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宋金元时期的哲理诗

缪钺先生《论宋诗》一文在比较了“唐宋诗之异点”后，曾如是写道：“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1]其所言者，正是宋诗的奥妙之所在。从题材的角度言，宋人“详唐人之所略”者，哲理诗即为其中之一。哲理诗因蕴含着种种理趣，所以又有称之为理趣诗者。其实，若着眼于“哲理”的角度进行审视，理趣诗只是哲理诗的一个方面，即宋元时期理学家们所创作的大量的理学诗，亦属于哲理诗的范畴。所以，本文所言及的宋金元时期的哲理诗，主要指的是理趣诗与理学诗两大类，而非是单一的理趣诗。

哲理诗一词虽然源起于西方，且在二十世纪初才被引进中国诗界，但融理于诗、以诗寓理，并使之理趣互关、情韵共长者，实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传统，如楚辞中的《天问》，以及东方朔《诫子诗》、班固《咏史》等，即皆为诗歌史上的早期哲理诗之作。哲理诗的最大特点，不仅在于能借助诗歌的形式，将人生的感受转化为哲理的反思，更重要的是能将一些抽象的哲理含蕴于鲜明的形象之中，给人以理性的启迪与智趣的审美愉悦。因此，哲理诗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即融哲学道理与盎然诗意于一体的一种诗，而其所体现的，则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在唐人诗歌中，虽然也存在着此类之作，且产生了不少名句，如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复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杜荀鹤“时人不识凌云松，直待凌云始道高”（《小松》）等，即皆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 但尽管如此，哲理诗之于李唐一代，实则乃为“唐人之所略”。宋代诗人正是抓住了唐代诗人的这一“所略”，并倍加努力，而使得哲理诗的创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受宋代诗人的影响，金元诗人于哲理诗的创作，也蔚为壮观。于是，哲理诗之于宋金元408年的诗坛上，便历史地成为了可与怀古诗、山水诗、题画诗、咏物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

一、北宋哲理诗的三大特征

哲理诗在赵宋一代的诗坛上，虽然是“详唐人之所略”的一份硕果，实则与当时诗人们“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大相关联。这是因为，深为宋代诗人所雅好的这一创作法门，不仅改变了唐诗重情韵、贵蕴藉、主兴象等的艺术特质，而且也导致了宋诗重气格、贵奇崛、尚理趣的美学风范之形成。此外，还值注意的是，宋代诗人多在禅学与理学中讨生活，即是说，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与哲学思潮，对于宋代诗人乃是有着极为明显之影响的。正因此，大量具有理趣乃至理致特色甚至包括某些理学成份的哲理诗，便先后大放异彩于两宋的诗坛，且名篇佳作，应有尽有，如魏野《盆池萍》、欧阳修《戏答元珍》、曾巩《咏柳》、王安石《元日》、苏轼《题西林壁》、《和子由渑池怀旧》、秦观《三月晦日偶题》、陈与义《襄邑道中》、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杨万里《晓行望云山》、陆游《书愤》、翁卷《冯公岭》、文天祥《过零丁洋》等，即皆为其中之代表。北宋与南宋，由于时代的使然，其哲理诗虽然是风格相殊，理趣有别，但却各以其鲜明的特色种成就，不仅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而且还共同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途。

从哲理诗史的角度言，北宋可称得上是一个名家荟萃、佳作如林的哲理诗时代。这一时期的诗人，在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的相互作用之下，由于对以诗言理的创作法门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因而乃推出了大量充满哲理色彩的理趣（理致）之作，从而为北宋诗歌独特风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诗人，如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曾巩、苏轼、秦观、陈与义等，就都曾创作了数量不等的哲理诗，且不乏脍炙人口的佳构。于是，北宋诗坛即因此而撑起了一片哲理诗的新天地。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北宋哲理诗所蕴含的理趣（理致）之“理”，综而言之，主要呈现出了三大鲜明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这三大特征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北宋哲理诗已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而且也奠定了哲理诗在这一时期的审美特质与诗学地位，所以值得特别关注。

