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城而过的波利斯季河，以及河对岸的教堂。
如
若不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老鲁萨（Staraya Russa）这个小镇，是很难被列入我的旅行清单的。它距离圣彼得堡5个小时车程，坐落在宁静的波利斯季河（Polist River）边，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老鲁萨至今依旧保留着19世纪俄国田园生活的魅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拥有他生前的唯一一套房产，作家最后一部长篇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正是以这个小镇为背景完成的。
我从另外一座老城大诺夫哥罗德（Veliky Novgorod）乘坐汽车前往老鲁萨，100公里的路程穿过湖边和原野，从一个拥有俄罗斯最古老教堂的城市，抵达一个依偎在河边悄无声息的小镇。说它为小镇有些略失公允，毕竟在16世纪伊凡四世统治期间，它曾经是继莫斯科、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如今也算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大城市，是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不过，它似乎与生俱来带有陈旧和慵懒气息，寥落的街道上少看到车和人，符合一个游客对一个小镇的定义。
▲ 街边有趣的蘑菇盖。
▲ 安静的河边，尽头就是陀氏的故居。
▲ 老鲁萨的位置。
误入俄罗斯人的家宴
老鲁萨的汽车站和火车站一起，位于城外近3公里的荒郊位置，下车之后四周一片开阔，让人有点分不清方向，大风吹过扬起阵阵尘土。
对老鲁萨的第一印象，是和小说中沿河安静的地方大相径庭的。
从汽车站出发，走上机动车开的立交桥，穿过铁轨，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苏式住宅楼。俄罗斯乡下，至今还保持着很多这种的破旧、单调的楼房，它们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修建的，所以也被称为赫鲁晓夫筒子楼（Khrushchevkas）。这类小户型简易住宅楼一般五层，原本设计居住年限也只有二三十年，是为了响应苏共中央要求住宅厉行节约的规定而修建。它们和圣彼得堡市区里的公寓楼不一样，后者往往拥有宽敞的楼梯和高大得夸张的门，而前者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的国土上也充斥着这类方块式的苏式居民楼。
▲ 火车站汽车站，很寂寥。
▲ 郊区的这些陈旧的筒子楼，看来跟中国很相似。
如今它们外表看起来破败不堪，白色的墙体已经泛灰，且彼此之间太过相似而难以分辨。不过，我在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都住在这种筒子楼里，俄罗斯人将里面装修得温馨漂亮。
进入城区才稍微有些欧式建筑的意思，除了河边的广场周围，我看不到更多的人群。走上横跨于波利斯季河上的旧石墩桥，桥上铺着用于行人的木板已经灰扑而破旧，踩上去咯吱作响。四周人向我这个拿着相机、矮小的亚洲面孔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偶有车辆往来，那时才觉得：老鲁萨是真的“老”。
扑面而来的衰败感，或许也只有如此，时光才能凝固在老鲁萨，让我们有机会一窥19世纪陀氏住在这里时的原始模样。
城区的各种店铺基本都紧闭着门，外面没有窗户让你瞥见里面的情况。寒风下，我哆嗦溜达了一圈也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有些气急败坏，最后终于在里街看到了一家似乎是Café的店面。这家店门口画着一个厨师卡通，手拿着一个平底锅，我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走上前去鼓起勇气拉开了那扇紧闭的铁门。
▲ 好不容易找到像餐厅的地方。
铁门内的景象让我吃惊：一二十号俄罗斯人围坐在长长的桌子两侧，似乎正在进行家庭聚餐，几个孩子在四周打闹嬉戏，热闹哄哄。而所有这些动作，在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停止，除了一股温暖的热气，向我迎来的还有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我觉得自己仿佛闯入了一家私宅，正欲回头离开，转念一想，出去还是找不到吃的，只好硬着头皮朝里走。服务员没有把我赶出去，他们在我和这群聚餐的人中间拉起了一个帘幕，我一个人占了一桌，满心欢喜，离吃上饭还有一个点菜的距离。
我差点忘了：老鲁萨的英语几乎为零，这家餐馆也不例外。
我望着全俄文且无图的菜单发起愁来，服务员来了我们一番鸡同鸭讲，双方都笑着耸肩。发微信向朋友求助已经来不及了，索性她拿起勺子向我比了个喝东西的动作，我顿时懂了，应该是“汤”的意思，赶紧点头。服务员摇摇头下去，很快陆续给我上来了汤、面包、茶、土豆泥配煎鸡蛋加黄瓜片，我心中一热，这竟比我在圣彼得堡看着图片点餐还来得成功。
▲ 我一个人被单独安排了一个小桌子，坐在角落里。
▲ 上来丰盛的食物，正好也符合我的口味。
一切如昨，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栋房子位于幽静的河边，四周的树叶散落一地，墨绿色的外墙和白色的窗棂干净整洁，如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此，偶有外地人来老鲁萨，大多也是冲着这座房子。
和圣彼得堡的陀氏博物馆一样，这里也保持着作家生前生活的样子。没有导览，不会讲英文的管理员塞给了我几张英文的介绍单子，就离开了。
