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在台湾社会之点滴

琴棋书画，古人所谓“君子四艺”，前贤向以其技艺精微者，亦可通于大道。就围棋而言，若清人吴震方《不古编·序》中所说:“弈虽小道，不列于六艺之数，然苟造其极，则至理未尝不在焉。”盖因“四艺”之技，其涵养性情之处，通于中国文化之核心精神。若近人徐复观所撰之《中国艺术精神》，以庄禅境界来总括中国书画艺术，多深造之论。实则，若假设对一个不大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大谈其和谐圆融之道，未必能让人感兴趣，但若轻抚一曲《高山流水》，“八音克谐”之境，已在其中；《周易》所阐之阴阳开阖变化，对于多数人而言自然晦涩难解，然围棋黑白攻杀之玄机，无外“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清儒王船山早言：“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周易外传》卷五），所谓“道在器中”，文化精神，不能仅托于空言，若围棋等“四艺”，便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载道之器”。琴棋书画之技，一入其门，则多付之终身，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间，笔者访学宝岛台湾，所见所闻者，深感多年来由于种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华传统文化于台湾地区的社会影响力，确已今非昔比。——客观讲，除了政治原因，空论高头讲章，奢谈“君子之道”，往往确实令旁人厌倦，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试图将儒家“三纲六纪”充当意识形态，自然很难让人产生什么好感。就像今日鼓吹“只管读经”的王财贵的洗脑填鸭式教学法，在台湾似乎也没有什么人买账（奇怪的是此君在祖国大陆反而走红）。——然“四艺”之道，旧风尤存。笔者作为一个水平有限的围棋爱好者，半年来于台北访问了许多围棋场所，感慨其文化影响与社会普及程度，亦诚可见文化之火种，渗透于人情日用之常行中，不失为值得深思的现象。

一、 1949年后台湾地区围棋的社会影响

1949年以前中国围棋的整体状况，如果单从竞技体育的角度看，整体上颇为衰微。清末民初的国内一流高手多依附于段祺瑞之门，1909年日本四段棋士高部道平（1882-1951）来华游历，中国南北方的高手皆被让二子方能对敌，到了1919年，日本第一高手秀哉（1874-1940）名人访华，国内高手则均受三子。从这个成绩上看，当时中国的“国手”，恐怕不过也就是现在较强的业余5段水准而已。——围棋大约在我国南北朝时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在日本逐渐得到了长足发展，理论和技艺都有很大程度的创新，大约到了清代的中后期，日本的围棋水平全面赶超中国。而我国围棋的巅峰，则为乾隆年间的范西屏（1709-？）、施襄夏（1710-1771）二先生，留有传世名局“当湖十局”。范、施的棋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迄今仍有争议，不过从“棋份”上分析，晚清高手汪云峰等被道咸年间的“清代最后一位国手”周小松让二子，按周小松自己的说法，他与范、施应该也是相差二子左右的水准，这样看，范西屏、施襄夏的围棋造诣，至少应不低于近现代日本的一流高手。不过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的围棋亦如两国之国运，中国围棋陷入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怪圈。

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少年中竟出了一位百年难遇的围棋天才，也就是后来称霸日本，被誉为“昭和之巨人”的吴清源先生（1914-2014）。吴先生在少年时也在段祺瑞府上下棋，后被几位访华的日本棋手发现，讶为奇才。1928年，吴氏得到段祺瑞的资助，赴日本投濑越宪作（1888-1972）八段门下，此后吴清源一直居于日本，20世纪的40-50年代是其巅峰时期，以“十番棋”的形式将日本同时代的全部高手竟均打至“降格”，其造诣之高超，被棋界共尊为整个围棋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宗师之一。1952年，吴清源访问台湾地区，接受了“大国手”之荣誉称号。1949年以后台湾职业围棋的一度兴盛，恐怕与吴清源数次访台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吴先生的大弟子林海峰（1942-）便是他在台交流时期所发现的一位围棋少年。

（右：吴大师；左：林少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棋成了中日韩三国间的竞技项目，其中也不乏台湾籍高手，除了林海峰外，尚有王立诚、王铭琬、张栩等人，但他们皆是在日本接受的职业训练，并成为日本棋院的棋士。林海峰先生是老一辈围棋大师，20世纪70年代与大竹英雄齐名，当时的日本棋坛被称作“竹林时代”，80年代则成为顶尖的日本“六超”之一，战绩彪炳，在台湾地区至今仍有极高的威望，可称作台湾围棋的一面旗帜。后来又有周俊勳九段，则为台湾本土棋士，一度师从大陆九段宋雪林，2007年荣膺LG杯世界冠军。近年来网络通讯日益便利，台籍青年黑嘉嘉（女）少年时主要靠网上对弈和寻求指导而自学成才，2008年参加大陆的职业定段赛成功入段，现为台湾棋院女子职业七段棋士，在台湾地区有颇高的人气。