（一）揭示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种种客观规律及其千变万化的物象、物态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并在诗歌中通过形象的语言进行表达，乃为北宋哲理诗之大端。如欧阳修《霜》、王安石《元日》、曾巩《咏柳》、苏舜钦《题花山寺壁》、苏轼《和秦太虚梅花诗》、秦观《三月晦日偶题》、陈与义《柳絮》等作，即均具有这一特点。这类诗歌，或旨在揭示事物的新陈代谢之理，或由自然现象引申出事物的某种客观规律，或展现大自然于运动变化中所反映的物理现象等，皆寓哲理于景语与情语之中，而给人以理趣盎然的审美感受。如王安石《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从表象的角度言，这首小诗所展示的是千家万户欢度元日的热闹景象，而着眼于哲理的角度以论，则揭示了自然界新旧更替的客观规律。类此者，另有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又如秦观《三月晦日偶题》：

节物相摧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作者以“偶题”的形式，意在告诉或者劝慰那些欲“挽留春”的“痴心儿女”们，大自然的万物都是有其运行变化之客观规律的，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语浅意深，只眼别具。王安石《即事三首》其三[2]，以及苏轼《泗州僧伽塔》中的“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四句[3]，所揭示的哲理，即皆与此相类。再如陈与义《襄邑道中》一诗：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这首诗以纪行的手法，于诗人的视觉错误之中，向读者揭示了事物的运动与静止是相对的存在形式这一客观道理。从总体上讲，诗人们于这类诗中，通过对诗意与画面效果的双重展现，而使得抽象的哲理与盎然的诗趣有机结合，既生动活泼而又充满了理趣。

（二）反映人生哲理。反映与昭示社会及人生理趣的哲理诗，于北宋诗人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些咏物诗之中，如魏野《盆池萍》、欧阳修《霜》、王安石《孤桐》、曾巩《咏柳》、苏轼《题沈君琴》、陈与义《柳絮》等，即皆为其例。借咏物诗以寄托作者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与人生价值的判断，以及寓理趣于描定的过程之中，是北宋哲理诗所凸显出来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由于诗人们的认识不同，其中所蕴含的理趣也就各不相同，如曾巩《咏柳》一诗：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更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作者咏柳，其立足点却是“犹未变初黄”的“乱条”，仅此，即可知此诗是有所寄托的。换言之，这首小诗中的“乱条”，其实是作者用来比喻遇事摇摆不定的小人的，其因有所“倚”之故，而不可一世，但当其一旦失势，则又有如清霜下的枯枝一般。咏柳而蕴含人生哲理，堪值称道。又如苏轼的《蜗牛》：

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这首小诗，是苏轼《雍秀才画草虫八物》组诗中的第七首。即是说，作者在这首诗中所咏写的蜗牛，乃为其友人雍秀才之所画，而非是生活于大自然中的实实在在的蜗牛。诗中借蜗牛的“腥涎不满壳”，对那些不顾一切的追名遂利者进行了辛辣讽刺，以意在揭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这一人生哲理。而较这首诗在揭示人生哲理方面更具特点者，则是苏轼著名的《题西林壁》一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之所以为更具特点者，关键就在于作者通过对庐山雄姿的展现，向读者引申出了两个方面的哲理，其一是指前两句之所写，其二则为后两句之所云。前两句重点阐述了对事物的观察与分析，可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方法切入，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的道理；后两句启示人们在办事或者分析问题时，一定要统观全局，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免片面地作出判断；同时还指出观察事物一定要身处其外，而不得身处其中，否则就会使当局者迷。全诗四句，寓意多层，实为北宋哲理诗中的上乘之作。