▲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沿着木质楼梯走上二楼，走廊上四面大窗户面向花园，这里没有摆放家具，曾是作家的孩子们雨天玩耍的场地。走廊尽头放着陀氏那张著名的肖像画。这幅画的原作放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1872年5月，回到彼得堡的陀氏给写实画家瓦西里·佩罗夫做了一回模特。作画期间，佩罗夫每天都去找陀氏聊天、辩论，他最后捕捉到了作家沉醉思考时最有特色的一个表情。画中陀氏低垂的双眸看向无边的远处，他双手紧扣在膝盖之上，头微缩进宽大的夹克中，他身后的黑暗，仿佛就是整个俄国历史和苦难的沉淀。
▲ 瓦西里·佩罗夫给陀氏画的画像，这幅画原作放在俄罗斯，最后走的那天匆忙赶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终于看到了它。
陀氏一家曾租住在二楼，房东去世后，他最终于1876年买下了这座房产作为乡下避暑的地方。一踏入大厅，屋内的装潢简单古朴，墙面被贴上了格子印花墙纸，所有摆设的家具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你可以看到一顶帽子和一个白手套放在桌上，陀氏大部分保留在当地博物馆中的物品都在二战中丢失，而这些是他的亲属事后捐赠过来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作家当时阅读的一份报纸原版。
▲ 帽子和手套
▲ 作家休息躺卧的地方。
陀氏和他的文学朋友们在隔壁的房间聊天喝茶，另一侧，就是他写作的地方，他时常要等到晚上9点家人都睡下以后才开始创作，一直写到凌晨四五点。在这里，他完成了《作家日记》中的一部分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绝大部分；他于1880年在莫斯科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在普希金塑像前的讲话》，也是在这个房间中完成的。
透过书桌旁的窗户，能看到河边的小树林与隔壁家的木屋，一百多年前，陀氏也是看着这样的场景，一边跺步思考，一边挥笔写作。桌前昏黄的台灯亮着，几页手稿铺在桌面上，恍惚间，一切如昨，作家只是出门散了个步。
故居一层，存放着更多作家的手记。他的两个儿女，大女儿未婚未育，于1926年死于国外，儿子则继承下了他的血脉。如今陀氏的来孙已经出生，这些后人，也是故居的常客。
▲ 作家的书桌，以及窗外的景色。
冷漠和热心肠
这栋绿色的两层木屋斜对面，有一所气质奇异的小教堂，它像个方盒子兀自矗立于一片荒草之中，“方盒子”顶端照例有一个洋葱头十字架，看起来饱经风霜又有一丝神秘气息。
出于好奇，我朝荒草中走去，想进去一探究竟，却被里面突然走出来的一个俄罗斯男子拦住了，他叽哩咕噜讲了一通，我没有听懂，却只好作罢。
这位赶我出来的男子，和我在过去一个月中见到的俄罗斯人一样：冷漠。我从蒙古国坐火车进入俄罗斯，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所遇到的绝大部分俄国人都是如此。他们不苟言笑，拥有与身俱来的忧郁，衣服以暗色系为主，大街上、公交车上、地铁上，所有你能看到的行人，黑色、灰色或深蓝色，是他们的主色调。
▲ 荒草中气氛诡异的教堂。
“老百姓的悲痛是长期积在心中默默忍受的；它深沉内向，无声无息。”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样描述俄国人民的苦难。或许今天的俄罗斯大众和当初一样，悲痛依旧是向内且无声无息的。这或许与他们横跨东西的辽阔地理环境有关系，一面守着东方特有的保守和沉稳，一面接受着西方的开放和热情。
陀氏故居离老鲁萨城区有一段距离，附近全是独栋的矮小木屋，枯黄的落叶和随处可见的野猫仿佛宣告这一街区长期疏于打理。夜晚极其安静，不如大城市，但娱乐活动的匮乏让酒精又多了一个理由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嗜酒是几乎所有俄罗斯人的天性，还记得那条“伊尔库茨克穷人因为没钱买酒，只好喝含酒精的洗涤剂解馋，最后几十人中毒”的新闻吗？战斗民族对酒精的热爱就是这样没有道理。
▲ 弯曲的河水。
荒诞的故事和平静的老鲁萨
我走过桥，坐在河对岸基督复活大教堂前的大草坪上，浑身上下都觉得放松。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廖沙碰见的那几个打闹的小孩，是否就在这样的河边隔着河互扔石头？面对如此清新宜人的乡村风景，想到书最后阿廖沙对这群孩子所说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不要惧怕生活，在你做了一点好事、正直的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我不禁笑了起来，起身往回走。
回到那个小得可怜的城区广场，书中阿廖沙和他的二哥伊万在这附近的京都酒店，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类苦难和信仰”的对话。
▲ 寂寥的广场。
我没有找到酒店的原型，不过脑子里却回响着伊万对上帝的控诉，他列举了一条条关于无辜小孩遭受苦难的事例后说：“让虐待狂们下地狱于我有什么好处？孩子们已经被摧残了，地狱又能挽回什么？……如果说孩子们遭的罪被纳入苦难的总额，以凑足赎买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后面的“宗教大法官”那一章，更是对上帝进行了最深的质疑。
这本书中，骄奢淫逸的父亲不抚养孩子，和长大的儿子争抢同一个女人；有的虽号称热爱生活，却不信上帝；有的弑父谋财；无辜者被判刑，杀人者自杀，信上帝者离开修道院。
如陀氏所说：“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
荒诞就此展开，在这个看起来平静如水的老鲁萨。
▲ 在桥上眺望远处的教堂。
▲ 随处可见的野猫和枯败的落叶。
图、文｜小葱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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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葱，Lonely Planet 作者，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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