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李卫当官》的或许都知道这一幕，在畅春园中，康熙帝与李卫并肩而坐，询问李卫当一个什么官合适，李卫回答说最少也要混个臬台当当（臬台即按察使为正三品），康熙帝哈哈大笑说，就算是两榜进士出身也就实放个七品知县。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知识点，那就是何谓“两榜进士”呢？说起这事还得从明代科举制度说起，因为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是沿袭了明代的制度。
明代科举场上有着“两榜出身”的说法。在科举考试场上，既通过乡试(乙榜)中了举人，又通过殿试(甲榜)中了进士并最终获得官职的儒士，就称为“两榜出身”。两榜进士的含金量很高，被视为绝对的正途出身，因为不是所有的进士都是两榜出身，也就是说有不少考生没有参加乡试却参加了殿试而考取进士的。
因此，统治阶级拼命宣传“两榜出身”的目的，是以此给广大儒士作个样板，使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天从早到晚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通过科举考试而升官发财。这显然是通过笼络知识分子，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不过，即便是两榜进士也不意味着就有高官厚禄，通常情况二三甲的进士是不能立即授官的，而要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之后或授翰林，或授低级官职。庶吉士是明代翰林院所属机构庶常馆学员，或称庶常，掌管诰敕之事。
自永乐二年(1404年)始，庶吉士专属翰林院，明成祖朱棣把翰林院当作官吏储备的机关。据史籍记载，永乐二年的殿试后，学士解缙受成祖之命，选取曾棨等28人(以应天上二需十八宿之数)入翰林院读书，庶吉土周忱以己年幼，请求随入翰林院学习，获得朱棣赞许。
明廷对这29人给予很高待遇，发给他们笔墨和纸张，每人月钞三锭供应每日早晚饭食，他们每五日可沐浴一次，外出备有车马。朱棣还经常亲到翰林院督促和检查，他时时提出各种疑难问题，考核29人的学习效果。
但不久成祖发现这29人追求虚名和浮华，不认真读书，自己命令背诵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竟无一人能全诵。于是决心惩治他们一下，下令将29人全部发戍边远地带充军，又令他们去干搬运木材的苦力。这使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儒士苦不堪言，纷纷表示，如能回京一定奋发上进。
朱棣看到自己的惩治目的已经达到，下令将他们召回，重入翰林院读书。这29人经此挫折，果然都吸取教训，认真读书，奋发上进。后来，周忱等10余人都成为有名望的官吏。
明代“馆选”后，朝廷任命翰林院、詹事府中官阶高而又资历深的一人为教官，称为教习。3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者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其余的人出任给事中、御史，称为“散馆”。天顺二年(1458年)，英宗规定非进士不准入翰林院，非翰林出身的进士不准入内阁，以及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和侍郎、吏部右侍郎等也均须由翰林出身。
这样，“庶吉士始进士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事实上，明朝170多名宰相中，由翰林出身者占9/10。庶吉士事实上已成为明朝宰相的后备队了。
明思宗朱由俭即位前后，大厦行将倾覆。为了挽救这一危急局面，年轻的明思宗励精图治，重视任用既有才干又有实践经验的人为官，打破了内阁臣僚专用翰林的旧例。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翰林出身的大学士郑以伟在一件奏章中看到“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当场为思宗纠正。
对此，思宗感到翰林虽有学问，但缺乏办事经验和能力，于是产生了内阁之臣不再专用翰林(即庶吉土)的念头，任用非翰林出身的官吏入内阁办事。以后，他又多次下令从府、州、县官中挑选才学兼优者出任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宰辅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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