（三）表现佛禅义理。北宋是一个佛禅盛行的时代，所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诗人，大都以礼佛参禅为能事。于是，佛禅义理中的某些理论、观念、学说，以及禅宗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的过程等，便会很自然地为诗人们引入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而使之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趣，即表现佛禅之理的理趣。而与佛禅关系密切的苏轼，则是创作这一类哲理诗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如其《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有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四句诗，就其内容言，主要是讲人的一生有如雪泥鸿爪一般，看似有迹可寻，但却转眼即逝，实则难以长久。这是一段蕴含着禅理的议论，它不仅将自然现象上升为哲理，使人生的感受也转化为理性的反思，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4]。类似之作，在苏轼的诗集中还有很多，如《琴诗》（一作《题沈君琴》）即为其一：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此诗是明显地受到了《楞严经》影响的产物。《楞严经》有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无妙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苏轼于诗中之所写，即是对这一佛典的直接化用。而其所揭示的，则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二者既对立统一，又缺一不可，从而启迪人们要重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全诗化抽象为形象，极富禅理趣味。其他如《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六和寺冲师闸山溪为水轩》等，都重在表现诗人对禅理的体悟。苏轼之外，由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亦雅好此类哲理诗的创作，而使得这类哲理诗的创作在北宋中后期成为一种风气。

二、南宋的理趣诗与理学诗

由于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哲理诗之于南宋，一方面在北宋诗人开辟的路途上向前发展，一方面则因北宋邵雍等理学家之故，而分化出了另一种形式的理趣，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哲理诗，这就是充满着理学色彩的理学诗。所以，南宋的哲理诗，主要是由理趣诗与理学诗两大类所构成。固然，理学诗之于北宋已存在，但其创作实绩却是难以与苏轼等大批诗人的理趣诗相提并论的，而南宋则不然。南宋的理学家既众，其于理学诗的创作亦特色独具，更兼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的介入，而使得理学诗的创作在当时盛况空前，以致形成了一种时尚与潮流。

受北宋诗人艺术实践结果的影响，南宋诗人之于理趣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上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二是进行了各种程度、各种形式的理性总结，而总结又是有利于创作的再提高的，因之，南宋理趣诗的创作便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格局。其中影响最大的诗人，乃有杨成里、陆游、张栻、朱熹、卢梅坡、叶梦得、赵师秀、翁卷、郑震、真德秀、叶绍翁、文天祥等人，而以“活法”著称的杨万里，则又为其中的一位杰出者。作为南宋最具特点的诗人之一，杨万里不仅创作了数以十计的理趣诗，而且多为精品之作，如其集中[5]的《晓行望云山》、《郡圃残雪二首》、《上章戴滩》、《岸沙》、《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夏夜玩月》、《明发石山》、《已至湖尾望见西山》、《苏木滩》、《道旁小憩观物化》等诗，即皆为其例。请看《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其五：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出拦。

这首诗的内容虽然较为平淡，但诗人却能于日常生活的习见现象之中，敏锐地捕捉到某种具有新鲜感的事物，以表达“困难重重、可望而不可及之理”[6]。即是说，全诗表面上写的是“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这一行迹，但诗人于诗中却主要讲的是 “下岭”与上山，认为二者有着同等之艰难。因此，从哲理的角度讲，作者旨在通过这首小诗提请人们注意：获得成功固然需要付出，需求有思想准备，但成功后的路途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仍然需要付出，仍然需要有所思想准备的。用生动的语言与形象的比喻，以表现出某种理趣，这是正杨万里哲理诗有别于他人同类之作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杨万里诗歌由于“活法”之使然，不仅具有清新活泼的语言特点，而且往往还能独辟蹊径，因设想新奇而出人意表，并于哲理诗中表现出自然物理的某种规律。如《晓行望云山》一诗：

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在包括宋代诗人在内的所有古人的认识观中，山为自然界的永久静止之物，即其是既不会“消”也不会“长”的，但杨万里却于此诗中一反“常规”，认为“却有一峰忽然长”。这一认识，与其《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一诗中的“忽然觉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独自行”两句所写一样，均出人意表，而事物运动与静止都是相对的存在形态这一哲学道理，亦因此而被反映与表达。又如《明发石山》一诗：

明发愁仍集，寒云又作屯。悬知今定雨，正坐夜来暄。便恐禾生耳，宁论客断魂。山深更须入，闻有早梅村。

就诗题而言，这是一首典型的纪行之作，但诗中所揭示的哲理，所表现的理趣，却与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其都旨在告诉人们这样一种道理：作任何事，都会遇到困难，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绝处逢生，出现转机，进而获得成功。

