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到底给乾隆跪了没有？跪了｜文史宴

乾隆与英国马戛尔尼的使团的会面，因礼仪之争不欢而散，乾隆的颟顸自大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毋庸多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乾隆作为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其表现也不完全是事出无因。胡小伟先生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着眼，东西万里，信手拈来，发现这场会面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从全球史角度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可惜在学者的黄金年龄不幸逝世。文史宴蒙其哲嗣胡先生赐文，与大家一起看一看波澜壮阔的近代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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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三代”（尧舜禹）以下，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三个“盛世”，即西汉“文、景之治”，盛唐“贞（观）、（开）元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

其实三个“盛世”的情况不尽相同，且不说它。单谈“康乾盛世”时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就是与梵蒂冈教廷僵持多年的“礼仪之争”和与英国使团发生的“仪礼之争”，这是性质、对象和时间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儿。但因为名词错综的缘故，很多人会混为一谈。所以索性把“礼仪之争”改为“磕头风波”，以示区别。未言之先，特地辨明。

好在今天公认的国际礼仪中两者都不再是规范，所以我们心态也可以更加平和了。

2008年3月，我应邀参加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一次文化活动。澳洲国立大学友人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向我介绍多年驻京的泰晤士报分社社长，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士，并开玩笑说：她就是马戛尔尼直系後代。名片递来时，果然写着“Jean Macarthey”，中文则是马珍。

我知道Macartney是爱尔兰大族，所以约好以後找个机会专门探讨一下马戛尔尼使团留下的历史疑案。

因为这次访问面对乾隆皇帝，究竟应该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还是单膝下跪吻手的“欧洲礼仪”，孰是孰非，带来的学术争论两百多年後仍然是学术界一个易动肝火的话题。于是合影留念，一笑而别。

顺便做一个“广而告之”——这是我2009年出版新书《石破天惊》中的一节。该书是以1905年为分界点，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断裂原因，已由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一、从“礼仪之争”到“仪礼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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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偏重中国世俗生活，漫长复杂的“礼仪之争”不同，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仪礼之争”是一个古老大国与新兴强国之间围绕“外交礼仪”发生的冲突。这次“交臂失之”，留下的不仅是遗憾和隔膜，而且对于此後两百年“文明冲突”和中国命运的影响都极为深刻。

乾隆会见马戛尔尼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1926～）访华时，向李先念主席赠送了一封迟到390年的信，这就是授予东印度公司特许权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在位）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明朝皇帝的。可惜这位送信使者大概在途中遭遇不幸，始终未能送到。

伊丽莎白二世赠送时还幽了一默：

“幸运的是，自1602年以来，邮政事业已经进步了。您邀请我们到这里的信件平安地送到了，而且接受这一邀请给了我们极大的欢乐。”

今人曾用别扭的半文言文来翻译这封迟到的信，以示仿古。内容如下：

“感上帝之恩，英吉利女皇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无敌之国王：

吾之最诚信国民江纽贝里（John Newberie），即此带信者，携带吾人信件，从事远航至贵帝国之地域。别无其他，深信您伟大之仁心与人道，自愿担当此艰苦之旅，相信陛下知其历经苦难，不致嫌弃之，尤其可见。此事无伤于陛下，甚且有利于贵国人民，此人对此两点毫不置疑，一心乐意而筹备是项吾人所赞同之航程。

吾人相信经此一举，有利于两方交易，吾人邻近西方各国皆获益于此。陛下为辖下国民之欢乐、利益应是一致，其内容乃将吾人有馀之物输出，将吾人所需之物输入。此事无他，显见吾等生来即相互需求，吾等必得互助，陛下当也乐意为之，贵国人民同样之努力亦能容纳。

为增进此事，愿陛下加强航行之安全，赋以与中国人交易之其他必要权益。陛下乃可敬慷慨之国主，当能施行。此亦吾人所应得，即使有中断或经长久时光，亦当永志不忘。

此请求务期陛下仁心即时施行，此予吾人及吾国人之重大利益，将後有机缘，必然努力回报。万能上帝长佑陛下。”