（左：黑嘉嘉；右：周俊勳）

1949年后台湾社会的围棋的普及情况应该颇为可观，这或许与战后来台的军人与文化人带动的风气有关。军旅之中，围棋爱好者一向不乏其人，或因围棋之谋略往往有暗合兵法者。国军高级将领若白崇禧（1893-1966）、周至柔（1899-1986）、胡琏（1907-1977）皆热衷此道，其中胡琏据说棋力颇高，在其驻金门时，“围棋在金门各部队中很受欢迎，他们常年镇守孤岛，生活单调，下围棋是一大乐趣。在文史资料《金门小兵话围棋》一文中，就提到，当时驻金部队对围棋运动的高度热情。”[①]林海峰在少年时代的围棋比赛中据说曾胜过白崇禧，颇得其奖掖。——笔者在台湾结识的棋友中，其中许多皆为来台军人的后人，台湾棋院比较活跃的围棋爱好者中，常见一位退职的国军将军，早年间亦曾于金门服役。

1949年后离开大陆的著名文化学术界人士中，也一样不乏围棋爱好者，若哲学家牟宗三（1909-1995）、历史学家余英时（1930-）等，皆雅好此道，据余英时先生回忆：

我在港的两年间(一九七二–七五) ，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授他四个子，下过很多盘，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尝过“欣然”的滋味。当时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也是香港的一个大棋迷，和牟先生与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会，总是约我和牟先生参加。每次都是我顺道带牟先生乘车同往，弈至深夜才尽兴同返。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亚书院出面邀请台湾的围棋神童王铭琬(现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 来香港访问。这是当年轰动香港围棋界的一大盛事，电视与报章都争相报导。这几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别兴奋，几乎无会不与。有一晚王铭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联棋，牟先生和其它少数棋友旁观，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离去。[②]

牟宗三、余英时皆为在现当代台湾文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学界人物，牟先生晚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余英时则于1974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入籍美国），他们的后学至今仍引领台湾地区人文学界的主流学风。此外，被号称“国宝级作家”的梁实秋（1903-1987）也喜欢下围棋，虽然可能棋力不高，但棋瘾不算小。[③]文化名人沈君山（1932-，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为梁实秋好友沈宗翰之子，是台湾文化界的围棋高手（台湾业余6段，约相当于大陆较强4段），笔者在台结识的棋友中，亦有与其对弈过者。

（右：余英时先生）

（梁实秋故居——笔者摄）

二、 笔者所了解的台北民间围棋社团之概况

笔者来台访学不久，大约在九月下旬，通过网络搜索与谷歌地图的引导，找到了“台湾棋院”的所在地，距离笔者所在的台湾大学哲学系不远，都在同一条街罗斯福路上，这里每周三下午对业余棋友免费开放，很是热闹。台湾棋院是台湾地区的一个职业围棋组织，成立于2000年3月，由中环集团董事长翁明显捐赠基金并担任基金会董事长，现任院长陈锦堆（7段）。棋院以培养本土职业棋士为主旨，近年亦将推广业余高段比赛纳入业务范围，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台湾棋院有登记在册的业余高段（5-7段）棋士三百余人，数量相当可观。——台湾地区的业余段位与大陆一样，均以7段为最高，不过就棋力而言则比大陆弱一些，就笔者的亲身体会，台湾的7段大约有大陆的5段或弱6段水准，台湾的六段则有大陆的4段到弱5段水准，也就是大约有1.5段左右的差距。像前文提到的余英时与沈君山，据说均为台湾的6段水准。

笔者造访棋院后，很快与当地棋友们熟络起来，棋院中水平较高的棋友，若秘书长许胜宝先生、“班长”谢宪明先生等，为较强的6段水平，他们经常往来两岸参加业余围棋比赛，与他们对弈，笔者负多胜少；与较弱的6段棋友对弈则胜负情况相捋。在台的6个月间，除了临时有事的特殊情况，笔者每周三都会准时去棋院“报道”，期间还获邀旁观过一次他们与上海来访的一个业余围棋团体的交流赛（结果并无悬念，自然是上海方面获胜），也参加过一次相对正式的台北棋友交流赛，与两位6段对弈，一胜一负，皆大欢喜。

十月份的一次“台风假”正好是周三，在棋院巧遇一位家住眷村的郑姓先生（郑宜平），由于平时郑先生要上班，这天放假才有时间来，他与笔者的棋力差不多，于是邀约我周日去他府上做客。本以为不过是随意的客气话，到了周末，郑先生来电催促，于是登门造访，此后，几乎每周日下午均赴郑先生府上对弈小酌，不亦乐乎。在他府上一起下棋的还有陈世龙先生，陈先生为人热情，亦颇健谈，是台北业余围棋界颇有名气的“活动家”（在他的介绍下，我后来又去造访了几处下棋的场所）。2017年除夕，陈先生邀约郑先生伉俪与我去他府上吃年夜饭，台湾老辈人的古道热肠，令人感佩。