与杨万里同时的朱熹，既是一位理趣诗人，更是一位理学诗人。作为理趣诗人，朱熹创作了《春日》、《观书有感二者》等一系列哲理诗史上的优秀之作，且影响深远。朱熹的这些理趣诗，从总的方面讲，其表现在艺术与审美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含义丰富，表现蕴藉，“趣味横溢，百读不厌”[7]，并具有“竹映桃花、珠走玉盘之妙”[8]。但就朱熹现存的全部诗歌（1300多首）而言，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则乃首推那些具有“探究理性、发明圣道”特点的理学诗。这一诗歌事实的存在，与朱熹为“道学中人”即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并力主“道者，文之根本”的创作宗旨等，乃是大相关联的。

理学诗之于赵宋诗坛，早在北宋仁宗、英宗时期（1023—1067），即已诞生，其中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便都是当时理学诗创作的代表人物。对此，我们从严羽在《沦浪诗话·诗体》中将邵雍的理学诗称为“邵康节体”者，即略可窥获之。理学诗由于是理学家表现在文学特别是诗歌方面的一种直接产物，因而“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的信条，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其最须遵守的创作纲要。正因此，理学诗又被称之为“学者之诗”，以示与“诗人之诗”相区别。而朱熹的理学诗，则是一种地地道的“学者之诗”（只有少许例外）。对于朱熹的理学诗，方回在《送罗寿可序》一文中曾大加称道，认为：“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9]以“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八字对朱熹的理学诗进行评价，表明了朱熹理学诗在当时已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的。对此，李重华于《贞一斋诗说》中将朱熹诗置于范成大之上而与陆游相“偶对”者，又可为之佐证。

朱熹的理学诗，如果将《训蒙绝句》九十八首[10]一并计算，其数量大约有300首左右，仅此，即可见出朱熹对南宋理学诗繁荣与发展的贡献之大。朱熹的这300首左右的理学诗，从“理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又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为“发圣门理义之秘”的“阐说义理类”。这类理学诗，是朱熹理学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既多，理学的色彩亦甚浓，代表作主要有《训蒙绝句》九十八首、《斋居感兴二十首》、《鹅湖寺和陆子寿》等。仅就诗题而言，可知这类诗乃是多由大型组诗结撰而成的。这类理学诗最突出也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诗中多借助各种物象以申说义理。但由于诗中所申说的义理，往往过于专业化而缺少形象性，因而有讥其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而事实上，这类诗若专就“阐说义理”而言，是颇为成功与出色的，如《斋居感兴二十六首》这一大型组诗，所述即都是“探索微渺”的义理之辨，且不乏卓识的见。

其二是以儒析佛、以佛证儒的“融合渗透类”。作为理学家，朱熹一方面在儒家学说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又与佛、道关系密切，正因此，其深藏于胸中的“圣人义理”，便往往与佛道精神相互交织、互为作用，进而则逐渐向哲学思想转变，于是，也就因此而诞生了融合渗透类的理学诗。如《自禁示平户》一诗有云：“ 园融无际大无余，即此身心是太虚。……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在这四句诗中，作者将其哲学观点和佛道学说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与渗透。而导致这种融合与渗透相互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因，就是作者在仕途失意、抱负无望时，以企望从中求得思想与精神方面的解脱。类似之作，在一部《朱文公文集》中，乃有数十首之多，如《读道书作》、《过武夷山作》、《再赋解嘲》等诗，即皆为其之具有代表性者。

其三即融理学与自然为一体的“亦情亦景类”。这类诗是朱熹理学诗中的精华部分，其不仅具有形象生动鲜明、理学趣味盎然等特点，而且还给人以强烈的艺术审美感受。如《曾点》、《夜雨》、《陶公醉石归去来馆》、《出山道中口占》、《醉下祝融峰》、《次秀野韵五首》、《云谷二十六韵》、《庐山杂咏十四首》、《十梅诗》、《偶题三首》、《夜坐有感诗》等诗，即皆为这类理学诗之佳者。请看《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玉树多。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通过意象捕捉与景物描写，而使哲理蕴含其间，是这两首诗所共有的特点。但二诗所不同者，是第一首重在反映诗人达观自适的人生境界，第二首则主要写诗人在自然风波中对人生哲理的体悟。虽然如此，读者从中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极具情景交融特质的审美韵味。所以，这两首理学诗与上举的《春日》等理趣诗一样，都是诗朱熹哲理诗中借景喻情以阐明某种哲理的佳构。因之，从作品审美的角度进行认识，这类诗作，实则为朱熹理学诗中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一类。

