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历史沿革与聚落变迁

历史地理背景

　　福建面朝大海，背靠武夷

　　地势西高东低

　　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

　　西部为武夷—杉岭山脉

　　中部为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山脉

　　泉州位于戴云山

　　与大海之间的晋江流域

　　“濒海者恃鱼盐为命，依山者以桑麻为业”

　　坐拥山海形成了泉州多元的生计模式

　　“富商巨贾，鳞集其间”

　　优良的港口、闽越人的文化积淀

　　随着族群的活动

　　带来了繁荣的贸易与多元的文化

　　山、江、海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环境

　　影响了泉州的城市营建

　　海防体系的构造和商贸市镇的分布格局

　　族群活动

　　因为特殊的地理形势

　　福建的族群活动主要分陆路和海路两大迁徙路径

　　海路对泉州的影响最深

　　河谷和山间孔道也成为族群迁徙的重要途径

　　南安丰州狮子山、柯厝山、大盈、晋江庵山

　　惠安涂岭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

　　史前时期闽越人已在此繁衍生息

　　形成了沙贝遗存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

　　自东汉末年以来，陆续有中原人士南迁泉州

　　出现若干次移民高潮

　　中原汉文化与闽越文化交融共生

　　唐宋以降，来自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人群

　　出于经济、宗教、政治等多种原因

　　部分定居泉州

　　而以宋元时期为最;畲、满、蒙古等族群

　　也在不同历史阶段融入泉州社会

　　各族群的到来、交融

　　为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独特景观

　　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

　　伴随着人口迁徙和商贸交流

　　泉州逐渐形成了以闽越文化为背景

　　以中原移民的汉文化为基础

　　融合了多元外来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

　　泉州水陆变迁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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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泉州为沙洲岛屿，“在今泉州周围钻探都有海泥土发现”，“市内中医院地层下部也有10 米海滩土沉积且较为新鲜”，“故从三国迄唐初，所置东安县、晋安县、南安郡和丰州，治所都设在今南安丰州”。

　　唐代，“到圣历二年(699)复置武荣州后，泉州沙岛已经连陆”。为海外交通贸易方便，遂将州治移迁泉州。《读史方舆纪要》载，泉州地区“凡诸港、浦、埭、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泉州的围垦从唐代开始。东湖“北距北山，南距海”，“在古最巨”;湖的南边受海潮漫淹，都是盐碱土，由此推测，东湖由泻湖演变而来。

　　宋代，晋江河道已有两个草洲浮现，后成菜洲和云洲，浮桥下方河段在此分流而成两支港汊。北汊河段流经市舶司和通籴桥，至天后宫汇入南汊港道，河道尚较宽广。

　　元代，“经扩城和围占，北汉港道变窄，形成今日之破肚沟”。

　　至明，江中又现沉洲和中芸洲，晋江河道开始淤塞;宋代东湖“”，至此也成为“坳堂杯水”小湖。泉州一带水陆整体格局在该时期基本定型。

　　此后，随着泥沙淤积和人工围垦，陆地面积进一步扩大，遂成今日之水陆岸线。

　　城垣形制

　　公元280 年，建元妙观;686 年，黄守恭在丰州城外建桑园一座，后“舍宅为寺”，为开元寺，是泉州古城空间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建筑之一，均早于泉州城垣的建设。700 年，泉州原始罗城开始形成;718 年，丰州州衙迁入，泉州正式建城;804 年，罗城西北部首次展筑。886 年，刺史王潮创泉州子城，形制方整。后多次拓展罗城：904 年，刺史王延彬之妹出家于西禅寺，故拓城以包之;943 年，清源节度使留从效对泉州城重新规划扩展;963 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扩罗城;1203 年，知州游九功筑西南翼城;1352 年，泉州路达鲁花赤契玉立筑东南翼城，并将两翼城连成一片;至1658 年，罗城最后一次扩展，泉州古城正式定型。

　　轴线格局

　　泉州城最早的轴线是子城中的“丁”字轴线。由衙署前横街与衙署门口垂直于横街的纵向街道组成。衙署门口两轴线相交处一般是城市重要的标志性节点，即“双门前”。大概在今天泉州城钟楼的位置。五代留从效扩罗城，泉山门外向北扩展，“丁”字一竖向北延伸成“十字”。东西二街展为城市发展东西方向的主轴线，东联乌屿港，西经丰州与南安、安溪、德化等内陆腹地连接。在双门前开十字街，形成泉州老城第一个十字街，称为“顶十字”。东西向次轴线“下十字”大致成形于宋代，主要沿宋罗城南城墙的方向发展。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宋代蕃坊的建立和城市经济中心的南移。这条轴线往东主要联系的就是泉州另外一个重要港口—后渚港，往西则主要与漳州、广东取得陆上联系。