语气谦恭，主要就是希望通商互贸，但也透出对“吾人邻近西方各国皆获益于此”的眼红和急于打开贸易，从中国“分一杯羹”的急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所附乔治三世致乾隆书信对比一下，其实十分相似。

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所以要主动写信，是因为在她在位的1588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 la Armada Invencible），成为海上第一强权。

近代史的关节——无敌舰队的覆灭

随之哈库伊德（Richard Hakluyt，1552？～1616）就开始竭力鼓吹海外贸易，并在1589年出版《英国主要航海誌》（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介绍英国航海业绩。其中附有一张世界地图，所示中国部分有Canton（广东）、Zaiton（刺桐，即泉州）、Liampo（宁波）、Quinzai（行在，按即马可波罗所说南宋以杭州为临时行宫）、Cathaio（契丹）、Cambalu（汗八里，即元大都）等，还有一些难以定位的地名。

该书还建议航海者带一本A．Ortelius的世界地图，参考册中地理，如果需要，用以献给大汗（Great Cam），再带一本西方“草木状”图册可作献礼；还不厌其烦，一条条列出哪些东西可以作为贸易品。

我们不妨暂且离开“礼仪之争”，先来回顾一下历史的大背景，从更加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

说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正值一个开创世界近代历史的关口。用马戛尔尼朋友，著名的“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话说：

“我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动荡，它将把宗教、道德、传统以及对权力的尊敬都一起毁灭——这种畸形的变化将使人类回到未开化的状态。”

不仅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烽火连天，打得不可开交，而英国虽然僻处海隅，也无暇隔岸观火，因为他们在北美属地也在开打。1770年爆发“北美独立战争”，到1776年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宣告美国成立，英军在北美不断战败，被迫签定《巴黎和约》，1783年承认美国独立。英国王室也被搞得焦头烂额，所幸没有殃及本土。

英国一些“老谋深算”之徒也在思谋如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把北美丢失的利益从澳洲捡拾回来。于是继1788年在人烟稀少的澳洲建立新南威尔斯殖民地後，最重要的外交动作便是出访东太平洋最大的国家中国，亟需与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商品丰富的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双边优惠贸易，才会此际派出庞大使团，携带若许重礼。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马戛尔尼一行，更多的是给中国历史带来了疑问重重：

——他究竟是谁的代表？

——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

——乾隆为什么开始郑重其事而又再三变化？

——他的使命是否另有势力从中作梗？

——他的“礼物”果然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吗？

如果我们目光不局限于斯当东的官方报告，会引起今人更多思考。

二、马戛尔尼到底是为谁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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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现代外交观念看来，马戛尔尼使团的实际身份究竟是乔治三世的国家代表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使？其实一直可疑。

见证诸多历史大事的英王乔治三世

第一是乔治三世的健康。他在晚年多次精神错乱，不能理事，1787～1788年、1811～1820年不得不让王太子作为摄政王代理国务，这正横亘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之间。

第二，即使从当时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的角度，东印度公司也是独立于政府甚至国会的实体。为了鼓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与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竞争，英国也成立了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全称 “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HEIC）。

就在致明朝皇帝的书信发出後不久，伊丽莎白一世即在1600年12月31日授予以“皇家特许状”，全权给予它在“好望角以东”的广大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度、中国等地的贸易特权。连拿破仑一世被英、奥、俄等国战败後流放关押在大西洋中的圣赫伦那岛（Saint Helena），也都是属于它管辖的，还插手南非矿产，可见手能够伸到多远了。

167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又准许其有权获得领土并在其控制区内建立军队、铸造钱币和行使其他权力。实际上已由垄断商业贸易的企业变成了占领地的实际主宰者，并能直接影响控制政府决策。

即便1773年国会通过诺斯勋爵的《印度规管法案》，明确规定“公司为皇室代行皇室之主权，而不是为公司自己获得主权”，授权英国内阁管理东印度公司，但仍然允许皇室将其主权租给公司。连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成为对整个英属印度拥有管理权的首任高级总督，也是公司理事会任命的，直至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向强势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1819～1901）移交权力为止。