朱熹的理学诗大抵如上。与朱熹在哲学方面并称为“鼎足而三”的陆九渊、叶适二人，其理学诗亦属如此。陆九渊与其弟陆九龄及吕祖谦，都是当时著名的“鹅湖之会”的代表人物，因之三人与朱熹一样，也都创作了不少理学诗。而形成于“鹅湖之会”前后的“鹅湖和诗”（含其后朱熹所作《鹅湖寺和陆子寿》等诗在内），则更是理学家们表现在文学方面的一次盛举。这次的“鹅湖和诗”，不仅推出了一批诗情浓郁、形象鲜明、哲理深刻的理学诗，并且还是南宋理学家摒弃“诗是余事”认识的最好见证，而或此或彼，于南宋理学诗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三、金元时期的哲理诗一瞥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哲理诗行进的脚步在迈入了金代与蒙元之后，就已基本停步不前了，所以，已行世的各种文学史著作（教材），大都对这两个时期的哲理诗避而不谈，或有言者，也只是以述说之辞一笔带过。而事实上，金元时期的诗人们不仅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哲理诗，而且与道学即“新儒学”的关系，也是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密切的，对此，我们只要将一部《元史》略加翻检，即可准确获知。即是说，与《宋史》、《新唐书》、《隋书》等历代史籍相比，《元史》取消《文苑传》或《文艺传》而将其内容编入《儒林传》的举措，表明了理学在当时的士大夫文学家之中，已是极为盛行的。而宋末元初诗人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与元代著名理学家金履祥编《濂洛风雅》的事实，又可对此为之佐证。《文章正宗》一书凡二十卷（附续集二十卷），由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者组成，“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11]，是一部“以理为宗”的诗文选本。而《濂洛风雅》一书所选录者，虽然是“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诗”[12]，即其为典型的“道学之诗”而非“诗人之诗”，但这一事实所反映的，却是理学诗在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5年）的一种社会需求。这两种选本的问世与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理诗在金代与蒙元时期，乃是颇为繁荣昌盛的。

金代与蒙元初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虽然存在着许多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但各自时期的哲理诗却是颇具区别的。要而言之，金代的哲理诗，重点表现在理趣方面，而蒙元的哲理诗，则是以理学为主的，因之，理趣与理学，即成为了金元两朝哲理诗的一道分水岭。在金元诗歌的流变史上，其哲理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野，关键就在于，北宋与南宋的理学于金代虽有所涉及，但却并未造成影响、形成气侯，而于蒙元则被全部承袭并大加发扬。正因此，后人才有了“宋元理学”、“宋元学案”等并列式的说法，即在持说者看来，元代的理学与宋代的理学，乃是极具渊源关系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从总的方面讲，金元时期的哲理诗，是既各不相同，而又各具特点的。

金源一代的哲理诗，可以元好问为其代表。作为“大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的哲理诗以诗意浓、理趣胜而著称。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在于诗人往往能通过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意象、不同的事物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采用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从而获得某种哲理与情趣。在《元好问集》中，如《台山杂咏》、《曲阜纪行》、《南关二首》、《十月二十日雪》、《周才卿拙庵》、《读书山月夕二首》、《超禅师晦寂庵》、《万化如大路》、《答俊书记学诗》、《论诗绝句》等作，即皆为具有这一特点的理趣诗。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理趣诗，才使得元好问在哲理诗史的星空里，闪耀着璀灿的光芒。下面是其《台山杂咏十六首》中的两首诗：

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其四）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其五）