　　街巷体系

　　唐代泉州实行坊市制，见诸于文献的有南俊坊、灵瑞坊、通淮坊(在今小泉涧巷一带)。宋代废坊市制，改街巷制，《清源留氏祖谱·鄂国公传》中记载，留从效“教化间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说明当时街市两旁的多层房屋已经出现，最终形成“一纵两横、双十字街”为骨架、网格型与鱼骨形并存、街坊尺度由内而外逐渐扩大的特色街巷体系。1924 年，民国政府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拓建中山路骑楼街，古城内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街巷尺度和街巷格局。

　　功能布局

　　唐五代时期，行政类公共建筑依泉山、府后山而建，形成城市的核心，是“丁字格局”的基础;衙城作为节度使分藩割据的治所，其规模和建制效仿《考工记》宫城规划制度，为“三朝三门”、前朝后寝布局，衙城的正南门为谯楼，谯楼前为丁字街。宋元时期，城市轴线拓展，城内坛庙寺观由内而外围绕行政中心布置，由北而南祭祀的对象从天地之神到海洋之神，体现了特定时期内泉州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的秩序;市民生活空间基本依附在城市主要街巷，形成 “双十字街”。泉州在宋初实行乡里制，城内分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四厢，南宋增加南厢，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城内画坊八十”可知，宋代泉州城内“厢”下有“坊”，如“蕃坊”、“昼瑾坊”、“忠厚坊”和“宣明坊”等等(陈垂成、林胜利《泉州旧城铺境稽略》)。宋代推行保甲法后，泉州府的行政区划层级是“厢”、“坊”、“街”。元时，泉州城区设立三个“隅”，“隅”下基层管理单位相对薄弱，一种融历代乡里制及地域文化，类似于保甲制度“铺境”体系，作为城市基层行政单位和空间区划的制度在泉州逐渐确立，并在明清时期时期得以发育完善。其实质是“隅→图→铺→境”组织体系的基层组织，隅下设图，图下设铺、铺下再分境(铺境很快取代了图隅)。“铺”，实际上成为明清官方所利用和推广的一种城市社区区划单位，并整合吸纳了民间信仰区域单位的“境”。经过官方和民间双方的共同作用，官方的空间观念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相融合，形成了铺境这一独特社会组织方式。“铺境空间”是明清泉州城市社区形态构成的基本单元，道光版《晋江市志·铺递志》记载，“举闾阎、耕桑、畜牧、仕女、工贾，休戚利病可考。”可见铺境空间承载着人们的生活起居、生产贸易、休养生息、邻里交往、娱乐休闲等日常活动，每当节庆或者神诞之日，社区居民在此举行隆重的庆典遗址，同时，铺境庙作为社区的公共场所，也是定力乡约和处理地方民事争端的地方。明清时期，城市的政治中心被陆路提督军门所取代，反映出城市的经济职能已经没落，军事防御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城市建设理念，拆除城墙城门进行现代城市建设，形成骑楼商业街，清提督府园林改为中山公园，成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

　　新石器、青铜器时代，闽越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其独特的海洋文化;3 世纪至10 世纪汉人南迁，与当地闽越族人融合，开发晋江流域的农业。基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多种生计方式间彼此交互，长、短途贸易的结合，进一步促成闽南内部的整合，导致经济文化区的一体化。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10 世纪下半叶至11 世纪末，泉州地方经济有长足发展，在海上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域外文化随着外来族群进入泉州。汉人的中原文化与闽越人海洋文化融合，奠定了泉州文化的基础。唐代欧阳詹等泉州士人开始进入王朝政权系统。

　　东方第一大港与世界宗教博物馆

　　1087 年宋廷于泉州设立市舶司，开启以泉州都市中心或海港为核心的海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大发展的历史进程，泉州一跃成为当时东方第一大港，繁荣至14 世纪后期。商贸市镇兴起，桥梁、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在区域内大规模建造。文教昌盛，泉州士人在宋王朝历史占有重要地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在泉州并存，宋代新儒家的朱子理学也在泉州地区的广泛传播，多元文化在此交汇。

　　泉州文化个性的再造

　　由于14 世纪后期的战乱，与后来的政治压制，泉州的社会经济虽在明末极盛一时，与宋元却已不可等量齐观。在经济衰弱之际，正是泉州本地思想文化高度发达阶段，在思想、政治、军事和艺术等领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通过宗族、商贸，泉州与台湾的联系更加紧密。宗族在该阶段普遍建立，民间信仰也更为丰富。宗族、信仰、民俗、艺术等要素被重新塑造，成为今日泉州文化个性的核心。

　　华侨与近代泉州

　　宋元以来，泉州处在非常活跃的环南海贸易网络之中，在贸易网络基础上，明末以降逐步建立了大型的移民网络。移民对家乡人文传统的认同，是泉州晚清民国文化传承和变迁的重要因素。华侨引入西方的思想、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音乐、美术、建筑艺术以及风俗节庆等，影响了泉州近代革命、经济、教育、社团、宗族、民间信仰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形成近代泉州侨乡文化，该文化从空间、贸易、宗教等多个角度参与塑造泉州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