事实上它一直是享有独立权力的独立王国，或者用句今人说法——它是由英王把主权“外包”给一群牟利商人并以税收名义从中获利的。

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目标之一是为了从印度转口输入中国茶叶和丝绸。17世纪中期为了适应英国海外扩张需要，军队亟需火器，开始涉足输入中国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再後来，为了弥补中国贸易的出超，就开始从印度捣腾鸦片，弥补逆差的买卖了。此为後事，常识不提。

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任务，则是因为1770年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孟加拉国大饥荒，当地约有1／6的居民饿死，导致军备和管理成本不断增加。1773年国会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它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却又引发了“波士顿茶叶事件”（Boston Tea Party），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此刻正急于与中国直接通商，以减缓它面临的危机。

波士顿倾茶事件

大英帝国连锁危机的一环

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在他著名《停滞的帝国（Immobile Empire）》第一部分就设了一个小标题“从中国榨取统治印度的钱财”，毫不含糊地标明了马氏此行的目的。

事实上，1787年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已经派出正在孟加拉服役的凯恩·卡特上校前往中国，只是他途中病死，未能完成使命。马戛尔尼来华以前正在担任的加勒比岛屿总督，印度马德拉斯省督，其实统统都是东印度公司任命的职务。而使团秘书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781）则一直充当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助手。

还有很多迹象表明，这次出使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全程策划并资助的。如佩雷菲特说：随团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等就是由东印度公司注册的船只；马戛尔尼特地定做，预备敬献乾隆的三辆精美马车也被登记在东印度公司帐目上；出使期间，公司不但允诺付给他优厚薪酬，还答应为他申报高贵爵位。

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何伟亚还介绍说：马戛尔尼启程前四个月，已由东印度公司派出布朗（Herry Browne）、欧文（Eyles Irwin）、杰克逊（William Jackson）三人组成一个叫做“机密主管委员会”（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的专门小组负责打前站，先行拜望两广总督申明来意，回程到达佛山後第一个迎接者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

使命结束後，马戛尔尼被派往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好望角任总督，而斯当东则获得东印度公司支付的每年500英镑终身年金。他的儿子，十二岁就作为“见习童子”随团出使的小托马斯後来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并且继续出使中国……这都成为马戛尔尼使团出使身份的疑团。

疑点之二是马戛尔尼的访华结果向谁汇报？

情理上应该是向资助人，至少应当抄送给资助人。我自己无缘探访原始资料，倒是1985年在香港无事闲逛，曾在旧书店里买到一册香港大华出版社1966年出版秦仲龢（张伯雨）翻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与大陆流行叶笃义译本不同的是，此书以《马戛尔尼日记》为主，斯当东等人作为参照注释，这也是本书引文采用的底本。其他进一步材料，只能借助海外学者的努力了。

1995年，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何伟亚（James L.Hevia）出版了一本《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Chershing Men from a Far）》，以其独特视角和大胆立论，在获得1997年美国汉学列文森奖“最佳著作奖”的同时也招来了中美学者一片质疑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後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用新名词包装的“小玩闹”，赞赏者则以为这正是“消解西方中心论”，“解构史学重构”（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的佳作。

我倒是无意参与这些讨论，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引用的原始资料出处几乎都是从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发现的《与马戛尔尼的通信》和《就使团访华事务东印度公司给马戛尔尼的建议及马戛尔尼的报告》。

须知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虽然属不列颠图书馆管辖，却是1858年英女王维多利亚批准专项法案，成立印度事务部取代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后才由公司档案馆改组来的，并非皇家档案馆。在《停滞的帝国》中，佩雷菲特也一再使用诸如出使期间“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写的信中”或者类似口吻，也证实马戛尔尼与之随时保持联系的仍然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主管。