诗题中的“台山”，即座落于今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就诗意言，这两首绝句主要写作者置身五台山时之所见，并由所见而产生了具有哲理性的所想。而值得注意的是，两首诗在结构上与苏轼的《题西林壁》不仅极为相似，而且第四首的最后一句“争教坡老不曾来”，还直接将苏轼进行了关联，则元好问此前曾受到苏轼哲理诗的影响，乃是不言而喻的。但尽管如此，元好问的这两首诗所蕴含的哲理，却又是与苏轼《题西林壁》大相区别的。如上所言，苏轼《题西林壁》所揭示的，主要在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哲理，而元好问的这两首诗则旨在告诉人们：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更好地洞察宇宙与人生。从哲学的角度讲，这两首诗之所言虽然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苏诗强调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元诗则指出一切应以现实为基础。二者思路相反相承，理趣相得益彰。再看其《周才卿拙庵》一诗：

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

仅就诗中“悟门”、“拙里”、“大巧”等语词言，即可知这是一首铙富理趣的哲理诗。全诗所写，虽然是对周才卿诗才的赞美，但重点却是放在“拙庵”二字上。周才卿为元好问好友，号拙庵，工诗文，而正是这“拙庵”二字，引出了元好问在这首诗中的一翻议论。诗的大意是说，周才卿的诗歌颇具悟境，如春风过水般略无痕迹；其才华大巧若拙，即使取了“拙庵”的别号，这对于其才华来说，也是藏不住、遮不尽的。诗人于其中所烹炼出的哲理则为：无论是为人还是为诗，都不要过于张扬，而应藏“大巧”于“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品味人生，写作佳构。

金代还有许多进行过哲理诗创作的诗人，且不乏佳构，如蔡珪《闾山》、党怀英《渔村诗画图》、秦略《麝香》等诗，即都是有着与元好问上述之作相同特点的优秀之作。这些哲理诗的相同特点表明，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总之，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哲理诗，无论是就其意象、情韵乃至理趣等方面言，都是堪可与宋元时期的同类之作比美的，因而也是值得文学史家们特别予以关注的。

元代的哲理诗与南宋一样，即其也是由理趣诗与理学诗两大类构成的，但后者却较前者的成就更著、影响更大。理学诗在元代之所以较为兴旺发达，是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深刻的历史原因的，综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理学被元廷于皇庆二年（1313年）正式定为官学，同时还规定“四书”为科举取士的必考经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的标准读本。其二是理学在元代的门派之多与成员之众，均在其他时期无可与之相比。以门派论，如北方学派、鲁斋学派、江右学派、金华学派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且其在当时均极具声势与影响。正因此，元代理学在理学发展史上，乃创立完成了儒、佛、三教合一的综合思想体系。这在中国哲学史抑或中国思想史上，都属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元代的理学诗，即是因了这三教合一的“新兴理学”而蔚为壮观。据对顾嗣立《元诗选》、顾嗣立、席世臣《元诗选癸集》等书的粗略统计，可知在元代进行过理学诗创作的理学家诗人，乃在百人以上，其中在理学、诗歌两方面均具造诣者，则有赵复、郝经、刘因、许衡、赵偕、饶鲁、吴澄、柳贯、虞集、黄溍、魏崇武、欧阳玄、胡炳文、金履祥、许谦等数十人。仅就这一份名单言，北宋与南宋的“理学诗派”，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于元代理学的特殊性（成为官学）与开放性（三教合一），因而给理学诗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其结果则是使理学诗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一）理学诗中理学成份被削弱与淡化；（二）增强了诗中情韵与理趣的色彩；（三）注重情、景、理的有机结合。一言以蔽之，元代理学家的理学诗，已经没有了如北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南宋朱熹《斋居感兴》等那样“语录讲义式”的直白阐说义理之作，即其大都由“学者之诗”一变而成为了“诗人之诗”。这是理学诗在元代的一大进步。而刘因的理学诗，即是这种进步的最佳代表，对此，我们从顾嗣立在《元诗选》初集中为刘因所撰小传之评语，即略可知之：“静修（刘因）诗才超卓，多豪迈不羁之气。”[13]刘因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被清代学者全祖望称誉为“元北方两大儒”之一（另一大儒为许衡），顾嗣立以“豪迈不羁之气”评其诗者，表明刘因之诗乃确由“学者之诗”变化成了“诗人之诗”。而永瑢于《四库全书总目》之所言，又可为之佐证：“（刘因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者。”[14]刘因诗歌的这些成就表明，元代理学家的诗与两宋理学家的诗，是不可相提并论与同日而语的。下面以刘因的两首诗为例，略作论说。第一首为《下山》：

