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转嫁到了农村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文/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1960年。

1960年的中国人如何转嫁危机？

主要方法是把城市中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转移到农村，城市青年劳动力转移出去 1000多万人。同时，20世纪 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建设，我们动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去挖土方、修马路，1960年工业停滞以后，这几千万人也被送回农村。用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城市危机甩出来的不能就业的代价。我们有几次高达数千万人的失业，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2、1980年

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 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 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 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中央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承包，这是一种“政府退出”，国家同时把应该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社保、医疗、教育）转嫁到被农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财政拨款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自己留下利润给国家交税，这样企业就开始有需求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政府与企业分离。但就在同时，因为国家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很多国企安排子女顶替，下岗老职工就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还有大批干部子女就业困难，于是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官倒”就开始捞第一桶金了。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益问题不是国企自己的问题。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改革。类似的政策 20世纪 60年代也采取过，只是当时被叫作调整。所以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者改革。
但是当经济主体多元化，各个地方和企业都开始追求自己独立利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关系高度紧张。20世纪 80年代开始进入连续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改革界各种方案，导致领导选择价格闯关，陡然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

于是，20世纪 80年代机关办的三产公司直接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导致老百姓抢购。那时候的教训是，用改革解决改革造成的问题使得市场关系更加高度紧张。

3、1988年年底

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 18.5%，导致了 1988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8年期的存款保值补贴利率高达 24%，几乎超过了任何产业能够产生的利润。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却没有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那时候财政和银行还不分家，于是 1988年造成了将近500亿元的赤字直接进入财政，就造成了 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财政公布的赤字高达 500亿元。
由于财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但接着就是流通企业受不了。于是流通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变异，不再贷款进货，而是占压生产企业产品搞代销，却照收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刚性是不能减的，而三级批发加零售至少是 40%的利润率，而代销应该只有3%。再加上它占压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不能回收资金，所以生产企业全部运转不起来了。这就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也无法运转。于是全国陷入三角债，导致了生产全面停滞！

这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滞涨形态的大危机，随之是任何大危机都会有的风波。

本文摘自温铁军著《告别百年激进》。

《告别百年激进》所谓失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被动、甚至积极地承载了先发国家的巨大成本。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温铁军教授指出了不一样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