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十贤系列之杨得龄：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白酒之父”

文｜醉美团队

1873年（同治十二年），山西省孝义县下栅乡，14岁的杨得龄只身来到了汾阳府的一家酿酒坊，与酒的缘分由此开始。

到了1937年，已经78岁高龄的杨得龄又回到了孝义故里。从14岁出门算起，老先生与酒已经打了64年交道，而其作为汾酒掌柜也有57年之久。在将近一个甲子的酿酒岁月里，他推动汾酒在全国市场开枝散叶，在世界舞台开天辟地。

在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看来，杨得龄先后创建了中国白酒行业第一个品牌体系、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注册了第一枚产品商标、开展了第一次白酒实用性科学研究、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理念。“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白酒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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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巴拿马之威

接到去美国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通知时，杨得龄还有些不知所措。

在晋商先祖们四通八达的交易网中，汾酒也和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道，成为俄罗斯、北欧、东南亚等国家的畅销品。不过，尽管彼时的汾酒早已走出国门，但远赴美国参展，对当时的汾酒来说仍困难重重。

“去，一定要去。”与大东家王协卿商量后，杨得龄坚持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走出国门的机会，“海外当有杏花村”。

1915年底，历时近10个月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落下帷幕。1916年秋，所有展品和参会人员回到上海。此次参展，中国特产种类之丰富、品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价格之低廉都引起轰动，以至于外国人评价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

当然，在最耀眼的酒类产品中，山西（官厅）选送的高粱汾酒、直隶（官厅）选送的高粱酒、河南（官厅）选送的高粱酒、广东（官厅）选送的果酒和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获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甲等大奖章。

与杨得龄力推汾酒美国之行相得益彰的是，在山东烟台，爱国商人张弼士则带着自己公司酿造的四种酒参展，并一举获得甲等大奖章。从此，张裕公司酿制的金奖白兰地闻名于世。

正是两位先驱（杨得龄和张弼士）的远见卓识和创造性努力，山西汾酒和张裕白兰地才得以远渡重洋，获得博览会的最高大奖，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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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在汾酒名扬巴拿马后的第四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其经营方式为：义泉泳（汾酒前身）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由杨得龄担任——这实际上是生产与销售的第一次“分离”，成立专门的销售公司，也意味着汾酒在朝着更加现代的企业管理迈进。

传统的酿酒作坊都是“前店后坊”的销售模式，但在杨得龄看来，这样的模式显然已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所以在他的力推之下，汾酒建立了行业第一家“销售公司”，并从此奠定了白酒现代销售模式的雏形。

在杨得龄苦心经营下，不到一年时间，山西汾酒形成了成熟的全国市场网络。其中关键一步便是在太原成立总发行所（销售总部）。山西市场的建立，也为汾酒进军全国市场形成了良好的样板效应。

之后，杨得龄确立了类似于现代“区域总代理”的渠道营销模式：北平前门大街的通三益商号、福聚德商号，北平大栅栏的聚顺和商号、长盛魁商号，北平琉璃厂的阜昌号，天津法租界的益林春商，青岛中山路的祥记商行，南京升州路的晋源裕商行，长沙中坡子街的晋自新商行，重庆下陕西街的益州参号，包头城的包头饭店等等，都曾是山西汾酒的区域总代理。

标志性的一年是1924年，杨得龄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枚商标——高梁穗汾酒商标。在该商标最下面，还印有晋裕汾酒公司的“消费者热线”：“电话二百七十一号”。在拥有商标、建立独立的销售公司同时，他还建立起完善的渠道网络，一系列“现代管理模式”在汾酒逐渐成熟。

此外，北京和上海经营汾酒的商户还自发成立了北京汾酒业公会和上海汾酒业公会。据《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高粱酒业行业公会的业主数为51家，土黄酒作业公会的业主数为32家。而汾酒业公会，业主数竟然有226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酒类专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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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与“牧童”共研“杏花村”

是“牧童”怎么能离得开“杏花村”呢？

1933年冬，时任天津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的方心芳带着疑窦，带着对汾酒的迷恋和诸多不解，来到山西汾阳杏花村探究汾酒酿造的奥秘，并开启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次系统的实用性科学研究。

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拓荒者范旭东曾评价方心芳说：“先生心目中的微生物，绝不比一条牛小，他是个忠实的牧童”。

是的，就是这个“牧童”来到了“杏花村”，也为酿造了一辈子酒的杨得龄打开了一扇新窗户——酿酒的微环境研究。

“惟汾阳居晋省之西部，交通不便，学者裹足，致汾酒之技法，及其所用原料等等，至今尚无人加以调查分析，殊为惋惜。”由方心芳著写、我国制曲酿酒科学领域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中写道，“交通不便”的汾酒没有阻挡科学家对“汾酒之制法”的向往和追寻，方心芳靠着一头毛驴抵达了杏花村。

这是方心芳和酒的第一次接触，也是中国白酒在微生物领域的第一次“实地探索”。一老一少，一个微生物专家和一个酿酒专家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半个多月，分析化验掌握了汾酒酿造的几百个研究数据，对汾酒的酿造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得出了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曲必得其时、器必得其洁、火必得其缓、水必得其甘、粮必得其实、缸必得其湿。”

深感“指示讲解，铭感无极”的方心芳，后来写出了我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1934年，又与被当时科技界尊称为“西圣”的孙学悟合作发表《汾酒用水及其发酵秕之分析》，称为“中国最早的（酿酒）用水报告”。两份权威报告的发表，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现代微生物学的视角，解构和开拓“新式酿酒实业”。

3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此时的方心芳，迫切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来报效祖国。于是一年后，他奉命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一面为“黄海社”内迁作准备，一面开展用甘蔗糖蜜生产酒精为汽车提供替代能源的研究——在抗战时期，酒精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而曾经一同研究汾酒的杨得龄当时已78岁高龄，面对侵略也依旧是铮铮铁骨，“东洋货百姓尚且抵制，国之名酒岂能为外敌所用？汾酒只可南销，不许北运。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

11月，太原被日军攻陷，晋裕汾酒公司为躲避战祸开始向后方转移。杨得龄指示：“绝不让一滴汾酒，为敌所用！”此后，78岁高龄的杨得龄回到了孝义老家，一代大师荣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