（左：陈先生；右：郑先生，图为笔者摄）

2017年2月初，经朋友介绍，笔者又找到了一处常驻台北民生公园的围棋联谊会，这里看似条件简陋，实则阵容庞大，登记会员有近二百人，由几位年长的业界人士共同维持（多与大陆方面有商务往来），会长蔡教传先生，其“镇场高手”为管长榕先生，管先生大约有大陆较强5段的棋力，也曾拿过大陆业余比赛的名次，让我2子尚勉强能够争衡，虽然还是输的多。管先生擅长让子棋，棋风凌厉敏锐，出手有中国古人的风格，后来了解到，他早年确实在研究古谱上下了许多功夫，其为人性格豪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与我很聊得来，一来二去便成了忘年之交，每次去公园下棋，晚间他携我去附近吃小吃，都是他抢着买单。可惜相聚日短，3月初我便结束访学返回武汉了，在临行的几天里，蔡会长及棋会的几位先生多次招饮践行，均有土产馈赠，致我行囊满满，依依惜别。

在台期间，尚走访了位于八德路“万国道德总会”的“立德棋友会”，这里地理位置较偏，人数较少；及设在“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之一隅的一个棋会，这里棋友颇多，但环境较拥挤，组织者是一位姓戴的先生，棋力比我略高。此外，台北亦有一些收费的棋馆，其中不乏高手，不过在常这些地方下棋的人，往往热衷于赌棋，气氛有些异常，不谈也罢。

总体来看，台湾地区的业余围棋水平应逊于祖国大陆，但难能可贵的是，大多数业余棋友是纯粹为了爱好而学棋，近年大陆围棋虽发达，但整体上却建立在比较功利的目的上（若儿童学棋多为“特长”加分，抑或旨在“冲段”成为职业选手），而且，台北业余围棋场馆数量之多，似亦非大陆绝大多数城市可比。

台湾地区业余围棋界中，就笔者的接触而言，感觉相当多的围棋爱好者颇认同和爱好中华传统文化，台湾棋院之“宗旨”谓：“围棋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虽绵绵不断，唯只限于士大夫级之竞技，未能达到普遍及发展。然唐朝以来却在邻国的日本得到充分的重视，并缔造全民围棋，成为傲世全球的围棋王国。而我中华儿女，若要学得高深围棋，则必须远渡东瀛，实感汗颜。有感于此，我们不但要使围棋普遍化，更要提升围棋文化水平，才不会愧对于先贤，并得到国际的认同。”[④]如是云云，自可见诸一斑。

（俺持黑的一盘棋，白为谢宪明6段）

三、 结语

所谓“文化”，本来是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畛域的，正如王国维先生早年所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由此学问之事，本无中西。”[⑤]王氏所论者虽指学术，但内涵更为广泛的“文化”，其实也无外乎此理。举凡人类各民族、国家之文化，虽地域有别、源流各异，但任何社会文化所关注的问题，无外都是要解决其物质上的生存困境乃至精神上的终极关怀问题，尽管不同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也更有许多共性。至于作为主体的“人”，无论来自哪里，其身体、其思维，乃至生理心理的种种需要，并不会存在本质性的差异。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论：“在先天的意义上，没有中学、西学之分，也没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那么有没有不同？当然有不同，这个不同是后天条件形成的。不能认为中西的不同是天然的，即由他们天性的不同所使然的。各民族之间思维方式假如先天就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⑥]故一国特有之文化，之所以能存在其“软实力”，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人类所共同需要、或者容易引起共同兴趣的成分。围棋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结晶，能够风靡东亚，近年则随着人工智能AI对围棋的攻克而有走向世界的趋势，亦无外此理。

克实而言，就当前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来讲，也许其纯粹理论方面的东西，并没有像器物层面、或者有一定实用性的东西那样来得直接。讲“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之类的哲理，虽自有其“中国特色”，但这些内容在西方文化思想中，也并非是不存在的，若任继愈先生说：“西方中世纪的哲学也是大讲安身立命的，他们也要囊括宇宙，统贯天人以成圣成贤为目标。”[⑦]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著中曾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一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其所谓“大传统”，系指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内省的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的多数平民或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⑧]中国儒、释、道之传统文化思想，当然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这主要应就精英文化的“大传统”而言，但就作为“百姓人情日用”的“小传统”来讲，讲“虚其心、实其腹”的《老子》的影响也许尚不及已经走向世界了的中国菜，据说，讲人生哲理的《论语》的西方读者，也一直远没有讲谋略的《孙子兵法》更多。从围棋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和普及状况看，亦可印证这一道理，其涵化人心，促进文化认同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本文刊《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4期，感谢杨华教授约稿。——居然把散文写成了论文的形式，这对俺来讲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尝试。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好像这种写法挺普遍的。）

[①] https://tieba.baidu.com/p/1689305966

[②]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见《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4月20日。

[③]参见白云：《梁实秋与围棋的故事》，见《人民政协报》2007年7月5日06版。

[④] http://www.taiwango.org.tw/about.asp

[⑤]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75-877页。

[⑥]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3页。

[⑦]任继愈：《朱熹与宗教》，见《任继愈禅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96页。

[⑧]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to civiliza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6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