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书籍的装帧艺术

清代内府书籍的装帧艺术是在中国历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起来的，清代内府以雄富的财力、物力及众多优秀的能工巧匠创造出了大量的传世珍品。由于这些作品，多作为宫廷陈设用书和皇帝御览之物深藏宫中，外界鲜见全貌。这些经典的书籍装帧艺术珍品，以形式多样奇巧，工艺精美绝伦，装饰华丽典雅，用材稀见考究著称，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史及工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籍的装帧，首先是为保护书籍防止损坏便于使用，如孙庆增《藏书纪要》云：“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其二；是为装饰及美观，如孙庆增举例钱遵王与毛斧季两大藏书家书籍装帧封面用纸情况：“钱遵王述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纸更佳，至于松江黄绿笺纸书面，再加常锦套金笺贴笺最俗”。其三；是进入等级社会后体现维护等级性及标志作用。书籍的装帧形式，色彩的使用，至清代有严格等级要求，不可越制。其四；是区别不同类别书籍的标志，如清宫天禄琳琅藏书以不同颜色的书函区分不同时代的版本，宋版影宋本书函以锦，元版书函以浅蓝色绢，明版书函以深蓝色绢。文渊阁《四库全书》封面按经、史、子、集各类以不同颜色区别，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目录黄色，五色按架排放一目了然。

中国古代古籍的装帧形式基本上经历简策形式、卷轴装形式、旋风装形式、梵夹装形式、经折装形式、蝴蝶装形式、包背装形式、线装形式。清代内府书籍采用的装帧形式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在刻本书的装帧形式中又增加了推蓬装、蝴蝶镶、毛订形式。

推蓬装：清内府刻本书中推蓬装这种装帧形式稀见，多见于手绘书画作品，前人在刻本书中无此称谓，此种装帧形式在清内府所刻的书籍中现存两种，清雍正元年清内府刻本《摩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乾隆内府清字经馆刻本《御译大云轮请雨经》二卷，这种装帧形式为前后上下翻页，书名横书，不同经折装左右翻页。此装帧形式在中国印刷史等前人著作中未曾提及，是因为这种装帧形式书籍稀见，及多与经折装书籍混为一谈。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把推蓬装与经折装严格区分，历来不同，所以刻本中也应有不同的称谓，使版本装帧形制更加规范。

蝴蝶镶：蝴蝶镶在现存古籍中，只能算一种特殊的装订印刷形式，不知它出现的具体年代，也讲不清它的消亡时间，而清代内府刻书中这种形式也确实存在。笔者近期整理内府刻书时发现几部，如：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平定两金川方略二十六卷图说一卷》，嘉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钦定大清会典》，道光十六年国子监刊刻的《钦定国子监志》，其装帧及版刻形式未见前人提及，也未见有关书目文献记载。

在一般的古籍插图版画中，卷轴装、经折装常见形式为卷首扉画及图文相间的插图版画，蝴蝶装比较适合整页的版画，包背装、线装的插图版画，则多为上图下文、上文下图、左图右文、前图后文、后图前文，以及两面相连等图文形式。如《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圆明园四十景诗》等，多为整版折页版画，这种装帧形式不利于翻阅，容易损坏。而《大清会典图》等书的插图版画，则由四个半页或八个半页整版雕刻，整纸印刷，左右两个半页为文字，中间两个半页为一整幅版画，每版中有两个书口、两个页码，中间版画打开后与蝴蝶装类似，但中间折缝处不粘于书脊，左右两个半页版框外装订纸加长并回折。因书脊装订处为二层纸，故折回后左右两半页框外装订印分四层纸，装订成册后薄厚均匀，有如古籍金镶玉做法。这种装帧和版刻形式在线装书籍中非常罕见，有专家称其为“蝴蝶镶”，当由蝴蝶装改进而成。至于在蝴蝶装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蝴蝶镶”，是否为清代内府首创？目前还很难断言。但这种装帧形式相当科学，对于古籍的翻阅和保护都非常有利，无疑属于古籍装帧艺术史上的一项新发明。不过，由于它要求整块雕板，整纸印刷，装订又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未能普及，在存世的古籍中非常罕见。

