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唐代初期，即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一带。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这个年号共六年。“永徽之治”指的便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
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渠道：
一是外交渠道。唐初，阿拉伯帝国派遣使节来华，觐见了唐高宗李治并且讲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阿拉伯国家的统一的经过。据说，当时从阿拉伯到中国往返一次约需两年时间，有的还会在中国长时间逗留，这样长时间内与唐朝人民的交往接触，便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伊斯兰教的足迹。
二是战争渠道。唐玄宗天宝九年，唐朝的一位节度使叫做高仙芝，他在职期间，突袭了一个西域小国——石国，石国的王子为报仇，联络了诸胡和大食（大食国：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双方大战，高仙芝战败，他手下的很多士兵成为战俘后，也跟着去了这些西域国家，一方面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到了大食，另一方面有的在大食或中驻地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后，幸获生还，将伊斯兰教见闻带回大唐。其中一名叫杜环者，被俘后在大食留居游历了11年，走遍了大食各地，详见了大食各地的风土人情，到宝应元年(762)才从南海由水路回国。回国后，将其在大食的所见所闻著书《经行纪》，准确、真实、详尽地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信仰、风俗和生活习惯，为我国对伊斯兰教最早的较详细的汉文记录。
三是沿海通商传播。中国与海外水路通商，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朝时期，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许多阿拉伯人来沿海内陆做生意，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唐上元元年(674)田神功之乱，扬州的波斯、大食商人死者达数千人。 可见当时留居中国的大食、波斯商人之多，甚至有的已经改为汉姓。如唐朝进士李彦升就是一位大食人，大商人李苏沙系波斯人。这些留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当时被称作“蕃客”，在华所生子女称“土生蕃客”，居处称“蕃坊”。蕃坊内建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和清真寺，具备恪守穆斯林生活习俗的必备条件。蕃坊的领袖称“都蕃长”、“蕃长”，蕃长的办事机构称“蕃长司”。蕃长要经中国政府审批任命，接受中国政府管理，为中国政府服务。事实上“蕃坊”就是一个“穆斯林侨民村”。
四是陆路通商传播。当时，中国通往西域有两条路，一是出玉门关（今新疆地区），统称“北道”，一是出阳关，统称“男道”，天山南北二道，都是西汉以来“丝绸之路”的主道，唐初，此处驼铃声声，商队往来，中国与阿拉伯、波斯贸易交流十分发达，当时，长安街头，穆斯林商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当地人称他们开的店为“胡店”或“胡邸”，透过这一繁华的商贸景象，可见当时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之一斑，但自安史之乱后，兵匪战乱造成通商贸易之路阻塞，中阿旱路日渐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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