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别开枪，是我！”：抗战中的空军误伤事件

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误伤在战争中是最常见的事故，即便是在敌我识别系统高度发达的现代战争中也无法避免。而在80年前的抗日战争中，误伤这个词，则贯穿了整个抗战空军的战史，空军更是经历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类型的误伤。

1937年8月14日是中国空军正式参战的第一天，然而这一天就出现了误炸民众的事故。当日下午4时许，第二大队6架轻轰炸机奉命轰炸日军“出云”号未果，在返航途中两枚1100磅重的炸弹落在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其中一枚没有爆炸，另一枚则造成了950多人死亡，1150人受伤的惨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世界事件”。

事后国民政府发布消息宣称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敌高射炮火击坏了炸弹架，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惨案。抗战胜利后，对此误伤事件仍然争议颇多，甚至有蓄意轰炸的说法，但是真相始终未能查明。

然而16天后，空军再次出现误炸事件。8月30日，第五大队9架霍克Ⅲ战机奉命轰炸日军舰，不料误炸了美国商船“胡佛”号，造成船身受到较大破坏，另有一名船员当场被炸身亡。

事后宋子文亲自前往美大使馆道歉，并赔偿商船损失10万美元，死亡船员1万美元抚恤金，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则被革职处理。抗战后期，美第14航空队对日军重要据点，特别是武汉、汉口等地的轰炸中也曾误伤过众多中国老百姓。

抗战中由于通讯以及沟通不良，还发生了多起误炸友军的事件。1945年，在豫西会战中的一次支援刘汝明部地面作战的任务中，美军航空队将友军误认为日军，结果一阵狂轰乱炸后，刘部损失了12门野炮、200匹军马和上百名官兵。

整个抗战中，我军因误伤损失最严重的则要算“六寨镇事件”了。1944年11月11日，日军攻陷桂林后， 97军军长陈素农电请重庆派机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等车站，可译电员误将“甲”译成了“寨”字。11月25日，美第14航空队9架B-25轰炸机将六寨镇炸了个底朝天，接着又用机枪对人群来回扫射。刚撤到六寨镇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1名中将、2名少将、8名上校以及200多名其他各级军官丧生，司令部特务团被炸死一半多，其他军民死亡人数过万，大炮、汽车被毁无数。

所幸战区司令官张发奎逃过一劫，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译电员虽被军法署判处死刑，但四战区之元气已大伤。这是我毕生遭遇之最大惨剧，柳桂会战也是我一生戎马所遇到之最不幸的战役。”“绝大多数军用交通工具与重要设备的损失，使我们不能再作出任何真正的抵抗了。四战区参谋处所有的文件，包括作战计划与军事训练都化为乌有了。”‘’

由于抗战初期空军作战飞机几乎没有无线电通讯系统，敌我识别异常不便，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非常著名的误击事件。1937年10月1日，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一架亨克尔He-110A0轰炸机被航校7期飞行学员彭周误击落。当日汉口王家墩机场发布空袭警报，机场上的战机纷纷起飞避敌，部分航校学员也驾机起飞。航校教官周庭芳、谢圣和等人驾驶5架霍克Ⅱ型战机起飞在机场上空警戒。

黄昏时分，三架双引擎飞机向机场飞来，此时上方的谢圣和等人驾机对这三架可疑飞机俯冲而下，因为教官本身比较有经验也比较沉着，认出了是我方He-110A0轰炸机，便驾机侧飞脱离开。岂料，早先起飞的一架由航校七期飞行学员彭周驾驶的霍克战机飞驰而下，没看清楚就开枪把带队长机给击落了，造成了包括十九中队副队长周莲如在内的六人遇难。

曾任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徐华江回忆：“彭周返回基地后，还非常高兴自己打下敌机一架，正在欢呼时，负责机场安全的航行股长立即抢上前去，猛力提起他的衣领并狠狠地掌掴下去，并大骂：你这自作聪明的混蛋，把自己的飞机打下来了。彭周则吓呆在现场，为自己的粗心懊恨不己。彭周原为广东航校飞行生，后编入中央航校第七期，十九队的飞行员若非念在他同为广东出身的份上，极可能当场将他格杀。

彭周被收押后，被军事法庭以过失杀人罪判处十二年从刑。同学们为他惋惜，校方也表示同情，于是师生共同起草陈情书，向兼任校长的蒋介石请求特赦，但批回的文件却是不准。”（彭周下狱后获得保释，降至十二期毕业从军，后因不容于部队长官，遂驾机投敌，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枪毙。）

抗战中我军的地面防空火力也曾多次误击空军战机，包括海军军舰也发生过此类事故。所幸整个抗战期间国军防空火力非常薄弱，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只有一次明确的误伤事故：1937年12月25日，空军第五大队二十五队少尉飞行员涂长安，驾机在广西柳州邓家塘执行任务时，被防军误认为敌机击落殉职。

抗战中不光有空军误伤空军、地面部队误伤空军、空军误伤地方部队和民众这些在战争中常见的事故，而且还发生了一起民众误伤空军的罕见事故。1942年1月8日，空军第二大队9架苏制SB-3轰炸机从成都太平寺机场出发，飞抵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日军，返航途中遭到了日陆航第54战队8架中岛97式战机的拦截，激战中我军1104号机被击落于长沙东南的东山，射击员高传贤跳伞落地后，被当地民众误认为是日军，刀伤颈部致死。

在当时那种落后的通讯条件下，我军出现误伤的这种事故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综合实力高出我军一大截的日军，也出现过多次误伤事故，在1943年11月28日的常德会战中，数架日机误炸了日军主力集结地区，炸死炸伤大批士兵，造成了日军极大的混乱。《东史郎日记》也曾记载：“三十三联队的一个中队，由于联络出问题，遭到友军飞机炸弹的洗礼，蒙受了很大损失。”

介于抗战初期我军严重缺乏无线电通讯系统，为了方便陆空之间联络，我军发展出了一套以白布在地上铺成符号，以便空中确认的办法。罗英德曾回忆其击落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后的一幕：“我在100英尺高度盘旋了25分钟，很快地一群士兵从附近跑来，将飞机的尾巴提起来，把飞机翻正。

一会儿，布板符号出现在平地上，符号是302团，这必然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部队。据我的经验，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摆出符号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之少。”这套当年最常用的通讯方法，却无奈的透露出了我军装备之落后，以及各项军事物资之短缺的窘况。中国军队不得不用这种近似原始的手段，来对抗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日本帝国的侵略，而这已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