峻岭崇冈凭意登，要收景致入高明。下山却向山头望，始觉从前险处行。

刘因的理学诗，以情韵深长、理趣盎然为其总的特点，而这首《下山》诗即正是具有这一特点的代表作。诗的题目虽然为“下山”，但作者于诗的前两句却从上山写起。而且，一个“凭”字，乃将诗人登山前的决心和盘托出。即在诗人看来，无论是高峻的山岭，抑或起伏的冈峦，都是难以挡住其“要收景致入高明”的决心的。后两句始着笔于下山，主要写作者下山后回头之所看，以及由所看而产生的所感。而这所感，即为这首小诗所蕴含的哲理：要想获得成功，就必然会付出艰辛的努力。全诗融情、景、理于一体，既有山势险峻之美，又具盎然之理趣，且诗人的审美体验亦寓其中，实属理学诗中的精品之作。第二首为《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这首诗也是情、景、理三者有机结合的佳例。全诗四句，在结构上却颇具特点。前两句主要写诗人于“寒食道中”所见之景，后两句则是作者因这所见景而抒发的感慨，也即为作者因景生情的一番议论。所以，这首小诗写作者在“寒食道中”之所见者，实际上只有“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两句，而其所揭示的哲理，则是蕴含在“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十四字之中。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人生世上，有生有死，花开花落，一年胜似一年。作者藉此以揭示出的哲理为：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前进的。全诗把诗人于寒食节的所见景象与对哲理的彻悟合而为一，使情、景、理三者互为交融，令人回味无穷。

以上的例举表明，作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理学诗，不仅没有两宋“理学诗派”枯燥乏味的义理说教成份，而是极具凝重深厚、情韵深长、理趣盎然等特点。而在有元一代，与刘因理学诗相类似者，仅从顾嗣立《元诗选》即可获知，尚有姚枢、许衡、吴澄、虞集、柳贯、黄溍、欧阳玄等众多的理学家之作。这一事实表明，在元代的理学诗与理趣诗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即二者因都注重于对理趣的追求，而使之达到了合而为一的审美境地。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元代理学诗较两宋理学诗乃更为优秀。而此，即是理学诗表现在在宋、元时期的一种历史真实。

注释：
[1]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王安石《即事三首》为一组五言律诗，其中第三首为：“日月随天旋，疾迟与天谋。寒暑自有常，不顾万物求。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上古历，回环今几周。”（《宋诗钞·临川集补钞》第3138页）本文言此诗与秦观《三月晦日偶题》为同一类之哲理诗者，所指主要为前4句。
[3]苏轼《泗州僧伽塔》一诗，为一首歌行体七言古诗，凡整20句（参见中国书店影印本《苏东坡全集》第60页），本文此处所引为该诗的第9句至第12句。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5]此处所言杨万里之“集”，所指为《宋诗钞》著录杨万里之《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等，特此说明。
[6]阎福玲《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载《中州学刊》1995年6期。第101页。
[7]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8]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下册，第十二章第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9]方回《送罗寿可诗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10]《训蒙绝句》，或作整百首，或作九十八首，宋人载述不等；而其是否为朱熹所作，亦殆若诉讼，持非朱熹说者，主要有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等，但其所依理由，均不足以证这一大型组诗为伪作。所以，本文此处仍从旧说。
[11]永瑢《四库全书部目》卷一八七《文章正宗》，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699页。
[12]永瑢《四库全书部目。卷一九一《濂洛风雅》，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7页。
[13]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上《甲集·静修丁亥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9页。
[14]永瑢《四库全书部目》卷一六六《静修集》，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430页。
（本文原载《宋金元诗通论》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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