拿走，换成典型的殖民化商品：布料。

由于这种饶有兴味的反讽，戈丹夫人在亚马孙河顺流而下的经历在整个欧洲盛传五十多年，这丝毫也不奇怪。她丈夫写下的二十页信，表现出在口头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存在的些许不易察觉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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