马戛尔尼本人并没有写正式报告，出使期间写的《日记》在他生前也秘而不宣，只是委托其助手斯当东写了《关于英王陛下遣往访问中国皇帝使团的真实描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t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于1797年出版，中文有翻译为《叩头风波——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其中所附英国国王书信，其实就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林爵士致两广总督的信》。

後人只是依据题目中有“英王陛下”云云就断定这是一支国家正式使团，恐怕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其实商人为贪图贸易厚利，寻求特别优惠而冒充国王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之事，自汉、唐以来便屡见不鲜。最有名的风波就是明代嘉靖二年（1523）宁波市舶司发生的“争贡事件”。

倭寇的发端——宁波争贡事件

当时宗设谦道代表的博多商人与鸾冈瑞佐代表的堺商人都冒充日本天皇的贡使，先後到达宁波港。明官员“各诘真伪、争端滋起”，不得不把他们都驱赶海上，後来引至“倭乱”。清代这类事情也时有发生，不过清廷往往睁眼闭眼，图个“万国来朝”的喜庆吉瑞，没有认真追究罢了。

三、廓尔喀之役——马戛尔尼出使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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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使团出发选择的时机，恰好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事件（1791年6月~1792年1月）失败以後。

实际上这是东印度公司有意图谋藏羚羊毛（《剑桥中国晚清史》谓此制成的披肩利润巨大，至今犹然），先以武力和雇佣兵方式试探中国军力虚实及保卫决心，可以迳视为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军事冲突的前哨战。正因乾隆决心坚定，而从北京派出的统帅福康安（1754～1796）等速战速决才迅速平息，并与尼泊尔建立了永久友好关系。

我以为此事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第一是“有理，有利，有节”。清军保土卫疆，虽已逼近并俯视廓尔喀都城，但是接受和约後即退兵守疆，而没有采用当时欧洲人“弱肉强食”理论之下盛行的“占领除国”灭国方式，显示出大国风范和战争理性，开创了近世解决国家间冲突的范例，并因此长期保持了这段边界的确定。

二是福康安自京师长途驰驱，抱病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实较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无论在难度 （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 6000米以上，阿尔卑斯山平均海拔仅超过3000米）上，还是时间（福康安1792年6月，拿破仑1800年5月）上，都加倍不易。何况拿破仑纯系入侵另一主权国家，以今天国际法看来师出无名。故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至今仍大体维持，而不到五十年意大利即再次独立，拿破仑兼任的意大利国王及儿子罗马王则早已废黜，墓木拱矣。

何伟亚说：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的英国当局，“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尼泊尔廓尔喀人与清军在西藏的战争”，同时又策划、资助并参与了1792年9月出发之马戛尔尼使团在华的全部行程和议题，是很有根据的。

事实上《马戛尔尼日记》提到他们天津登陆以後刚到通州，与三个中国大臣闲谈，就有人很肯定地说：“近日孟加拉的英军，曾予西藏叛军以援助。”并言之凿凿说在西藏前线发现了欧洲人亲临指挥，也在许多包头布中看到了类似英军的军帽。他们自然竭力否认，或许出于的确不知情，但是东印度公司总部作为两个事件的幕後推手不可能不深知内情。

廓尔喀之役

马戛尔尼使团之前的中英接触

马氏日记还记述了在热河乾隆寿诞时曾与刚从西藏前线归来的福康安见过几面。

开始他感激福康安对他在仪礼方面的好意提醒，继而大力恭维“福大人是中国著名军事家，精通兵法，功业彪炳，中外驰名。我亦久仰大名”云云，接着示以特别邀请，请福康安观赏所带英军新式武器的“火器操”，希望引动福康安交好兴趣。不料却被福康安冷冷拒绝，只说“这种军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後来更是“不只置之不顾，甚至从此以後就镇日不露笑容。”

福康安的这种态度曾令他好生纳闷，自忖良久：

“他这种态度很使我莫名其妙，也许他在广东任内时曾经遇到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而酿成棘手的交涉？要不然就是他自命为能干的人，生怕我们这些英国人随时随地探查中国的民情风俗，对中国大有不利？这两种理由，都可以使福大人拒绝我的提议的，而後种理由，似较前一种为近情。”

