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24名基督徒死守南京城，拯救难民，保留铁证！

矗立在大屠杀纪念馆南端的巨大的十字架，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个悲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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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亡灵来说，十字架亦寓意着安息，寓意着救赎，寓意着渴望和平！而对那些侵华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后代来说，这十字架寓意着忏悔！深深的忏悔！

在今天这个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日子，很多人都在重复着同一句话——不忘历史。可是，却又这样一群英雄，却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很少被大家知道。当许多教外朋友，在说着“传教士侵略中国”的谬论时，却忘记了当年南京城中，24位基督徒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性命！

昔日洋鬼子，今日守护神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

有22名基督徒自愿留在南京，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传教士，另一些是信耶稣的教授、工程师等，他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 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2名基督徒保护了3万多难民。

在战争爆发前，许多中国人看到西方人时，都将其称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后，人们从内心里改变了这一称呼。他们将这些西方人称为之“活菩萨”、“守护神”。

难民们说：“使南京的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基督徒。”1938年2月17日，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难民们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两三千人跪在大草坪上大哭，恳求拉贝留下。也是在这巨大的灾难中，许多难民开始接触耶稣、相信基督教的民众逐渐增多。

9万中国守军逃离， 他一人返回南京

贝德士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 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 月21 日正午12 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 年8 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24位基督徒。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的饶家驹神父，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加红色的十字架。大批难民涌向有十字架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弟兄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这些留守的基督徒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国基督徒们决定冒险。

第72 军军长兼第88 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弟兄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弟兄与辛德贝弟兄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外国基督徒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铁证如山，让世界知道日本的暴行

费奇与中国的缘分十分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都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

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弟兄所在的教会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

1938年6月2日，美国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弟兄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67年，费吴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

1938 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约翰·马吉拍摄。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姐妹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

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最大的十字架国旗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十字架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十字架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十字架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进厂。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这些外国基督徒在天主保守中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不应该忘记

驻守南京大屠杀全过程的基督徒名单

约翰.拉贝（德国）

爱德华.史波林（德国）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德国）

R.黑姆佩斯（德国）

A.曹迪希（德国）

鲁哈特.哈茨（奥地利）

克拉.波德希沃洛夫（白俄罗斯）

齐阿尔（白俄罗斯）

C.S.特里默大夫（美国）

罗伯特.威尔逊大夫（美国）

詹姆斯.麦卡伦（美国）

格雷斯.鲍尔（美国）

伊娃.海因兹小姐（美国）

M.S.贝茨（贝德士）博士（美国）

查尔斯H.里格斯（美国）

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美国）

明妮.魏特琳小姐（美国）

W.P.米尔斯（美国）

休伯特.L.索恩（美国）

乔治.费奇（美国）

约翰.马吉（美国）

E.H.福斯特（美国）

卡尔·京特 （德国）

辛德贝格 （丹麦）

总计24名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基督徒总计有24人，其中有14名美国人、6名德国人、1名丹麦人，2名白俄罗斯人、1名奥地利人。

2016年12月12日，江苏省委书记李强为约翰·拉贝、乔治·费奇、罗伯特·威尔逊、克利福德·特里默、理查德·布莱笛、罗森等6位异国人士颁发“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代表南京民众对这些人的感激之情，表彰他们面对这灭绝人性的屠戮时挺身而出，做出巨大的贡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等出席了当天的仪式。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不忘历史，不忘感恩！在此，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救济、帮助中国难民的所有的基督徒表示最深深的感谢和致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效法他们的榜样爱主爱人，也愿更多的人看到教会为中华大地所做的贡献，消除他们对教会的误解，走进信仰，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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