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关于苏修的段子接二连三出现在中国的坊间，对苏联尖刻的讽刺和鄙视，以及苏修逼债和撤离专家等等的控诉，让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得到极大满足。
例如1963年的夏天，北京的西红柿卖2分钱1斤，那时候都私下传说苏联人民如何苦，买不起也买不到西红柿，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员在北京市场上抢购番茄，特羡慕中国的便宜物价，甚至赫鲁晓夫还亲口夸赞过中国番茄，这让当时的中国人特自豪。其实，六十年代的苏联是番茄种植大国，播种面积和产量都曾是世界第一。
上图是60年代初，莫斯科近郊国营农场的番茄地，那个印着中国字的木箱很诡异，“禁止用钩”，意思是是防掉落，这是中国往苏联出口农产品的包装箱，被苏联集体农庄再次利用。中国在1959年向苏联出口农产品20.97亿美元，1962年7.02亿美元，1965年4.07亿美元，品种包括大米、猪肉、折鲜蛋、茶叶、水产品、罐头、肠衣、猪鬃、板皮、绸缎等。
实际上，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列车员更艰苦，他们都是千挑万选的，这不仅是荣誉，值乘国际列车的福利待遇，也能使乘务员的一家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那时候每个乘务员每次出乘，都发2卢布补贴，要求在苏联或蒙古加挂餐车上消费，但大多数不舍得吃，都是省下补助，去购买苏联面包、牛奶、肉罐头等食品。
中苏交恶的那些年，“苏修逼债”这个话题一度被中国民众视为国家经济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逼债导致中国粮食紧张，经济陷入极大困难的说法很盛行。
甚至在课堂上、田地间和车间里，中国老百姓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苏边境铁路交接所在进行货物交接时，苏联人的刁难，例如当时鸡蛋都是用一个铁丝圈圈过的，大了小了都不行，稻谷一定要放在扬谷机吹到完全吹不出瘪谷，猪肉必须达到四指膘，甚至有流传苏联人爱吃猪尾巴，中方只好在边境割了猪尾巴运过去。
还有人说中国用苹果抵债，苏联人拿个圈圈测量，小的就不要。那时觉得苏联人真坏，中国人好不容易生产的苹果，他们居然...,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苏方要相应农产品标准进行验收（比如测量苹果大小重量，小的不要），属于正常的贸易规格和商检。
然而这些，种种逼债传说都是中国的民间传说，私下编的，为了中苏交恶中占据道德制高点。
实际上，苏联当年从没向中国逼债。在三年困难时期，苏联甚至建议中国可以延期偿还某些债务。赫鲁晓夫还主动调整了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变相让中国少还钱。
国家间的双边债务多数是好商量的，有困难就展期，只有公开发行的国家债券违约是个严重事件。而双边债务发生逼债的情况很罕见，通常是继续欠着，要么就派兵去拿。谁让你当初借给人家的，不知道欠债的都是大爷么。
大多数国家之间不但很少逼债，而且经常免除债务。建国以后，中国也经常免除友好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累计免除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喀麦隆、赤道几内亚、马里、多哥、贝宁、科特迪瓦、苏丹等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俄罗斯也是一样，2013年俄罗斯大笔一挥免除古巴320亿美元债务中的90%，共288亿美元。如果用战斗机折算，俄罗斯售华的24架苏35战机，总价20亿美元，单价8300万美元。如果以8000万美元计算，那么俄罗斯慷慨免除古巴拖欠的这288亿美元贷款，相当于360架苏-35战斗机。
为了证明苏联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有中国科学家的功劳，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段子：
苏联为了计算人造卫星返回地球的轨迹数据，请来了中国的数学大师华罗庚。苏联人在各个角度都布设了摄像机，只要华罗庚在纸上写下任何的计算公式，都能被苏联人所知晓。
可是，中国数学大师只穿着一件大褂来了。他在衣袋里放了一把袖珍的算盘，然后左手插在衣袋里反复拨弄着算盘的珠子，右手把计算完毕的数据写在纸上，只把结果告诉了苏联人。苏联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华罗庚的左手在衣袋里波动的录像，却怎么也不清楚他是如何计算出来这么复杂的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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