佩雷菲特说：马戛尔尼当时认为“散布这些（有关英军牵涉侵藏）谣言的，正是指挥镇压西藏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国人。”何伟亚也谈到这个问题，并说马戛尔尼怀疑阻扰他完成使命的人，正是对其疑虑重重的福康安。

如果知道此前中英之间已经有此过节，就不难理解乾隆及和珅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为什么会开始非常重视，後续却起伏跌宕了。其实乾隆君臣对英国人的两面手法已经抱有怀疑，只是没有真凭实据，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接待由盛大隆重到轻慢忽略再到礼遇赏赉，其间几次反反覆覆，都是在观察中分析，试探中酌定，研究中改变的。

官修史料《东华续录》录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次收到以乔治三世名义赉送礼物後回覆的书信，其中也涉及西藏问题：

“至天朝从前征剿廓尔喀时，大将军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声威，匍匐乞降，大将军据情入奏。天朝仁慈广被，中外一体，不忍该处生灵咸就歼除，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後，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

证实福康安已经将廓尔喀人赶出西藏，兵临加德满都之时，东印度公司也曾派人来说合转寰。但是并未把这些事情告马戛尔尼，所以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莫明所以，所以才喊冤抱屈。

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及其副使斯当东出于东印度公司有意蒙蔽，在其著述中带来的这种情绪，不仅带给了当年欧洲人，也影响了今天中国自认粗通英文的“精英”学人，成为赞说英伦，诋毁中国的重要论据，不得不是说一种极大遗憾。

尤其在事後备受蒙蔽的斯当东回到英国写的报告中更用长篇大论为此鸣冤叫屈，虽然并不否认当年福康安确实致信英国总督要求出兵制止廓尔喀人，只是辩解说因为信是用满文写的，他们无法翻译，还是达赖喇嘛续後来信覆述大意才能明白。回信适值雨季道路难走，送信者途中生病又耽搁很久，福康安一直没有收到回覆，所以才会心生疑窦的，云云。

实际上，这番迟到的辨解不但十分苍白，而且已被英国後来多次插手西藏的事实驳斥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这个插在当时中英关系之间，涉及国家主权非常重要的因素，却为西方学者轻描淡写，而为大陆当代“精英”学人们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究竟出于疏漏，还是其他？难以确定。但是今日议论清廷与英王使团“仪礼之争”问题，却绝对不应忽视这一背景。

四、欧洲其他使团从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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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不能排除有人在清廷与马戛尔尼使团之间有意无意作梗。嫌疑最大的当属同时参加庆寿典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使团。因为多年竞霸海上，他们与英国已成世仇，更不愿意经营多年，利益丰厚的对华贸易让英人染指，而依赖多年与清廷权臣的熟稔，乐于提供东印度公司各种动向消息。

事实上马戛尔尼一到热河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也从未向这些欧洲同行咨询、请教与清廷交际的经验教训。

另外就是担任拉丁文翻译的传教士。他们担负着翻译双方交往的信件甚至对话，熟知此中的微妙和机密。

例如马戛尔尼一再提及的“老教士”钱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耶稣会士驻华最後一任会长，也是解散耶稣会後决定留居中国的人，深得乾隆宠信。但毕竟是在法国土伦出生的，而且翻译过《孙子兵法》，熟悉中国谋略哲学。

翻译《孙子兵法》的法国传教士

钱德明

使团出发前遍欧洲寻找中文翻译时，就有人推荐过法国几位在中国居留多年的耶稣会士。佩雷菲特说：“但他们不愿要法国人。难道他们会不为我们永久的对手法国服务，而来为乔治三世服务吗？”即便他们完全出于善意，想磨平双方来往文件中不为对方所喜的棱角与措辞，都可能造成或者加重彼此的误解，何况稍加手脚呢？

这并非出于揣测。佩雷菲特在《和传教士初次见面》一节的描述加深了我们这方面的印象。他说：马戛尔尼没有料到，钦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访时，随同竟有六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