毛订：在清内府所刻现存的古籍中，存有此种装帧形式，不知其出现的具体年代，毛订的特点在折页上与线装相同，只是在书背内侧打两眼或四眼用纸捻穿订，天头地脚书背不用裁齐，或书背裁齐上下不裁加封面。据档案记载与现存实物观察，毛订装帧书籍多为清代内府颁发、赏赐、流通、库存用书，清内府书籍刊刻完成后按图书的内容由皇帝下旨颁行，赏赐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地方官府、寺院、书院等，这些书有的不加装订只是毛订，按使用者自己需要装帧不同形式，如：辽宁省图书馆、宁波范氏天一阁至今都存有内府赏赐的毛装书。清内府库存留用之书也多为毛订，按照不同的要求随用随装。

清代内府书籍的开本尺寸大小与装帧是有一定规律的，从现存实物与档案记载来观察，与古代的书籍制度有一定连续性，又不完全相同。古代最早的书籍，简牍长度就有一定的规律，因其用途不同和内容重要性而异。经典著作的竹简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和八寸，根据郑玄的说法六经书于二尺四寸之简，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由此可知长简用于重要典籍，而短者用于次要之书，因《孝经》和《论语》直到西元九世纪才被正式列入儒家经典。清代内府书籍的版式开本大小因内容而定，分为大、中、小三种。清代的各种典则、方略、钦定之书多采用中型开本，而又大于各种文集、类书、丛书类等。为便于携带，利于阅览还制作了袖珍小本，亦称“巾箱本”，如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刻的《古香斋袖珍本十种、九百零三卷》三百六十册，版刻极佳，乾隆非常喜爱。

清代内府对书籍封面、书函、书套等所用材质色彩要求非常严格，不能越制。常用色多为黄、红、蓝色。黄色以明黄，蓝绫封面为主，多用于记载本朝帝王《宗谱》《实录》《圣训》《本记》等，也用于钦定的《方略》《会典》《则例》等等。蓝色多用于儒家经典集部子部诸书。古代书籍使用不同色彩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思想及先古时期的祖先崇拜及对自然的崇拜有关，皇帝以五行之“土”盛，属土德，而土色为黄，故当时崇尚黄色。夏朝以五行之“木”盛，属木德，活木为青，故尚青色。商朝以五行之“金”盛，属金德，而金（金属之金）色为白，（状似兵器之利刃）故当崇尚白色。而周朝以五行之“火”盛，属火德，而火色为赤，尚红色。秦朝以五行之“水”盛，属水德，而深水之颜色为黑，故尚黑色。五行相衔，水克火，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从而形成循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就把五行本色当作了当时的基本用色，只是每一色在每一时期的重要程度不同，对唐朝来说，赤黄色成了至尊之色，惟有皇帝才可享用，黄赤色是作为生命之依的太阳的颜色，同时也是佛教神圣之色，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可影响人们的色彩选择，顺次由尊向卑排例的颜色是赤、黄、紫、朱、柠檬黄、绿青等。尽管如此，颜色的使用往往却是交叉的，只要关键地方如书封面应遵循等级规定外，其他如书籍的包角，书签、书别丝线的颜色是可以选择的。

清代皇帝更加重视色彩的使用，呈现出权威尊严，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礼制，内府书籍除配以色彩鲜艳的书衣外，书签、书别、书匣、书套等书之衣饰起到不可缺少的配饰作用。书套用多种色彩、纹饰的锦缎、杭细、布做面，楠木板、彬木板及60层合背纸做内板制成各种形式的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卍字套、如意套、云头套等等。所用书别多为驼骨别，部分为象牙别、玉别、木别、铜镀金别、扎丝珐琅别等等，形式多样。书匣、书盒多为朱色雕漆书盒、紫檀书盒、楠木书盒、书盒外多以镶嵌、镀金、雕漆、描金、掐丝等工艺加以装饰，美不胜收。书签多用黄绫、蓝绫、泥金笺、洒金笺纸、藏经纸或刷印或名人题签并钤以朱印。（文/ 翁连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