其中就有事先有人提醒他要特别提防的葡萄牙人索德超，当时正任钦天监监正，而且因为英使来临刚刚提升为正三品。其余还有来自法国、意大利的以及方济各会、遣使会和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都是奉命作翻译翻译的。

这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和焦虑：

“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带来的东西……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作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难道不是英国人把两名期待有幸能为天朝效劳的遣使会士一直带到天津的吗？”

见面後更加相信此非善辈，于是故意不用传教士通用的拉丁语而是英、法语，以使索德超在中国大臣前面窘困无言，开始用拉丁语与身旁意大利的传教士交谈。马戛尔尼懂拉丁文，听出他在把英国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说出来。

“我正在跟钦差大臣说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时，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对。其他的传教士对他这种行为都显得十分吃惊。”马戛尔尼让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

这不过是西方各国在中国争风吃醋的一个小插曲，类似事例一直伴随着英国使团，因为他们实在离不开翻译，遂把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托马斯锻炼成第一个熟悉中文的英国人。至于吹嘘说他“只用两个月便把中文学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书写给皇帝的呈文。听来也蛮像是“天方夜谭”，也许正是为了遮掩其间的错失。

值得一提的是，後来正是此位“神童”，在英国议会为是否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投票僵持不下时以“中国通”身份投下了关键一票，力主入侵中国，对中英关系危害甚巨，後话再说。

当日的汉语神童，日后鸦片战争的推手

小斯当东

当时乾隆还赋诗一首，题目是《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作为特别赠品送给使团：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远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翊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赢。

此诗收入他的《御制诗》第五集中。前两句是说葡萄牙（博都雅）人老早来了，英国人今天也来表示好意。传说中帝尧时代命臣子竖亥负责南北走向，横章负责东西走向的国土丈量。毕竟只丈量了中土，难得他们远涉重洋，这是祖宗恩德带来的福泽呀！虽然他们也算平常，但是内心友善向化，倒不在乎礼物是否贵重精美。不管如何按照既往政策，都应该诚心欢迎他们。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乾隆做诗虽多，却无好的。这首诗也不例外，诘屈聱牙，乱掉书袋，不易读懂。虽然语句中有一些放不下的皇帝架子，但整体来说是表示对于马戛尔尼及其使团的表现感到满意和赞许的。

何伟亚说：在马戛尔尼 12月23日给东印度公司汇报中，“也十分肯定地认为，直接面见皇帝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好结果，尤其可获得应邀派遣第二个使团入华的机会。”这与後来斯当东记述中发泄的满腹怨恨大有不同。

值得思考的是，当年参与此事的各国使节和西洋传教士很多，却只留下了马戛尔尼使团的人自说自道的记述，与清史资料简明扼要但又云山雾罩的说法自然对不上榫，给厘清史实真相平添了许多历史悬疑。

引发英国人抱怨或後世大陆学人或者激愤或者惋惜的两大重点，就是“叩头风波”和拒绝“先进礼品”的事儿了。

叩头与否所以成为“仪礼之争”的焦点，主要是马戛尔尼本人的含混和斯当东报告的渲染。在秦仲龢译本加的附注里，引用了乾隆御史管世铭《韫山堂诗集》中的一首诗：

“一到殿庭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证实他们当时确实也一起叩头了。

何伟亚还说：从嘉庆接待阿美士德使团的交涉到陈康祺记述，一直到晚清李鸿章主持外交时，为仪礼问题查询档案，都异口同声说马戛尔尼恭行过三拜九叩礼节，显与斯当东所述不同。

何伟亚甚至还发现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一篇《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提要言：

“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觐礼之争，一直是学界的世纪之谜。本文根据庞杂的清宫档案和散见于欧、美各地的西方原始材料，尝试深入析探各文本和图像的形塑过程及其作者的主观意识，新发现当时或为提供双方稍後各自表述的空间，遂协议先在入觐时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礼节：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头；紧接着在呈递国书时，则用英式礼节，单膝跪地，亲手将国书交与皇帝，但免去吻手礼。

“又由于马戛尔尼否认双膝跪叩一事，亦与一八一六年来华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75）使团及一八三三年的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1786～1834）使团有直接或间接的关涉，故文中也将讨论这些与觐礼相关之冲突在鸦片战争以及晚清的对外交涉中所曾扮演的角色，并尝试辩明历史真相与印象间的分际。”

换句话说，正因斯当东报告把所以无功而返一切归咎于“叩头仪礼”，并对围绕于此的纷争渲染过甚，才引发後来两次使团都因拒绝叩头而未获皇帝召见，无功而返，最後导致中英交恶的。为此英国人还有专门名词Kowtow。《牛津英语词典》表明这是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出现的。

其实跪拜与否，与其说是中外“仪礼之争”，不如说是宗教仪礼分歧。天主教只跪不叩，因为《圣经·列王纪下》耶稣已经说过：

“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伊斯兰教则既跪且叩，但是都只针对自己崇奉的唯一神，而非世俗礼节。

而中国跪叩本为世俗敬奉祖先礼仪，後来延伸到君父，儒家理学“尊王”，皇帝也就成为儒家宗主，自然更应跪叩，但绝非事奉献祭于他神。

佛教亦有跪叩之仪，至于藏传佛教“磕长头”的虔敬礼佛则已把跪叩仪礼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其中的“文化冲突”只是宗教隔膜，而非地位高下。

有趣的是晚清曾经入宫的英美人士并不认为叩头是一种侮辱。例如为慈禧画像的卡尔女士1905年说：下跪和鞠躬并不意味着任何奴隶方式的下属关系，而只是对君主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传统”方式。

溥仪的家庭英文教师苏格兰人庄士敦（Reginald Johnson，1874～1938）曾写过一部《紫禁城的黄昏》，後来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末代皇帝》部分取材于此，著名演员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饰演他的角色。他也认为应把磕头视为一种行为方式和礼貌举止。如果服饰得当，并受到专门培训，在前皇帝生日时他也会磕头的。这也算是对中英“磕头之争”的最後回应，因为那时已到民国，中国也废除了官方仪式上的磕头礼仪了。

《末代皇帝》

彼得·奥图尔饰演的庄士敦

其实中外之间的“仪礼之争”初始于顺治十年（1653 年）俄罗斯罗曼罗夫王朝的米哈伊尔三世（1613～1645年在位）首次派服役贵族费·巴伊科夫出使中国，希望借此探明中国基本情况，以便顺利通商。就是因为拒绝按中国礼仪叩头，未获召见，无功而返。

同年康熙十四年（1675 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年在位）又派斯帕法里率使团到北京，就“仪礼问题”提出折中方案。使团全体成员在觐见皇帝时。行三拜九叩礼，中国大臣对沙皇画像则同样礼节。因此顺利完成使命，所获甚多。以後多次使华，皆从此礼。

再往前说，则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节皮雷斯和安特拉德抵达广东屯门。当时的广东按察司佥事兼署海道事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记录其事说：三堂总镇太监和总兵闻知而来，葡使远迎，“俱不跪拜”。总督御史来後，将葡使的华人翻译打了二十棍，又把葡使送到光孝寺去演习礼仪，“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方叩头，始引见。”这还是对待地方官员。

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戈伊尔（Pieter de Goyer）和凯瑟尔（Jacob Keyzer）出使北京，要求通商。据梁廷枏（1796～1861）《粤海关志》记述， 10月2日，经过仪礼培训的两使节在皇帝前迳行三跪九叩大礼，也被顺利允准“八年一贡”，後又改为“两年一贡”。

事後荷兰人对这次“朝贡“作了总结：使节带回的赠礼价值f.123,367.0300，销售货物所得f.78,736.0505，总计f.212,103.0805；没有出售的剩余货物f.15,466.0612，总计赢利f.196,637.019，充分展示了对华贡使“薄来厚往”的好处。难怪葡、荷等老牌帝国主义会热衷“使华”，轴舻不绝，相望于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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